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將胡瑗、孫復、石介合稱「宋初三先生」，以此為理學之先驅。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稱安定先生。他七歲能文，十三歲通《五經》，慨然有志成為聖賢。隔鄰小孩的父親看見胡瑗，非常驚訝，對胡瑗的父親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可惜胡瑗「家貧無以自給」，其於是夥同孫復、石介，前往泰山南麓棲真觀 (道士廟) 苦讀，「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每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復展，深怕干擾了苦學決心。仁宗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適逢范仲淹出任蘇州知州，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為湖州教授，「蘇湖講學」因而展開。

史載「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所謂「倡明正學」，即是宣揚儒家學說。「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看似嚴肅，實則不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師生間存有互相關懷之溫情，猶如一家人。正是由於胡瑗獨特的教育態度，使門人多達一千七百餘。錢穆稱他為「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胡瑗訂立「蘇湖教法」，設「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慶曆年間，仁宗把「蘇湖教法」引入太學。嘉祐四年 (公元 1059 年)，胡瑗辭世，享年六十七歲。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世稱泰山先生。他「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遂「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對他「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石介任學官，作《明隱篇》替老師說好話：「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范仲淹、富弼認為孫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於是推薦他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孫復撰有＜儒辱＞，為辟佛老開出第一槍：

「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

他在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去世。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世稱徂徠先生，師從孫復。天聖八年 (公元 1030 年)，他高中進士 (與歐陽修、蔡襄等同年登科)，為人「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因作《慶曆聖德詩》，斥權臣夏竦為「大奸」，外放濮州通判，未赴任而卒。著有《怪說》三篇，排佛老之餘，批斥晚唐五代以來的文藝輕薄。

胡瑗、孫復俱受范仲淹器重，這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早年有著類似經歷 (離家刻苦攻讀)，且奉儒家經典為行事準繩。他們排斥佛、老，鞭撻浮誇文學，代之以經義、韓愈柳宗元式的質樸古文。針對現實政治之污穢，他們不甘心認命，故有石介斥夏竦、范仲淹指責呂夷簡。藉學術引導政治，竊以為是此一團體努力之方向。

然而，看在呂夷簡、夏竦等人眼裡，范仲淹等於在建立黨羽，危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呂夷簡「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的指控，未嘗沒有原因。

有一點必須指出，和周 (敦頤) 張 (載) 二程 (程顥、程頤) 著力經營「心性之學」迥異，宋初知識分子比較看重經學 (如《春秋》)、史學 (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他們文學造詣亦高，寫得一手好文章，決非靠語錄傳世。

[主要參考資料]

1. 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

2.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

3. 脫脫等，《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