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共产党为什么要处理薄熙来 （一）》我们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习的政绩在哪里，为什么自从习下到福建，他这里的黎明一直总是静悄悄 ？答案非常简单，习在忠实遵循中国官场从政的规则，什么规则？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薄熙来在大连弄的那么大的动静，后来又在重庆做的风风火火，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官员上有没有先例？这个问题很重要，原因我会在后讲，因为这个牵扯到共产党对薄的处理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乱来。有没有其他的在地方施政有大动静的？我们还真有现成的例子，一个是万里，一个是赵紫阳。

两个都是在70年代末，在地方虎虎生威的大员，当时有什么“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还说这个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民谣，我不了解来历，我看未必是百姓书写的，很有可能是上面授意出台的，无论是出于上，还是来自下，这个评价也还算公平。毕竟他们两个人改善了各自主政地方的民生。

但是你别忘了，他们两个人政策的出台，是大有背景的，当然也一定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有关系，但是这个背景是他们大干快上的坚决前提。赵紫阳当时的后台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二次出山，还没有被打倒，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支持非常关键。而万里是77年开始主政安徽，他在安徽最大的政绩就是支持包产到户，缘由于小冈村农民自发的土地改革，但是这是1978年，实际是1979年的事情，万里在当时提供了支持。我当然很佩服万里的举措，但是我们要记住，万里是一个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手，是在73-75年做过北京市委一把手的人物，而且在1976年末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他再次从1977年复出，没有背景（后台高层支持）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后台是有邓小平的，这个是公开的。他们两个人的政治嗅觉也是非常灵敏的，这非常正常，在任何国家玩政治都要有灵敏的嗅觉。

我费了半天口舌，就是告诉大家，在中国地方做做事情，特别是做与众不同的事情，没有中央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体制不支持地方大搞，因为中国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万里和赵紫阳当时的举措是行于乱世，是体制外的例外，毕竟邓公的大位还在冲锋。一旦国家大势的尘埃落定，中央是一定会把权收回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风生云起的地方屈指可数，一个是广东、深圳（包括其它的特区），一个是上海，这个是和中央政策的绝对倾斜和扶持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中央是在下一盘经济大棋。除此之外，就是薄熙来的大连（从1992年开始），声势浩大。而且有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非常突出薄熙来。广东的政绩是谁？深圳呢？上海呢？都是一群人，而大连只有薄熙来，而且他还不是大连的名义上的老大，按资历，市长最多就是老二。

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这个集权体现于中央管地方、省管市、市管县、县管乡镇，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高调施政是很让上级忌讳的事情，这个是常识。薄熙来这么做，一定让人侧目，肯定如此。问题来了，薄熙来勤政为民为公，难道不好？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要举个例子，就是这个静悄悄的习近平，同时期的习去了福建，悄无声息。

我们前面说过，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常山赵子龙的老家）也有政绩，我们也讲过，这个政绩的产生是有习的功劳，但是也因由于习的强势背景，他当时的作为，在当时的中国河北县级政府中也是很大的举措。但是民间几乎没有耳闻，我了解是由于我87年去过正定县，习的小小政绩给当地带来的繁荣是看的见的，而且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习进平这个人。初次听说习进平，还是因为大名鼎鼎的彭丽媛嫁给了他，而且我也根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压根就没有人提，只是听说彭丽媛嫁了一个当官的。

习进平去了福建，有没有什么政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如果习进平想强势上位，搞出什么个动静，他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因为他的后台硬，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下级官员的政绩是做给上级看的，上级的评价说了算，这个没有公平和不公平的事情，不是这么回事情，中国的高度集权体制运行必须如此，除非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无论合不合理，官员必须遵守。

再次举个例子，还是这个低调的张高丽，张这个人深谙此道，张在深圳的政绩是他仕途的关键，张做了什么事情？我知道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张推行的“高科技交易会”，当时在深圳做的也是大张旗鼓，很热闹，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办，到底这个东西如何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是至少做了十多年了，可见这个“高科技交易会”还是兜拢了，这一定对张的上位有正面作用，这就是政绩。关键的一点是，您在中国其它地方几乎听不到，这个很重要，中国地方的很多举措都是被中央授权的“摸石头过河”。如果广州先深圳一步，也搞了这么个“高科技交易会，张高丽就只能望洋兴叹，只能另寻出路，这也是中国各地方博弈施政的特色。而习进平和薄熙来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大有优势的，后面的台子很硬。

而习进平和薄熙来的最关键的不同是，薄熙来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习却闷声不响。我们后来知道，习竟然在80年代去美国考察农业，这个可是当时中国非常少见的机会，在习的这个级别的官员出国考察，几乎是没有。习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有上级的支持，上级官员的支持很关键，可见习若想搞出点动静，他是肯定能做到的，我们就用公开的事实来分析。

习在85年后就在厦门出任了常务副市长，是有实权的副市长，厦门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中央大力扶持的特区，习如果想出政绩，厦门最好、最适合、最恰当，好过福州，福州作为省会，政治地雷太多，不好踩。我估计当时的习也是这么希望的，他有后台，如果他想顺势接厦门的一哥，当然非常有优势，这是一定的。但是习没有能留在厦门，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宁德市。

我们知道福建是前线省份，中央由于台湾的事情，福建的发展是被限制的，虽然福建地理位置优越，但是中央的政策在那里放着，福建不是为官的好地方。而宁德是在福建的东侧，是前线的前线，是福建相对落后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中国地方干点突出的事情，去的地方很重要。比如河南就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西藏也是。但是中国的中央施政是统筹安排的，让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也去，而且小道消息传说，如果你在中央得罪了大人物，就让你去难受的地方憋着，活该气死你。

习进平委曲下宁德，对于他这么一个有背景的人，一定是上级慎重作出的决定。他在宁德如何，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习不可能搞出动静，首先他是一个低调的人，而次宁德也没有搞动静的优势，这么点事情，习当时的上级一定明白，习如果在那里有了政绩，也必须要让他的上级、同事分一分，否则如何体现团队合作？如何体现上级领导会用人？我看习正是这么做的，他去宁德，就是要取舍一些机会，他说了不算。他若不想去那里，执意回北京求援，他也一定能办成，顶多自己换个省，中国的好城市多着呢。他没有这么做，他的简历上一定会写上“服从大局”的评判，您别笑，中国共产党很是看重这个。好，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薄熙来。

薄熙来命好，去的辽宁是东北翘楚，而大连又是辽宁翘楚，薄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薄熙来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干起活来通宵达旦，这个都是公开的信息。

我们讲过，薄熙来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中央工作的时候，有一大短板：人际关系。用吴仪的话讲，就是薄熙来只能做一把手，绝对不能做老二。想想看，薄在大连那么有名气，可是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名义上的老二，他从93年开始，做市长一直做到99年，其间的大连市委书记是谁？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绝对是薄熙来从政的特色，在中国的当时地方官场上绝无仅有，不信您就比较一下，做重庆市长的黄奇帆是如何服从党委书记的。先看薄熙来，后观张德江，现在来了个孙什么才。黄奇帆都是必恭必敬，这个是中国官场的常态，书记权威是远远高过市长的，只有大连市长薄熙来例外。

薄熙来到了辽宁省里做省长，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闻世震。闻世震可是辽宁的坐地户，辽宁生、辽宁长、辽宁上学、辽宁入党、辽宁入仕、辽宁做的科长、厂长、厅长、省长，一直辽宁最大的长：省委书记。闻世震是个不好招惹的人物，即使对方是薄熙来，后来双方的矛盾闹得非常大。薄熙来在做省长的时候，大力提携“蚁力神”，完全不买书记的帐。薄熙来这么做是有自己苦心的，当时辽宁省大量国有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辽宁省失业率和待业职工数量全国最高，经济情况空前困难，发展工业见效慢而且失败的可能大，对不？所以“蚁力神”是快速见效的捷径，薄非常能干聪明。当时“蚁力神”的广告是满中国飞，特别是北方中国。连赵本山都来捧场，而且出现了一个后来的关键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南先生，也为“蚁力神”大业添砖加瓦。

您注意到没有，随着薄熙来在仕途上的进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媒体上，夸奖薄的文章 也越来越多？我早就听到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背景音乐，而司马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所有中国的地方官员、甚至大多数的中央官员中，薄是少有的，带着巨大舆论背景出场的官员。就是因为他能干，有绝世之才？

“蚁力神”对辽宁包括中国的整体发展有什么用处？您自己用脑子想想，我不评论。

2007年是薄家多灾多难的一年，薄一波去世，而薄熙来去了重庆。当时的我，也在海外看到了关于薄熙来和习进平政绩比较的宏文。凭什么就这么不公平？政绩突出的薄被下放而平庸寡言的习却做了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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