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皇后被廢」事件中，范仲淹跟孔道輔等人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呂夷簡的「廢后」立場。呂夷簡當時權傾朝野，加上仁宗有意「廢后」，范仲淹卒之被貶為睦州知州。

有一富弼，年少時在泰州和范仲淹結識，「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范仲淹被貶，時任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的富弼上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未獲採納。

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期間，蘇州發生水災，「民田不得耕」，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因治水有功，仲淹官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未幾被召回京師，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范仲淹年青有為，具實幹能力。他對朝中流弊看不過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尤其對處事作風保守、年紀較大的呂夷簡構成威脅。

景祐三年 (公元 1036 年) 五月，仲淹不滿呂夷簡任用私人 (「進用者多出其門」)，向仁宗進獻《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范文正公年譜》：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變相指斥呂夷簡用人失當，以權謀私，夷簡不悅。

沒多久，兩人又就建都之事發生爭論。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此其實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必定持守的見解，亦是宋太祖當年的看法。呂夷簡卻說：「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一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

以往我們曾經指出，呂夷簡是一史學頭腦，主張接受現實，順勢謀利。以汴京為首都經歷那麼多年，箇中實有其道理在，不能輕易質疑。其遂批評仲淹「有事必居洛陽」主張為迂闊，不切實際 (迂闊不是指仲淹真的很迂闊，只是反映呂夷簡不願改變現狀)。

仲淹撰四論 (分別為：＜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 諷刺時弊，並說：「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言談間頗有向呂夷簡開火的意味。夷簡終於忍耐不住，大怒道：「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北宋「朋黨之爭」由此揭開序幕。范仲淹被罷為饒州知州。

殿中侍御史韓瀆迎合宰相呂夷簡意旨，「請書仲淹朋黨 (列寫仲淹同黨姓名)，揭之朝堂 (在朝廷張榜公示)」。一旦成事，恐怕牽連甚廣。

秘書丞余靖因此聲援仲淹：「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

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范仲淹是師友，且仲淹推薦過自己，願一同降官貶黜 (「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館閣校勘歐陽修批評諫官高若訥「坐視而不言」：「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與高司諫書＞)

三人最後俱被貶官，史稱「景祐朋黨」。

高若訥，史載他「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乃一擅長史學及法家思想之人物。

尹洙，史載「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至於歐陽修，「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二人比較崇尚儒學，對現實政治敢於議論，以道抗勢。

驟眼看來，這是一場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直言極諫者 (范仲淹可視為跟寇準、王曾一脈相承) 與逢迎主上者之爭。然而，細心分析兩派的思想淵源，更準確的講法應該是：史學 (崇尚法家思想) 與儒學 (講究道德義理) 之爭。

史學與儒學之爭，是知識分子團體內部的紛爭 (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接觸史學、經書和子書)，故云「朋黨之爭」。知識分子多少有點自負、矜持，致使黨爭越趨激烈。

黨爭後來甚至影響變法進行，導致北宋國勢日走下坡。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