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四年 (1130 年) 對南宋來說是關鍵一年，雖然主戰派氣勢如虹 (韓世忠在黃天蕩大敗兀朮率領的金兵；岳飛在牛頭山大敗金兵，收復建康)、金國無法消化中原大片領土 (金太宗冊立劉豫割據河南、淮北，建立偽齊政權)，但秦檜南返，力主宋金和議，主戰派開始由盛轉衰。

高宗對秦檜主和極為受落，除了宋室重文輕武祖訓使然，還因為建炎三年 (1129 年) 三月的「苗劉兵變」刺激。且說苗傅、劉正彥發兵誅殺高宗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他將皇位禪讓給三歲的皇太子趙旉，幸賴各地將領出兵勤王，苗、劉才被磔死。但經此一役，高宗無疑對武將有戒心，不復信任主戰派。

加上當時徽欽二宗尚在五國城，一旦「直搗黃龍」，帝位豈能保住？秦檜固然是金國派至南宋的細作、間諜，但高宗實際上也有自己一番盤算。觀乎明景帝許英宗南返，卒之發生「奪門之變」，英宗復辟，就知道高宗的顧慮是可以理解。韓世忠、岳飛等的軍隊亦號稱「韓家軍」、「岳家軍」，僅名義上隸屬朝廷，非正式官方軍隊。種種因素集合下，「紹興和議」達成，對高宗、對金國都是件好事，只是苦了被殺的岳飛。

「紹興和議」是南宋國策轉向主和的起點，一直至淳熙十四年 (1187 年) 高宗逝世，大體未變。南宋政治有一個特色，即採取二元政治格局 (又稱雙重皇權體制)，前任皇帝雖退居二線為太上皇，但仍存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相反，新任皇帝雖號稱皇帝，卻不能完全擺脫太上皇的制肘。孝宗內心是想有一番作為，是主戰，見《宋史・薛叔似傳》：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茍安無事之說。」上默然。

奈何高宗未死，孝宗不能造次。至高宗死，孝宗即起用大批主戰派官員，如周必大、楊萬里、朱熹、薛叔似、葉適、胡晉臣等。他們同時好談儒家心性之學，與以王淮為首的主戰派 (因應實際形勢漸進改良) 有別，後世稱之為「道學集團」。

孝宗本有意用「道學集團」充當輔政大臣，協助兒子光宗趙惇幹一番大事業，完成自己未竟之志。可惜光宗即位後，受皇后李鳳娘 (父親李道為將領) 唆擺，長期不去重華宮探望父親。「道學集團」屢勸光宗探望太上皇，光宗死不悔改。皇族出身的趙汝愚，於是聯合「道學集團」和外戚韓侂胄，發動政變，迫光宗禪位予嘉王趙擴，史稱「紹熙內禪」。

「紹熙內禪」後，趙汝愚拒絕對韓侂胄論功行賞，激起韓侂胄不滿。朱熹勸汝愚「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未有接受。適逢諫官黃度彈劾侂胄事洩，朱熹也批評侂胄為人，侂胄於是迫朱熹離開朝廷。彭龜年請留朱熹而驅逐侂胄，未果。隨著龜年被下放至地方，中央朝政為韓侂胄所把持。

韓侂胄奪取臺諫主導權，杜塞言路，孤立趙汝愚。慶元元年 (1195 年)，汝愚罷相，流放衡州 (今湖南)。與汝愚友善的「道學集團」旋即被清剿，「道學」被斥為「偽學」，「道學集團」被斥為「逆黨」，史稱「慶元黨禁」。

寧宗嘉泰二年 (1202 年)，黨禁稍弛。可是，韓侂冑發動開禧北伐 (得朝中主戰派支持，如葉適)，為金人所敗。金人以殺韓侂胄為談和條件。寧宗與楊皇后授意史彌遠派人刺殺韓侂冑，史稱「玉津園之變」。史彌遠代韓侂冑為相。

史彌遠專橫跋扈，太子趙竑汲汲於反制之。寧宗駕崩，他竟說服楊皇后，矯詔擁立趙貴誠為帝，是為宋理宗，並借謀反罪賜死趙竑。史彌遠掌政至身死。

宋理宗最大貢獻是把理學升格為正統官學，惟晚年用丁大全、賈似道等，又貪戀女色，沉迷享樂。蔡東藩《宋史通俗演義》：

史臣謂理宗繼位，首黜王安石，從祀孔廟，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士習不變，有功理學，應該廟號為理。哪知他陽崇理學，陰多私蔽。在位四十年間，連用奸相三人。令他竊弄威福，攪壞朝綱。史彌遠、丁大全，已是善蠱主心，再繼一隻手蔽天的賈似道，內逐正士，外怒強鄰。看官！試想這積弱不振的宋室，到此還能久存麼？

蒙古南侵，猛攻襄陽。賈似道虛報軍情，令宋度宗蒙在鼓裡。襄陽城破，宋度宗終日借酒消愁。他死後兩年，蒙古陷臨安，俘恭帝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