西漢始於公元前二零二年（劉邦於公元前二零六年稱漢王，二零二年稱帝），畢於公元八年王莽之篡漢，共二百一十年，以長安為首都；至於東漢，則始於公元二十五年，畢於公元二二零年，以洛陽為首都（因洛陽在長安以東，故史稱後一漢政權為東漢，前一漢政權為西漢，東漢又稱後漢，西漢則稱前漢，以其出現之先後而命名）。

東漢的立國者為劉秀。如前文所述，他是新莽末年綠林兵的將領，其究竟如何建立另一漢政權（即東漢建立之經過），其身份又是如何（即劉秀早年之生平），以下宜先作一論述，以令讀者清楚明白。

劉秀乃漢高祖劉邦之九世孫，西漢景帝子長沙王劉發之子舂陵節侯劉買的後裔，其高祖父（即劉買）同時又是劉玄的高祖父，故劉玄和劉秀皆是西漢劉氏宗室之後。新莽末年，劉秀與其兄劉縯加入當時之民變隊伍之一綠林軍，共同擁護劉玄為帝（稱更始帝），以恢復漢室為號召。公元二十三年，劉秀以數萬兵大敗王莽四十多萬軍隊於昆陽，新莽因而大衰，史稱「昆陽之戰」。昆陽戰後，劉秀及其兄長名聲漸響，因而惹劉玄之猜忌，劉玄後來更借故殺劉縯，劉秀礙於大局，只得向劉玄謝罪，而不為兄報仇。劉玄稍後又據洛陽，以劉秀守河北，劉秀因而在河北積聚實力，建立自己之根據地。更始三年（公元二十五年），赤眉軍（另一民變隊伍）陷洛陽，敗劉玄，劉玄投降被殺，劉秀遂在河北鄗城即皇帝位，改元建武，國號仍稱漢（即後來之東漢）。九月，洛陽守將投降劉秀，十月，劉秀遷都洛陽。

劉秀以洛陽為首都後，這並不表示當時全國已告統一，因新莽末年因社會、經濟等問題，已令無數人民被迫走上民變之道路（錢穆《國史大綱》稱新莽末年之民變隊伍的主要來源全是飢民集團，由此可見）。新莽雖滅，但當時各地之民變勢力仍熾，劉秀必須把它們完全消除，全國方可說是復歸統一，於是自建武三年（即公元二十七年）至建武十六年（即公元四十年），劉秀對各地民變勢力加以掃除，先後平赤眉、隗囂及公孫述等，割據勢力之完全廓清，代表著中國至此復歸統一，東漢於是繼西漢而為中國另一朝代（另一全國統一，且國祚不短之朝代）。

以上是對劉秀早年生平，以及東漢建立經過之簡述。不難發現，劉秀和歷朝開國君主近似，其也是深謀遠慮，心思周密之人，此在其不為劉縯發喪及在河北發展勢力兩處可見。而有一點尤值注意，是他也為具有豪情壯志之人，其曾言：「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執金吾乃禁軍之長官，陰麗華則是其自幼鍾情之傾國傾城之美人。立志如此，試一比項羽見始皇時言：「彼可取而代也」，漢高言：「大丈夫當如此也」，可見劉秀實不亞於項羽及劉邦。劉秀後來終得帝位，且娶陰麗華為妻，此一方面固是命運安排，但另一方面無不是其立志及自身努力使然。

東漢必須處理／面對的問題，其實大部份皆是王莽一朝必須面對之問題，只是王氏未處理好這些問題，其朝代即告滅亡，這些問題一線直下，遂成為光武一朝之問題，亦可說是東漢必須面對之問題。大約言之，這些問題可從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四方面分類。

其次，經濟方面，西漢中葉以後，土地兼併越來越烈，貧富懸殊之情況嚴重，「如何消除土地兼併及收窄貧富差距？」乃西漢末另一問題。王莽意圖用國營事業、王田制及改革貨幣以解決。惜過於激進，引起地主及人民不滿，於是，到了東漢，問題更準確便是「如何用溫和之方式消除土地兼併及收窄貧富差距？」。

當然，此四方面之問題有輕重緩急之分。就光武一代而言，時值戰亂之後，人口因戰爭而大為減少，土地數目雖不變，但人口數目已不如西漢末及新朝時，人少地多，土地兼併之勢自得以舒緩。而貧富差距大一部份是出於土地兼併，此勢既緩，一定程度上也可減輕貧富懸殊。又外交方面，如錢穆所言，中國傳統一向是先有內政，繼而重拓展四圍（前引書），如是，縱使匈奴已對西域加以控制，只要其不威脅我政權之穩定，此問題之解決與否於我影響不大，其也是較「緩」之問題。只有政治及社會問題，其性質較重要，必須解決。可是，光武乃一明主，雄才大略，近漢武而不如之過份，有為之君在前，內朝官之得勢只有助於皇帝，使其少受制抑（即令皇權高漲），對其並無大害，外戚也難以專權（因權在皇帝，不能旁落，外戚自不可專權），西漢以來之政治問題在光武一代又暫不成問題，故剩下實只有社會問題較需首先處理。

沿著上述之線索，故光武帝先處理社會民生問題。其曾九次發佈詔書，要求釋放奴婢和禁止殘害奴婢。又為減少貧民賣身為奴婢，經常發糧救濟災民，減少田租徭役（建武六年下詔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興修水利，促進農業生產（蓋農民生產足夠交稅或過活，其即不需賣身為奴或作佃戶）。政治方面，因內朝之得勢有助其大權在握，不受限制，若外朝權盛，此況將不再，其於是不但沒削弱內廷，且重用並擴大尚書台（為內朝官）之職務（尚書台之組織如下：其設主官一人，曰尚書令；副主官一人，曰尚書僕射；左承一人，右承一人。下設六曹：一曰三公曹，二曰吏曹，三曰民曹，四曰二千石曹，五曰南主客曹，六曰北主客曹。每曹各設尚書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共六十四位官員，六曹後來成為六部，六部尚書之由來在此），時雖仍置三公（司馬、司徒及司空），但事歸台閣，實權遂全在皇帝及依於皇帝之內朝上。尚書台只是皇帝發號施令處，無諫諍之力，皇權於是在光武一代進一步高漲，外廷則進一步削弱（此不惟是未克治漢武帝之遺風，而有使之更烈也）。外交上，劉秀既不發兵對付北匈奴（時北匈奴仍未南降），也不答允於西域復設都護，其下詔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後漢書．臧宮列傳），由此可見他對外交問題之處理採一消極不干預態度。經濟上，則只有建武十五年的全國清查土地戶口，唯終因豪強反對及官員偏私而告終。

（二）在對付功臣上，則以寬厚態度待之，要求功臣主動交出兵權，繼而回到其封國養老。其所得空缺由文吏擔任（此舉極近北宋太祖之做法）。除鄧禹，吳漢等外，大多不任以事，只由政府予恩養，政治上抑制，經濟上卻予照顧，使功臣們各得善終。

（四）教育上，擴充太學，表彰名節，獨尊儒術。

這些政策因不是針對西漢留下之問題，故本文另起一段以言之，可是，不針對西漢之問題非表示它們平白而起。以（一）為例，此乃源於回答「如何處理建國有功之宗室？」；（二）則針對「如何予功臣恰當之回報而不危及政權穩定？」；（三）乃因光武起事於地方以覆新莽，其不欲事件重演，因而提出；（四）乃針對新莽官場之歪風而來；（五）是解決「如何重振漢的官方思想而推下新朝之意識型態？」。只是這些問題非歷經數代而不能被解決，又為當前之最易於察覺者，且有前史可鑑以處理，故相比前述之跨代問題，其難被處理之程度較低，甚或呈現出一不是問題之模樣，可是，讀者決不能因其問題相之不易顯而謂這些政策平白而起，非對應著問題而發。讀者也不能說這些問題不是影響政權穩定之歷史問題（謂其是較易處理的歷史問題可，謂其不是歷史問題則不可）。

再說（四），提倡儒術及士人之名節，此一方面固是有益國家，使士人直言極諫，一心為國家盡忠，可是，從另一面看，當國家政權走入腐敗黑暗之時，士人必也因此而極力批評及議論，此時，一旦政府不能明暸士人之心態，則極容易出現打擊、摧折士人之況，事實上，東漢後來出現黨錮之禍，士人被打擊，因而變得不再理會政事，窮源溯始，未嘗不是源於光武之表彰儒術及士人之氣節所造成。又（五）方面，用今文於朝而不用古文，因古文乃為新朝服務，且屢不為漢室（指西漢）所用，光武既自認承西漢而續之，當其建立官方意識型態／選拔人才時，其自不用古文而用漢一直使用之今文了。

先就政治方面說，光武在位時，外戚固不能專權，內朝之被重用也有利皇權之高漲及運使，可是，假若光武帝日後去世，繼任者年幼，太后臨朝，其再出現外戚專權之況時該如何有效處理？光武於此似未為意（當然，有人或反駁道：「光武已時刻戒懼外戚之專權，其不用陰興輔明帝政可見」，可是，此回應只能謂光武有注意到外戚問題，卻不能說光武已立有一套方法以有效防止外戚專權，因外戚專權之根乃在皇權之過渡高漲及內朝之過重，要有效去之，其只有在根上處理。光武不用外戚輔政，卻許內朝之過重，此乃治標不治本之法，只顧權宜不顧長遠之法，光武此舉，實無損本文之所云，即其仍無為意「如何有效處理外戚專權？」，從而建立一套有效的解決方法）。光武只重眼前實效，卻忽視日後局面之發展，外戚及皇權問題之未決，在光武一代雖未產生大困難（甚或有益於光武，因外戚之勢更可被用以壓功臣及宗室），但卻漸漸成為東漢一代之隱憂矣。

其次，經濟方面，光武雖承亂局初定，土地問題因而有所緩和，可是，由其無法施行全國丈量土地可見，地主豪強的勢力仍大，且不少官員更和豪強勾結，侵吞民田，國家一旦承平日久，土地兼併之象必復再返，光武也於此無睿智洞察之，未對其作有效處理，此又是東漢之另一隱疾。

光武帝之事除了光武中興值得一述外，還有一件頗值得述說，也可見光武之重舊情及仁厚，此為其和嚴光之佚事。且說光武起事前，乃為一太學生，嚴光，字子陵，乃為其同學。二人亦學亦友，關係要好。後來劉秀成功推翻新朝，即任皇帝位，其得國後曾多次延聘嚴光出任官員，但為嚴光所拒。光武見嚴光意向已決，遂不迫故友為官，嚴光終垂釣富春山上，享年八十歲。又光武曾召嚴光至宮中請教國事，晚上同睡一床，嚴光睡時不小心把腳放在光武腹部，光武卻不以之懲光，反一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由此事中，一方面固可見嚴光之風高亮節（北宋范仲淹語），率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也可見光武帝之重視故人，體念舊情。不論是屢勸嚴光出仕，以欲其與己同治江山，抑是不因嚴之一時冒犯，因而予以懲罰，這皆是光武念舊情之表現，由於光武之極重故人、故情，表於政治，尤其是對待功臣上，遂顯得額外寬厚，額外具有仁德了，以仁待功臣，使之善終，由此處更可見是出於光武帝之真情厚意，非權謀計策了（此又比宋太祖更優勝了一步）。

至於有關光武帝之評價《後漢書．光武帝紀》稱：「數年之間，廓靖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者庸有異夫。」；《續漢書》則說：「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無以加之矣。」。前者之說或有不當，因光武未真能完全消去西漢留下之問題而開一新局；後說則較為中肯允當。又王夫之《讀通鑑論》謂「自三代以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就仁德之心之自然表露言，亦極是。近人林劍鳴《秦漢史》稱「東漢統治者劉秀，雖在西漢末儒學盛行的氣氛下長大的，本人也對儒家經典略通大義，但在建立東漢政權後，他卻採取與西漢年初相類似的指導思想，遵循道家的無為原則為政。」，此說值得商榷，蓋如上分析，光武也有不少救災救民之措施，抑制土地兼併之政，又表彰儒術，以其政為無為之政，任由人民及經濟自然發展，此似不合史實，故筆者認為其仍以儒為政治措施之指導方針（有人或引《後漢書．光武帝紀》：「吾理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以證光武用道家，此實不必。蓋柔可指道家老子之柔，也可指儒家孔子之仁，後來朱子釋仁即用柔及軟釋之，柔既不為道家專用，光武此語自可是針對其近儒之政策而言）。

其四，學術方面，明帝繼續提倡文教，崇尚儒學（源自光武遺教）。章帝更親祭孔子，又召集當時名儒，群聚於京師的白虎觀，討論諸經的異同（《白虎通義》即此次會集討論之記錄）。

以上是明章之治的主要內容。不難發現，除了外交上，明、章的政策可對應問題外，政治及經濟等方面之措施均無任何出色之突破。政治上，明、章仍未發覺外戚專權出自內朝及皇權之過重，明帝尚嚴懲外戚，致令外戚不敢擅權，章帝更是不能防限了，終至和帝，外戚專權之火復燃。經濟上，明、章又無法想出治理土地兼併之有效方法，只承土地仍足分配之優勢，繼續分田予人民耕種，卻不知時日一久，土地兼併之勢仍復再來。

最後，總結一下，東漢初年之光武中興及明章之治雖帶來一時之治世，也在中國歷史中留下了一剎之光輝，但其內在本有不少困難，可視為此一新政權之隱憂也，尤人之患隱疾般。隱疾難醫，同樣，光武及明章二帝也無法解決（亦未知覺病根之所在）新政權所有之隱疾，終隨著時日推移，隱疾發作，政權不能維持（東漢滅亡亦在此）。

又從中國歷史之整體發展論之，東漢所面對之問題其實即是自春秋戰國以來，至秦漢第一帝國（黃仁宇語）所生出之問題，易言之，即第一帝國時期之種種流弊，全體現在東漢身上，錢穆《國史大綱》用「統一政府之墮落」為東漢史興亡之標題，確具卓見。東漢既盡受第一帝國之毒所害，它的滅亡，同時自代表中國歷史進程一個階段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