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10 月 1 日 (星期日)，兩名第 6 拉吉普達拿團第 5 營 (5th Bn. 6th Rajputana Rifles) 的士兵趁休假離營的機會，以探望在深圳河哨站駐守的同鄉為名進入禁區，其後不理哨兵勸告，涉水越過深圳河，向對岸正與游擊隊作戰的日本第 23 軍士兵投降。

兩人俱屬印度兵，對日軍表示，自己不願入伍，抵港後不斷從事土木工作，致使身心疲累，傳聞日人善待印人，於是前來投靠。

他們將所知軍情盡告日軍，其中提到：

(1) 駐港軍隊不斷在山上挖戰壕；

(2) 英國軍官聲稱香港駐有「四團印軍、三團英軍、九十門火炮、二十五架飛機和五十艘軍艦，故不難攻落」。

日軍以二人「智識水平太低」，覺得其情報無甚價值，念在他們真心投靠，未有將之交回英軍，予以釋放。

印兵叛逃案後，兩名皇家蘇格蘭團第 2 營 (2nd Bn. Royal Scots) 士兵亦於 6 日越境到中國，被日軍逮捕。他們稱自己原本是蘇格蘭的勞工階層，因生活所迫當兵，有感軍旅生活艱苦 (其中一人更掛念仍在印度的妻子)，遂趁衛兵不察，從營中逃脫，乘火車至深圳羅湖邊境，經中國、印度返國。

他們也把所知軍情告訴日軍，且在地圖上註明：

(a) 英、印軍六團；

(b) 大型軍用機場有五十門高射炮、三十架轟炸機；

(c) 香港島有三門 16 吋 (406 毫米) 炮，每半哩則有一門 6 吋炮，並有機械水雷；

(d) 海軍有巡洋艦八艘、潛艇七艘、炮艦、水雷艇三十多艘等。另外，有法國海軍協防。

資料頗為誇張，兩人不久被遣回香港。

鄺智文、蔡耀倫懷疑，皇家蘇格蘭團士兵「叛逃」，是賈乃錫及其參謀用以迷惑日軍的詭計，旨在用大量假情報覆蓋叛逃印兵可能洩露的機密：

「被俘英兵對醉酒灣防線、啟德機場、昂船洲設施隻字不提，但特別強調英軍在香港島 (包括一直被視為弱點的南岸) 均備有大口徑岸炮，而且鯉魚門附近更備有當時最大口徑的 16 吋炮，似有意無意間給予日軍『不能直接進攻香港島』的印象。」

1941 年日軍用上一個「師」(部隊規模比旅大、比軍團小，介乎 10,000 – 25,000 人之間) 攻打香港，又自其他戰線調來大量炮兵、攻城炮支援，反映日軍多少遭誤導 (mislead)，香港變相為其他戰線分薄日軍兵力。

1940 年 12 月，空軍上將樸芳 (Air Mar. Robert Brooke-Popham) 出任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剛到任，就要求英國政府增援各亞洲屬地，以阻嚇日本。他主張倫敦增派兩營英軍到港，同時延長守軍在新界及九龍半島的抵抗，為防守港島爭取更多時間。可惜有關建議被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德國入侵波蘭，主和的張伯倫失算，主戰的邱吉爾臨危受命，接任首相) 反對。

邱吉爾批評派兵援港是「大錯特錯 (This is all wrong)」，重申：香港的防務問題不是能否守住香港或解圍，而是如何平衡「持續抵抗所得到的道義優勢、隨之而來要求解圍的政治壓力，以及因為延長抵抗而導致市民承受更多苦難」三者。倫敦最終僅同意送香港 35 根高射炮備用炮管、15 輛備有布倫式機槍 (Bren Gun) 的履帶式裝甲載具 (Universal Carrier)。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