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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統獨問題 不是兩岸最高價值
2010/01/04 21:23:39瀏覽356|回應0|推薦0

2010-01-04 中國時報 【王銘義/台北專訪】

  被視為當代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強調,兩岸統獨問題並不是當前的最高價值,台灣擁有土地改革的成功經驗,大陸具備制度創新的有利基礎,兩岸應共同探討土改經驗模式,相互借鏡,並從民生關懷做起,關注彼此更高的生存價值與命運,才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崔之元最近訪台,曾應邀在台大發表《孫中山、Henry George、臺灣土地改革與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演講。他在離台前接受專訪時引述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話強調,兩岸要有「文明國家」的創新思維與共識,不能為統而統,為獨而獨,推動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應讓人民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關懷民生 才符合兩岸人民利益

     國際金融風暴期間,中國曾出現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控股民營現象,這種「國進民退」發展趨勢,恐不利經濟成長,但長期專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課題的崔之元指出,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並不會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更不代表「國進民退」,其實這與西方國家解決這波金融危機的動機是相同的。

     崔之元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很多國際知名的大型企業相繼面臨倒閉,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採取國有化的手段來應對金融危機,其中,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60%國有化,通用被稱為Government Motors,美國總統歐巴馬儼然代表通用的最大股東。

     這波金融危機迫使西方採取「國有化」措施應對危機,崔之元說,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體驗。他說,1992年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會見鄧小平時,還曾質疑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相矛盾的,因只有具備財產私有化的社會基礎,才有可能推動市場經濟。

     金融海嘯 國企反穩定資本市場

     崔之元認為,處理這波金融危機的經驗,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重大的啟示。尤其,國資委支持國有企業根據發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並支持國有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回購股份。實踐證明,中國國有企業與資產的運作,確是資本市場的穩定力量。

     積極倡議制度創新思維的崔之元說,西方對中國推動經改模式、制度創新發展的理解,經常只有透過兩分法來解讀。他舉例說,如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土地承包權可以流轉,西方的理解就是「私有化」,但這種解讀是錯誤的。

     崔之元認為,這種理解應與傳統的兩分法有關,即土地所有權只能私有或公有,因此,對於出現一種創新的機制,比如說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和抵押的新作法,受制於傳統的理解,即無法準確掌握制度創新的現實意義。

     經濟民主 制度創新源泉和目的

     對改革開放卅年的發展,有種觀點認為,改革就是「轉軌」,或與國際「接軌」,但崔之元認為,將改革過程理解為轉軌,或者接軌,將無法具實反映中國改革的豐富生動內容和過程,還可能喪失進一步改革和創新的想像力。

     主張大陸國有企業要將投資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的崔之元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其豐富的內涵,實際就是指公有資產要在市場經濟運作,產生收益,將收益和公民聯繫起來,成為公民權益,還可調動公民關心公有資產。

     崔之元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由於金融創新過度所造成的,顯見並非任何制度創新都是好事,只有能使人民分享到利益的制度創新,才是理想的制度創新。他強調:「制度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靈魂,而經濟民主則是制度創新的源泉和目的。」

崔之元 中國「新左派」旗手

2010-01-04 中國時報 【本報訊】

     師承美國芝加哥大學「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曾於1994年發表《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專文,闡述馬克思主義是對中國改革有啟發的思潮。該文被認為是中國「新左派」代表作,崔之元則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47歲的崔之元,199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任高級訪問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著有《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等。

     「左派」一詞源自法國大革命時期。在當代西方政治觀點,「左派」泛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中國「新左派」則指支持恢復部分「毛澤東路線」社會政策的人士。

     長期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趨向的崔之元,雖然和一些「左翼」的朋友,並沒有使用「新左派」的詞彙來描述自已,但他說,「新左派」並非保守,或反民主,而是更能關注平民百姓的根本權益。

中國是封建資本主義 不要以為經濟好了 就肯定目前的「中國模式」

2010-01-04 旺報 【記者盧葦/綜合報導】

        哲學家李澤厚是中國思想界的一位先鋒人物,他的著述影響了文革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和整整一代學者。雖然已移居美國多年,李澤厚每年都回到中國,對中國社會現況有持續的觀察,他日前接受《金融時報》中文網專訪時指出,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談「中國模式」還為時太早。

     對於中國輿論界倡導「中國模式」的主流觀點,李澤厚深感憂慮。他說,最近中國有不少有關倡導「中國模式」的文章,文章的水準很差,只是個大學生水準,沒有本質的東西。文章水準差是一回事情,但這種觀點現在如果開始成為主流觀點,問題就大了。

     政府權力過大

     李澤厚表示,他贊成有「中國模式」,中國若能走出一條既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也不同於現在資本主義的新路,會對人類作出貢獻。但他認為,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現在還沒有看到,談模式還為時太早。中國根本還沒有成型。

     「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官本位,政府權力過大。」他說,官本位就是封建特色,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模式是我們爭取的目標,但還不是現實,現在就談中國模式簡直是胡說八道。他說,很多人認為,現在就存在「中國模式」,好像中國一切都很好,政治上這樣一種控制也很好,這是錯誤的,會有誤導作用。

     他說,經濟進步是很難的,這幾十年中國實行的市場改革機制很好,經濟發展有很大進步。與大部分人的認知相反,李澤厚認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相對經濟發展是比較容易的。經濟上,中國已經在摸索,認為這幾十年成就很大。特別每個階層的生活都有所提高,包括一些抱怨最多的人,「現在的確有很多不公平,一定會有的,不可避免。但貧富懸殊不能那麼大,所以中國必須走出一個模式。」

     兩會變一言堂

     李澤厚說,中國太大,不可以完全抄襲台灣。中國太大了,有13億人,台灣才2000多萬人口,大不相同。台灣的確搞了美式民主,但是這在中國現在沒法搞。中國走自己的路,政治上怎麼個走法?政治上更需要累積經驗。

     李澤厚認為,中國「兩會」現在的表現還不如80年代,有時連90年代都不如。當年他作為人大代表參加會議時,提出新民主主義丟棄得太早了,這在當時是很刺激的話,但現在連那個時候講過的都不敢說了。「現在大家就是舉手。即使這些代表不是選出來的,是上面委派的,總可以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吧。而現在他們只是花瓶,毫無意義。委員長、副委員長一大堆,幹什麼?政協也好,人大也好,必須這兩個機構真正能夠參政議政。 

     嚴控意識形態

     李澤厚也提及中國現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意識形態上,10年前好像還沒有現在這麼緊」。他並以親身經歷說明這一觀察。

     李澤厚與中國著名文藝批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劉再復的對話錄《告別革命──20世紀中國對談錄》一書,1995年在香港出版,5年前還可以從香港郵寄到北京,而這兩年卻被中國海關扣押。有許多出版品,中國的出版社編輯會主動刪改一些內容,如果不刪,編輯就會失去工作。

     建國60周年的國慶閱兵式舉行期間,李澤厚在北京。他說,他家的胡同口,大家不准走出,進出都要拿著身分證,只有居委會認識的才放行。國慶前搞過3次預演,氣氛很緊張,很多老百姓都在罵。李澤厚說,國慶閱兵期間的這種做法,是一種倒退。更為可怕的想法是,自以為經濟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機,就覺得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鞏固下來,「這是很可怕的,會掩蓋很多問題,包括經濟上的問題」。

     以經逼政讓步

     李澤厚表示,希望中國的下一個「30年」能夠走得比較和平,但最危險的想法是認為現在的制度很好,要鞏固它。包括現在搞儒學,就是為了鞏固現在這種政策,這很危險。

     李澤厚很相信經濟的力量,他認為因為經濟的力量,某些制度不得不改變,可以逼著政治慢慢退讓。他說,大家真正都有錢的話,就會不太一樣了,有錢人就知道維護自己的財產、房屋、汽車。現在有一個好的趨勢,就是拚命向農村發展,中國那麼多人口,只要技術真正起來以後,內需真正拉動了,那時候就有越來越多的人維護個人權益,就會逼著政治慢慢退讓。

     政治退讓首先會反映在黨內的不同利益上。在利益集團之間,包括權貴利益之間也會出現矛盾。各種利益就會慢慢爭取一個政治上的結構,並慢慢成型,但這是比較長的過程。

     對眼下「中國模式」這種概念,李澤厚認為要迎頭痛擊,因為這個模式就是要鞏固目前的政策與制度,是錯誤的。

     擠開民主大門

     書裡,他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後一個,並非不贊成民主政治,但他反對現在的中國搞一人一票,「在中國搞選舉,關鍵是怎麼個選法」。每個人都應該有參政的權利,但是怎麼運用這個權利是關鍵。

     第一,中國要搞黨內民主,黨內民主不僅僅是讓黨員自由發表意見,而且最好允許成立不同派別;第二,司法獨立;第三,輿論逐步開放。現在經濟問題允許討論,政治問題卻不讓討論。

     李澤厚在1992年就曾寫過,中國不要再有戲劇性的變化。戲劇性的變化,人們看了很痛快,但是效果是不行的。所以他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後。輿論也不是要求一下子全部開放,可以慢慢的逐步開放、講改良。他說,「中國的民主大門不是衝開的,是擠開的。你在這擠一點,我在那擠一點。」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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