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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04 21:23:39瀏覽357｜回應0｜推薦0 | |
被視為當代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強調，兩岸統獨問題並不是當前的最高價值，台灣擁有土地改革的成功經驗，大陸具備制度創新的有利基礎，兩岸應共同探討土改經驗模式，相互借鏡，並從民生關懷做起，關注彼此更高的生存價值與命運，才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崔之元最近訪台，曾應邀在台大發表《孫中山、Henry George、臺灣土地改革與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演講。他在離台前接受專訪時引述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話強調，兩岸要有「文明國家」的創新思維與共識，不能為統而統，為獨而獨，推動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應讓人民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關懷民生 才符合兩岸人民利益 國際金融風暴期間，中國曾出現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控股民營現象，這種「國進民退」發展趨勢，恐不利經濟成長，但長期專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課題的崔之元指出，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並不會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更不代表「國進民退」，其實這與西方國家解決這波金融危機的動機是相同的。 崔之元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很多國際知名的大型企業相繼面臨倒閉，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採取國有化的手段來應對金融危機，其中，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60%國有化，通用被稱為Government Motors，美國總統歐巴馬儼然代表通用的最大股東。 這波金融危機迫使西方採取「國有化」措施應對危機，崔之元說，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體驗。他說，1992年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會見鄧小平時，還曾質疑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相矛盾的，因只有具備財產私有化的社會基礎，才有可能推動市場經濟。 金融海嘯 國企反穩定資本市場 崔之元認為，處理這波金融危機的經驗，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重大的啟示。尤其，國資委支持國有企業根據發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並支持國有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回購股份。實踐證明，中國國有企業與資產的運作，確是資本市場的穩定力量。 積極倡議制度創新思維的崔之元說，西方對中國推動經改模式、制度創新發展的理解，經常只有透過兩分法來解讀。他舉例說，如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土地承包權可以流轉，西方的理解就是「私有化」，但這種解讀是錯誤的。 崔之元認為，這種理解應與傳統的兩分法有關，即土地所有權只能私有或公有，因此，對於出現一種創新的機制，比如說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和抵押的新作法，受制於傳統的理解，即無法準確掌握制度創新的現實意義。 經濟民主 制度創新源泉和目的 對改革開放卅年的發展，有種觀點認為，改革就是「轉軌」，或與國際「接軌」，但崔之元認為，將改革過程理解為轉軌，或者接軌，將無法具實反映中國改革的豐富生動內容和過程，還可能喪失進一步改革和創新的想像力。 主張大陸國有企業要將投資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的崔之元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其豐富的內涵，實際就是指公有資產要在市場經濟運作，產生收益，將收益和公民聯繫起來，成為公民權益，還可調動公民關心公有資產。 崔之元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由於金融創新過度所造成的，顯見並非任何制度創新都是好事，只有能使人民分享到利益的制度創新，才是理想的制度創新。他強調：「制度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靈魂，而經濟民主則是制度創新的源泉和目的。」 崔之元 中國「新左派」旗手 師承美國芝加哥大學「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曾於1994年發表《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專文，闡述馬克思主義是對中國改革有啟發的思潮。該文被認為是中國「新左派」代表作，崔之元則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47歲的崔之元，199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任高級訪問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著有《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等。 「左派」一詞源自法國大革命時期。在當代西方政治觀點，「左派」泛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中國「新左派」則指支持恢復部分「毛澤東路線」社會政策的人士。 長期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趨向的崔之元，雖然和一些「左翼」的朋友，並沒有使用「新左派」的詞彙來描述自已，但他說，「新左派」並非保守，或反民主，而是更能關注平民百姓的根本權益。 中國是封建資本主義 不要以為經濟好了 就肯定目前的「中國模式」 哲學家李澤厚是中國思想界的一位先鋒人物，他的著述影響了文革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和整整一代學者。雖然已移居美國多年，李澤厚每年都回到中國，對中國社會現況有持續的觀察，他日前接受《金融時報》中文網專訪時指出，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談「中國模式」還為時太早。 對於中國輿論界倡導「中國模式」的主流觀點，李澤厚深感憂慮。他說，最近中國有不少有關倡導「中國模式」的文章，文章的水準很差，只是個大學生水準，沒有本質的東西。文章水準差是一回事情，但這種觀點現在如果開始成為主流觀點，問題就大了。 政府權力過大 李澤厚表示，他贊成有「中國模式」，中國若能走出一條既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也不同於現在資本主義的新路，會對人類作出貢獻。但他認為，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現在還沒有看到，談模式還為時太早。中國根本還沒有成型。 「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官本位，政府權力過大。」他說，官本位就是封建特色，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模式是我們爭取的目標，但還不是現實，現在就談中國模式簡直是胡說八道。他說，很多人認為，現在就存在「中國模式」，好像中國一切都很好，政治上這樣一種控制也很好，這是錯誤的，會有誤導作用。 他說，經濟進步是很難的，這幾十年中國實行的市場改革機制很好，經濟發展有很大進步。與大部分人的認知相反，李澤厚認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相對經濟發展是比較容易的。經濟上，中國已經在摸索，認為這幾十年成就很大。特別每個階層的生活都有所提高，包括一些抱怨最多的人，「現在的確有很多不公平，一定會有的，不可避免。但貧富懸殊不能那麼大，所以中國必須走出一個模式。」 兩會變一言堂 李澤厚說，中國太大，不可以完全抄襲台灣。中國太大了，有13億人，台灣才2000多萬人口，大不相同。台灣的確搞了美式民主，但是這在中國現在沒法搞。中國走自己的路，政治上怎麼個走法？政治上更需要累積經驗。 李澤厚認為，中國「兩會」現在的表現還不如80年代，有時連90年代都不如。當年他作為人大代表參加會議時，提出新民主主義丟棄得太早了，這在當時是很刺激的話，但現在連那個時候講過的都不敢說了。「現在大家就是舉手。即使這些代表不是選出來的，是上面委派的，總可以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吧。而現在他們只是花瓶，毫無意義。委員長、副委員長一大堆，幹什麼？政協也好，人大也好，必須這兩個機構真正能夠參政議政。 」 嚴控意識形態 李澤厚也提及中國現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意識形態上，10年前好像還沒有現在這麼緊」。他並以親身經歷說明這一觀察。 李澤厚與中國著名文藝批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劉再復的對話錄《告別革命──20世紀中國對談錄》一書，1995年在香港出版，5年前還可以從香港郵寄到北京，而這兩年卻被中國海關扣押。有許多出版品，中國的出版社編輯會主動刪改一些內容，如果不刪，編輯就會失去工作。 建國60周年的國慶閱兵式舉行期間，李澤厚在北京。他說，他家的胡同口，大家不准走出，進出都要拿著身分證，只有居委會認識的才放行。國慶前搞過3次預演，氣氛很緊張，很多老百姓都在罵。李澤厚說，國慶閱兵期間的這種做法，是一種倒退。更為可怕的想法是，自以為經濟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機，就覺得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鞏固下來，「這是很可怕的，會掩蓋很多問題，包括經濟上的問題」。 以經逼政讓步 李澤厚表示，希望中國的下一個「30年」能夠走得比較和平，但最危險的想法是認為現在的制度很好，要鞏固它。包括現在搞儒學，就是為了鞏固現在這種政策，這很危險。 李澤厚很相信經濟的力量，他認為因為經濟的力量，某些制度不得不改變，可以逼著政治慢慢退讓。他說，大家真正都有錢的話，就會不太一樣了，有錢人就知道維護自己的財產、房屋、汽車。現在有一個好的趨勢，就是拚命向農村發展，中國那麼多人口，只要技術真正起來以後，內需真正拉動了，那時候就有越來越多的人維護個人權益，就會逼著政治慢慢退讓。 政治退讓首先會反映在黨內的不同利益上。在利益集團之間，包括權貴利益之間也會出現矛盾。各種利益就會慢慢爭取一個政治上的結構，並慢慢成型，但這是比較長的過程。 對眼下「中國模式」這種概念，李澤厚認為要迎頭痛擊，因為這個模式就是要鞏固目前的政策與制度，是錯誤的。 擠開民主大門 書裡，他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後一個，並非不贊成民主政治，但他反對現在的中國搞一人一票，「在中國搞選舉，關鍵是怎麼個選法」。每個人都應該有參政的權利，但是怎麼運用這個權利是關鍵。 第一，中國要搞黨內民主，黨內民主不僅僅是讓黨員自由發表意見，而且最好允許成立不同派別；第二，司法獨立；第三，輿論逐步開放。現在經濟問題允許討論，政治問題卻不讓討論。 李澤厚在1992年就曾寫過，中國不要再有戲劇性的變化。戲劇性的變化，人們看了很痛快，但是效果是不行的。所以他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後。輿論也不是要求一下子全部開放，可以慢慢的逐步開放、講改良。他說，「中國的民主大門不是衝開的，是擠開的。你在這擠一點，我在那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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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