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還可從經濟、軍事、學術思想三方面得到印證。

唐初「均田制」、「租庸調制」並行，計口授田，為民制產。「均田制」乃北魏李安世上疏倡議。至於「租庸調制」，則脫胎自李沖「調」法。

兩制俱依賴地廣人稀作為前提，偏偏歷經貞觀、開元之治，人口急劇上升，土地不足分配。尤有進者，「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的慣例未被嚴格恪守，均田可行卻必須先審正戶籍。安史亂起，百姓遷徙他方避難，戶籍散失嚴重，理無可理。朝廷於是改用「兩稅制」，不復分田，直接在夏秋兩季徵稅，以確保稅收。

「租庸調制」以徵收實物 (如農產品) 為主 (即實物地租)，「兩稅制」則規定一律用銅錢繳稅 (即貨幣地租)。後來明清時期政府普遍要求人民用白銀交稅，有關做法肇始於中唐。

另外，唐代發明了「飛錢」，宋代的交子、元清兩朝的鈔票，皆濫觴於此。

軍事上全國置六百三十四個折衝府，寓兵於農 (每戶招一二丁男，平時負責耕作及接受軍事訓練，戰時由中央遣將帶領出征，戰後將歸朝廷，兵返本府)，沿襲西魏蘇綽「府兵制」。

唐玄宗時，邊患日亟，用兵不斷，無人願意當府兵，以致折衝府無兵可交。玄宗採納張說建議，改行彍騎制，招募京兆、蒲、同、歧、華、潞諸州壯丁擔任宿衛京師的工作 (共十二萬人)，稱「長從宿衛」。邊防戍守方面盡數委之於「十節度使」。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界劃，漸趨明顯，對立性亦隨之增加。

蔥嶺、南詔喪師，兩京精銳毀於一旦，給安史有可乘之機。安史亂後，節度使不聽朝廷命令，據地自雄。中央禁軍操控在宦官之手。皇帝要剿討某節度使，往往需借助其他節度使的軍隊，萬一被借助者心生反叛，皇帝即時陷於劫難，不能自救。「涇原兵變」德宗出逃便是一好例子。

宦官手握軍隊，故能廢立君主，皇帝也要仰其鼻息。朱全忠盡殺宦官，篡唐自立，禁軍重新由皇帝執掌。後唐時禁軍改稱「侍衛親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是為「侍衛司」。後周世宗柴榮另組「殿前軍」，置「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點檢」，是為「殿前司」，位在「馬步軍都指揮使」上。中央禁軍分成「侍衛親軍」和「殿前軍」兩支，其中以「殿前軍」戰鬥力較強，地位較高。「殿前都點檢」位高權重，宋太祖趙匡胤即憑位居此一要職，奪周室天下。

又遭北宋蕩平的南方諸國，很多是唐末藩鎮的延續。

學術思想上，唐初佛道比較興盛，中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風氣始有復興儒學的跡象。李翱作《復性書》，更利用佛學義理詮解儒家心、性、情等概念，為兩宋儒者鉆研心性之學埋下伏筆。

伴隨儒學復興而來，是文學革新。反對駢四儷六、言之無物的浮華誇張文字 (三國六朝最流行)，強調「文以載道」，追求簡單樸實，「古文運動」因而出現，影響及於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