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出使契丹返還，特別上奏仁宗：

「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聲，馳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佔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儒，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矣。」

建議朝廷精挑「素習邊事」的將領守邊，並重視代州 (雁門關所在地) 的將領選擇，以應對邊境突發情況。

包拯後來出任三司戶部判官。慶曆六年 (公元 1046 年) 六月，為京東轉運使，七年 (公元 1047 年) 四月，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八年 (公元 1048 年) 五月二日，調任河北轉運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戶部副使。

三司指戶部、度支、鹽鐵，皆理財之官。

包拯任三司戶部副使期間，曾有下列惠民紓困的舉措：

(a) 廢除秦隴斜穀務向人民徵收索取造船木材；

(b) 七個州不用再為河橋竹索交納賦稅；

(c) 把刑、洺、趙三州民田 (共一萬五千頃) 分給人民；

(d) 對解州鹽法進行規管，去除其對人民的困擾。

皇祐二年 (公元 1050 年)，包拯受任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以下是他一些主要政績：

(i) 屢次立論斥責權幸 (有權勢而得到皇帝寵愛的奸佞之徒) 大臣，請求罷廢一切由內廷施予的曲意恩賜 (即要求仁宗勿以私害公)；

(ii) 依次呈上唐朝魏徵三條奏疏，要求仁宗置於座位右側，作為座右銘，緊記要以國家大事為重；

(iii) 提醒仁宗明於聽取採納，分辨朋黨 (包拯曰：「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言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士勸戒，此最為國之患也。」其似乎傾向同情范仲淹派系，不認同王拱辰等做法)，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為主的說辭。仔細言之，共七事：去刻薄 (去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僥倖 (抑制僥倖投機分子入朝為官)、正刑明禁 (正刑法明禁令)、戒興作 (戒大興土木)、禁妖妄 (禁止妖言妄說)。

包拯的建議，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把包拯拉入諫官行列，有助緩和范仲淹、王拱辰兩派矛盾，修補「台諫」的裂痕。而觀乎包拯見解，他依舊痛斥奸佞，反對任用私人，力主抑制恩蔭，簡言之，即贊成變法。他只是對變法苛刻不寬厚的地方不以為然)。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三月，包拯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跟任職知諫院時不同，他「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 (如有緊急情況)，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餱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 (如果說駐軍不能立刻削減，請訓練民兵，稍給糧食，每年的費用，不到駐軍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稅，那麼供給的人數就多了)。』不報」。

包拯不久調任瀛州知州，「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因擔保推薦官員失誤，貶兵部員外郎、池州知州。嘉祐元年 (公元 1056 年) 八月，「復官 (指刑部郎中)，徙江寧府」。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 畢沅，《續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