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朝代要能長治久安，其必須對自身所面對之歷史問題（不論是跨時代的還是當時代才出現的歷史問題）有恰當之處理（即用帶來最少壞影響，甚或是能帶來好影響之方式解決之）。就東漢一代言，其既無法有效解決自身所面對之歷史問題，東漢之衰亡終亦由此定矣。

在述說東漢衰亡的一段經過及原由之前，我們宜重溫一下東漢一代關鍵的歷史問題，以便作進一步的了解。如前文（見＜論東漢（一）＞）已述，東漢的主要問題如下：

（一）政治方面：「如何把外戚專權、內朝重於外朝之情況消除？」乃為東漢必須面對之一問題。

（二）經濟方面：「如何消除土地兼併及收窄貧富差距？」、「如何用溫和之方式消除土地兼併及收窄貧富差距？」等是東漢政權面對之難局。

（四）外交方面：「如何取得西域的控制權，以牽制匈奴？」，此為外交上東漢要面對之問題。

又經濟及社會問題乃相互依存者，豪強土地兼併越盛，暪稅的情況越是嚴重及普遍，稅收因而全由貧民下戶承擔，貧民下戶無力支付，或賣地賣身而為奴，或為逃戶盜匪，擾亂社會秩序。社會問題之滋生繁衍，全決定於經濟問題之解決與否，換言之，經濟問題一旦得被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當可自動被解消也。至於外交方面，自東漢中葉以後，西羌逐漸取代匈奴成為東漢政權之邊防大患，「如何取得西域的控制權，以牽制匈奴？」遂因歷史環境之轉變而引出一新問題「如何能有效（即不危及統治權之穩定）處理西羌問題？」。

以上大致是東漢一代的主要問題之略述，東漢的歷史也是沿著解決這些問題而開展。惜乎東漢政權自始至終仍未對上述問題加以解決，問題日告嚴重，東漢因而滅亡，以下且逐面分析如下（此亦可視為東漢衰亡原因之分析）：

首先，政治方面，如前文（論＜東漢（二）＞）所述，東漢自光武下至桓靈二帝，其一方面依舊重用內朝（所謂「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一方面只是從人事上（而非從制度上）防止外戚專權，而外戚專權之問題實際上只可在內朝被削而外朝權力被提高時，此問題方可得到真解決，於是，光武及明章時，外戚問題尚未帶來大問題（因皇帝已成年，內朝只為皇權服務，而未為外戚之完全支配），但自和帝以後，君主壽夭，皇權旁落，為外戚把持，外戚問題終成為大問題。皇帝後來又用宦官奪外戚之權，外戚則援引朝中正直大臣及太學生以抵抗，問題轉趨複雜，在中國傳統政治皇權獨尊及缺乏法制上對知識份子之保障下，兩次黨錮之禍釀成，朝內朝外正直力量盡失，國家元氣大傷。此一切，簡言之，其實即反映東漢一代完全不能對政治方面的問題予以恰當處理，國家元氣大傷，只是此問題不能被處理之應然所得的結果，而此結果卒令東漢衰亡。

至於經濟方面，東漢初年人少地多，土地兼併之況得以舒緩，問題仍不大，可是，由光武於建武十五年清查全國土地戶口，卻因豪強反對及官員偏私而告終一事，我們也隱約見到東漢政權對此問題之有心無力。下至中葉以後，國家歷經明章二帝之治世，人口漸漸繁多而土地又開始出現不足分配之象，豪強兼併本無被處理，只是被東漢政府置而不論，戚宦及朝中權貴此時又恃其勢大而於各州郡佔田佔地，卻不向政府繳稅。政府稅收日趨不足，於是加重貧民下戶之稅額以充數，但貧戶如何可應付？結果或為佃農奴婢，或為逃戶，政府稅收不足，不少天災的救濟政策、基建開支、以及對外軍費皆相應不足。救濟不善，因而生民變；軍費不足，因而打敗仗。又在處理土地兼併問題上，地方官員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支持豪強，或反對之，結果前者成為朝中掌權派的支持者（即政權之腐化一派），後者成為被朝中權貴打擊的正直之士（即政權之光明一派），黨錮之禍部份也和此有關，則它又間接損害政治明矣。經濟方面之問題，終東漢一世而未被妥善理，而此問題之未解決又使社會等問題之不可被解決，東漢亡之一端也在於此（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稱：東漢中葉以後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迫，政府又無從用累進稅率抽稅，結果造成稅收短絀，對貧弱人民不能周濟。而地方官員處理農事訴訟，或偏於地方豪強以打壓農民，或堅持不畏豪強而令自己丟官。其實，黃仁宇之意即上述段落之意，讀者於此可細參。）。

外交方面，東漢明帝時雖曾派竇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永平八年竇固又派班超率屬吏三十六人，出使西域（班超先至鄯善，攻殺北匈奴使者及其隨從百餘人，鄯善懾服。班超後來又至于闐殺匈奴監國，擊退龜茲，助疏勒復國，復置西域都護），以加強漢室對西域之控制。可是，章帝初立，西域復亂，漢廷曾決定放棄西域，罷都護（後來班超雖輾轉為東漢朝廷立為西域都護，但細觀其中小節，已知東漢不願對西域多加用力）。後來班超死後，朝中更無合色人才可任西域都護，加上漢室又困於和西羌之作戰（此時北匈奴已不為大患，加上大量的財力及軍力皆用在對羌戰事上，東漢遂完全放棄對西域的控制權），東漢終棄西域於不顧，「如何取得西域的控制權？」不能算是得到完滿的解決（論者或可說班超通西域為東漢暫時成功處理此問題之一表現，但若論者說東漢一代能有效控制西域，此則不合事實）。

於此又需再補充一點，東漢對某一方面問題的處理，其結果是會影響它對其他方面問題的處理的。舉例言之，東漢在政治上無力解決外戚問題，以致戚宦循環相爭。戚宦各自當權，其黨羽親屬因而遍州郡，恃其威勢以佔奪民田，加劇土地兼併及稅收之短缺，經濟問題繼而不能被去除，此即政治處理不遂而連帶使經濟問題惡化一例子。又經濟上土地兼併之盛，使地方官束手，地方官無法從正途打擊豪強，於是遂以道德理由為藉口打擊豪強，豪強多和朝中權貴有關，因而使權貴向地方官復仇，地方官或被禁錮，或被殺，正直勢力被壓，政治因而衰頹，此則是經濟問題之處理不當又惡化政治問題之處理。外交上伐匈奴及西羌皆需大量金錢作軍費，軍費由何來？人民之稅收，則人民稅收必因戰爭之烈而增加明矣。稅多而豪強暪稅頻仍，貧民下戶負擔之稅必重，生活因而日艱，結果又令社會出現更多問題，此則是外交問題處理失當連帶惡化社會問題，使之不可被處理及解決。

先述察舉之弊。察舉始於西漢，乃兩漢之主要選仕制度，也是兩漢文治政府得以建立的基礎。漢武帝元光元年下詔：「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以應詔舉薦者無多，甚至無人舉薦，於是於元朔元年下詔，嚴令地方遵行，以後遂成為常選制，每年一次舉行。察舉之目的，最初實是為了要選出孝廉及賢良入朝為官，以建立具德行及政治實力的文治政府。可是，到了東漢，察舉漸失其效，反對政權有害。一，因察舉權多操在地方官（即郡太守）之手，而一地方官察一人為官，此人日後若為地方官，仍必察當初察其為官者之後代為官，如是，世代相繼，社會上一方面形成門第，另一方面也使官吏只對當初察其為官者盡忠，而不知有中央政府（此即錢穆所謂「二重的君主觀念」，東漢為官者只對察其為官的人盡忠，卻不對中央盡忠），離心勢力於此形成，促成日後東漢之分裂，間接使東漢滅亡。二，因地方豪強富戶多巴結地方官以選其後代為官，為官者漸為富豪子孫，只知欺壓百姓，而不知民生疾苦，其又無德無才（舉茂才，不知書，流弊生於此），政權因而動搖（在外出現民變，在內為佞人充斥）。三，因察舉以孝廉為選仕標準，促使人為了為官，不惜偽裝矯情，扮作孝子賢人，時有「察孝廉，父別居」、「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紿，朋友相詐」等流弊，察舉原意全失，有害無利。於是，察舉在東漢中後期只是為政權製造麻煩，使中央集權下降，形成分裂之勢，朝中佞臣漸多，社會門第漸出現，土地兼併越烈而已，此亦是東漢衰亡之一因。

至於風氣之奢侈上，章帝時，京師貴戚近親及郡縣豪家已奢華無度，有些更以金縷玉匣相競，風氣奢靡之極。 風俗既如此，國家一片頹風，自不可久持。

由於上述因素及現象，東漢末終出現黃巾之亂，繼而有州郡割據，東漢在一連串的腐敗及分裂之下，終告滅亡。以下略述黃巾之亂及東漢滅亡經過如次。

靈帝死，少帝立，何太后臨朝，太后兄何進欲和袁紹合謀，詔董卓入京盡殺宦官（此仍是外戚聯士人和宦官相爭之一例），事洩，宦官先殺何進，後袁紹入京，盡殺宦官二千多人，董卓不久也入宮，廢少帝，立獻帝，獨尊國政。當時各地州牧不滿董之所為（各地完全是出於利益考慮而不滿董卓，非因所謂禮也），以袁紹為盟主，起兵討卓，卓勢孤力弱，遂挾獻帝遷長安。

此時中央已名存實亡，董卓不久為部下呂布及王允合謀殺害，長安大亂，獻帝乘亂逃回洛陽，為曹操迎至許下，自此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稱大將軍，位司空。操死，其子曹丕立，廢獻帝自立，東漢於是滅亡。東漢自光武中興至獻帝，凡十四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東漢滅亡之經過雖然激烈，也充滿戲劇性，但從事象看其本因，關鍵處仍不外上述所言：其無法處理自身需面對的歷史問題。記述經過，無疑不及分析史事般有意義。對於東漢一代史事，本文至此，基本上也算是描述出個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