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朱子學脈論＞寫於 1948 年，補於 1977 年，恰好橫跨《朱子新學案》成書前後。在這篇文章中，錢穆嘗試論證周、程、朱是有學理上的傳承。

(1) 程朱「性即理」源出濂溪「主靜立人極」。

朱子也徑說外邊感，中間應；由外感，由內應。只分內外，有感應，似較二程說法更平易，更接近常識的看法。但朱子此番話，精神上仍是二程傳統。他們似乎看人生只有應，沒說到有感。「感」是主動，「應」則是被動。所謂「順應」，亦是後天被動也。他們所謂感，只是物來感我，由外感內；更不說我去感物，由內感外。正因由我感外，便是動，便是私，便似落在「情」一邊，便非廓然之大公，便非寂然而不動。照這一點說，程、朱意見還是一貫。程門言性，替出「愛」字，換上「理」字。言仁，替出「愛」字，換上「公」字。看人性成一靜的物事，於是乃有伊川「性即理也」的主張。朱子在這些大節目上，並未有改變更動。他們都沒有孟子「如火始然如泉始達」，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的一種境界。這是宋儒理學正統，所由與先秦儒相異處。追尋根源，亦可說全是濂溪「主靜立人極」的一派。只從此一大條理，便可把周、程、朱子四家思想綰成一線。

(2) 伊川五性說、朱子「氣質之性」源出濂溪五性說。

濂溪說的五性，乃指火水金木土而言。伊川說五性，始指仁義禮智信。把仁義禮智信分配於水火金木土，在漢儒已然。朱子又詳為發揮。所以也可說，濂溪的五性說確已包孕有伊川的五性說。總之只要說到五性，明明已是「氣質之性」，而非程、張所謂的「天地之性」。

(3) 朱子提出理氣論，旨在綰合濂溪、伊川論性差異。

濂溪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亦可謂「中正仁義」只人性所有，非萬物並有。萬物與人生皆屬後天，先天中有此中正仁義否，濂溪似未強調此主張。但伊川則明白認仁義禮智信為五性，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認「五性」在父母未生以前，人生而靜以上；而「七情」在父母既生，感物而動之後。這一分別，濂溪是否先有，宜再討論。而下及朱子，則大體與二程相差不遠。二程固是早歲曾受濂溪之啟發，但後來自得道真，於濂溪不甚稱道。故思想線索雖仍自一貫，而不能謂無異。直到朱子，始確然推尊濂溪，以為二程所自出。這亦是朱子之特識，而細節異同，朱子似未及。

……他的理氣論，乃為直接周、程而綜合之的最要理論。他的理氣論似可會合先、後天為一，而仍不免分先、後天為二。

(4) 程朱倡導新儒學，意欲自創一新系統，指導當前實際人生，實啟發自濂溪：

茲再縱而言之。自孔子下傳孟、荀有儒家，自孔子上溯周公有《五經》。漢代罷黜百家博士，專立《五經》博士，《孟子》博士亦遭罷黜。孔子《論語》，僅為小學教科書，太學博士專授《五經》。因此漢儒之微言大義，通經致用，著眼點重要在政治與歷史，以上跨暴秦，回復三代。孔子素王，為漢制法，所爭在上層政治制度，尤急於下層之社會人生。魏晉以下，王統中輟，莊、老代興，隨之佛教東來，社會下層人生之領導權，乃操於道、釋之手。唐代恢復兩漢之治統，惟道統則仍不在儒而在釋。中經五代喪亂，宋儒所求恢復者，不惟漢、唐之治統，更主要者，在孔子以下儒家之道統。然如歐陽永叔之《本論》，以及慶曆、熙寧之變法，先急仍在上層政治。濂溪沉淪下僚，迹近隱逸，多親方外，其注意力乃更偏於人生方面。其運思為學之主要對象，為老聃與釋迦。所爭在人生哲學之領導權，而上層政治制度，轉居次要。以此遂成此下理學新興之開山，而被認為宋學之正統。此為宋明儒與漢唐儒之主要分歧點，此層最當注意。

惟濂溪所重，在如何由道、釋而返之儒。此乃人生一大轉嚮。最要精神，在當時之現實人生上，而稽古非所急。故其所為《太極圖說》，根據《周易》，而《易》言「太極」，無「無極」，濂溪增入之。又《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濂溪乃曰「主靜立人極」。此非濂溪必欲違反《周易》以自立說，更非濂溪必欲引進老、釋之言以自廣。在濂溪之當前人生上，認為惟此乃為一正當適切之出路。濂溪之意，亦如此而已。

明道在熙寧時，屢上書論政，又曾助荊公推行新法，此仍是前期宋儒意態。後始轉變，一意在人生問題上作研討……明道之學淵源濂溪，其弟伊川已明言之。濂溪雖言「志伊尹之所志」 然曰「學顏子之所學」。其志固不忘政治，其學則固在人生。故其告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即學問在人生尤先於在政治之明訓……由漢唐經學轉而為宋明儒學，其途實自濂溪啟之。故二程兄弟「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此是學術意態與途轍上之一大轉變……

論明道學之所授受，舍濂溪別無可考。然「天理」二字，不僅濂溪未言，即《六經》、《語》、《孟》亦無之。只《小戴禮樂記篇》一見。此非明道必欲自創新見。惟欲自創新人生，則非自心親有體悟不可。故濂溪、明道之學，實是創新之功為多，而稽古之功為少。處此時代，則實有其不期然而然者。惟人生新途徑，即由老、釋返孔、孟之途徑，既由兩人創闢，則後有隨者，於此新途徑之所嚮往，自當有繼續鑽研之功。故愈後則創新愈少，稽古愈多。伊川承濂溪、明道之後，其稽古之功，乃較兩人為益進。

……伊川著《易傳》，此為自濂溪、明道倡導新儒學即理學以來第一部特為鑽研某一古經典而有之著作，然亦僅此一著作而已。然伊川乃以兩書接引門人後進，一曰《大學》，一曰《西銘》。《大學》在《五經》、《論》、《孟》之外，僅《小戴禮記》中之一篇，亦向不為漢、唐儒所重視。横渠《西銘》，則二程同時朋輩之作品。可見濂溪、二程倡導新儒學，其意實欲自創一新系統，以為當前實際人生作指導，因非欲一一遵依孔、孟成規以立教也。故其意亦終不重在稽古著書上。

然而此種風氣實有流弊，如二程不稱重濂溪，即其一例。而程門大弟子如謝上蔡、楊龜山之徒，其後梢皆流入禪學去。朱子承龜山之四傳，親受業於李延平，然於李延平之教終有不滿。並亦不滿於伊川之《易傳》而著《易本義》，又為《詩集傳》；乃皆自感不滿，至自譬為雞助。於是乃一意求之孔子之《論語》。自濂溪、二程以來，人人尊孔子，排釋、老，認為新人生蔪嚮在此。然孔子究何言，所言究何義，實未深切探究，有明白歸一之定論。使人人言自得，各自得於心，而不能建立一共同之師承，則斯道終不明。濂溪、二程，意在創新儒學，亦終不脫舊經學圈套，其特重《周易》，即其一例。朱子則移新儒學之重心於《論語》，求為逐章逐句逐字，明白釋之。此雖有似漢、唐儒之經學章句，而用意固大別。朱子幾乎乃畢生用力於此。先則多依據二程，繼則擺脫二程，即以《論語》求《論語》。其《論語集注》之最後定本，所采二程語乃不多。此又為濂溪、二程以來新儒學之一大轉變。其先只求擺脫釋、老，歸向儒學；至是乃於儒學中心孔子一人《論語》一書作首尾貫徹之研尋。此乃朱子對新儒學之新貢獻，實亦是莫大之大貢獻也。

然朱子作此研尋，其本源仍從濂溪、二程來，其主要精神，仍在創興一新儒學，以為當前實際人生作領導；故其《論語集注》，終亦與經生章句不同。

……自有《論語集注》，繼之以《孟子集注》，又繼之以《學庸章句》，《四書》之結集乃代漢、唐之《五經》，而成為後代儒者之人人必讀書。故朱子乃始以濂溪、二程之新儒學，上綰之於先秦儒，一以孔子為宗而完成一大系統。而朱子遂為中國儒學史上繼孔子而起之集大成者，亦以此也。

……今自濂溪以至晦翁，所以為理學之正統者，乃在不脱一種「高蹈逸民」之風，故使社會下層，在實際人生上有一親切之領導，乃群棄老、釋而惟儒之歸。後人乃疑理學諸儒多近隱退一路，乃其濡染於釋、老方外之證，則不免為目睫之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