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看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的文章, 他比较了中国和过去的美国后,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并不严重,比当时的美国要强很多. 这个人的文章当然是看起来很有数据支持,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格兰特总统的问题. 我非常不赞成这个结论，说美国比中国腐败，是个笑话。

中国的腐败和美国过去的腐败没有可比性,无论你用多么巧妙的数字去证明, 这根本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 在非常不同的时代发生的事情.   美国人走过的路,  中国人一定不会重复走,也没有机会重复走 ， 认识到这个非常重要.  这样的文章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唯一的所谓意义就是鼓励中国的”公仆”们继续腐败, 看看，现在连国际标准都有了.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做纵容腐败、热衷腐败的民族呢？腐败就是欺骗，无论你使用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无论这个腐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都是欺骗。沉迷于欺骗而不能警醒的民族是可恨、可怜的民族。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民族，无论这样的榜样是有美国人还是有丑国人，我们都不要做。

·         改革后的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舆论的开放不会影响国内稳定

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有过一段舆论上非常宽松的时期，止于89年。原因大家都知道。我记得当时在89年的六四过后，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提出了“新闻报道要以正面为主的方针”。其实就是讲少提政府的那些阴暗的事情，多报道一些政府的政绩和社会的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当时的方针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因为当时的政局的确不稳，而国外的一些势力虎视眈眈。

后来一直到朱镕基接任总理，他曾经鼓励官方媒体放胆监督政府施政，但是没有任何下文，很明显，朱镕基的建议没有在政治局形成共识，我看至少江核心一定反对。朱镕基是体制内的聪明人，他一定看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也一定充分掂量了可能造成的冲击，即使如此,朱镕基还是鼓励舆论的监督，因为舆论的监督力量的确被古今中外的经验认可。

89年的事情和宽松的舆论环境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但是关系非常小。虽然我赞成当时的特殊举措，但是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大力放开言论自由，对中国，包括中国政府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而现在就是放开言论自由的好时候。

（1）      西方的舆论界基本丧失了在中国国内的话语权。西方过去是有话语权的，因为中国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过去有，现在一定会更多。但是过去中国民众很偏信于西方的舆论，而现在却不同。现在中国民众深刻认识到，西方与中国有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冲突，西方的舆论不是公平的秤，西方已经从舆论道德的神坛上走下来了。

过去的西方，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抨击和揭露，是在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适当的对中国这个“盟友”的敲打。而现在随着苏联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舆论界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对手，用奥巴马的话讲，就是Adversary. 现在我们国内的民众都已经有了这个警惕。

89年的事情的发生，是国内的小环境和国际的大环境所促成的，当时国内人心思变，而政府对各种问题又没有办法解决，国外风起云涌。而现在不同，中国政府这些年的施政很有生机，国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而西方自己以所谓的普世体制，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事情国内的民众都清楚。今天的民众已经不是像89那么简单了。这样的局势不是永恒的，棋局是会变的, 如果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了动荡，西方的舆论界一定有机会再次唤起中国国内民众的共鸣，再次切入中国内政。我们如果对此没有战略上的舆论力量应对，一定会永远处在非常被动、挨打的局面。问问你自己，要不要这么蠢？

现在的西方舆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处在战略收缩的阶段。我们中国自己的舆论力量一定要抢占这个有力的时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要清楚，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健康的舆论力量，所能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正面效益也是巨大的。 中国人不去努力经营这个巨大的产业，是绝对的愚蠢和巨大的失误。

中国不要幻想自己有能力很快就建立有世界影响的舆论力量，绝对不可能的。中国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世界级的品牌产业基本没有。中国经济改革的取得的成功， 正是由于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没有聪明、勤奋、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的拼搏，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今天。

中国政府如果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舆论势力，没有任何成功可能，舆论力量的壮大只能依靠民间。中国政府如果把舆论“产业”这么重要的东西，拱手让给外国人，而处处限制自己的国民对舆论的参与，是政府的愚蠢和对中华民族的不负责任。

这次纽约时报报道的温家宝家族腐败，中国方面没有任何的应对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愚蠢的围堵和封锁消息。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民众早就知道类似的消息了，而政府这样做一定会丧失更多的威信。我自己绝对不相信NYT 的报道，但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舆论应对。 如果国内媒体有真正的监督力量，这样的被动局面就不应该发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处处被动？为什么要把舆论的主导权拱手让人？

我不是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的，全世界都没有。不信您尝试在美国公开发表一个反对犹太势力的言论。任何的言论的都有后果，后果就是要对此负责，这才是正确的舆论运用的思路。想想看，今日的西方可以发表任何攻击中国政府和政府内特定人的言论，而且完全不用对此负责，中国对此束手无策。 西方舆论永远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也一定会找机会误导、影响世界和中国民众，所以我们更有建立自己舆论力量的必要。

（2）      放开国内的舆论是增强国家体质的廉价手段，清除国家肌体垃圾的有力的工具。国内的舆论是国家和民族势力可以引导和控制的，我们完全应该放开。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任何的信息民众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如果国家不提供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一定会造成各种谣言满天飞，中国自己的媒体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客观看问题。这样，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谣言，假以时日，民众是会分辨清楚的。

那么新闻报道是不是还要正面为主？我认为非常必要，媒体应该给民众提供一个健康的、积极的氛围，而不应该总是纠缠于一些鸡零狗碎、恶毒下流的东西。国内的舆论力量是要负责的，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一定要有力量促使舆论界自我约束，任何散播仇恨、谣言、非法颠覆中央政府的舆论产业应该被认真处置。

建立舆论优势是对国家的综合国力非常重要的，看看今日的西方媒体就明白。

（3）      放开国外舆论的进入，也是刺激国家肌体产生抗体的最好途径。应该让国内的民众有绝对的自由去接触国外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包括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各种评论。西方媒体的偏见和虚伪是呼之欲出的，我们中国人要鼓励中国的民众多认识认识。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自信大有裨益。

西方对中国的舆论宣传，有的是专门针对中国民众的，也有面向他们自己国内和其它非中国民众的。在面向中国国内民众报道的舆论中，西方偏重报道中国政府的阴暗面。中国国内的媒体应该把这个话语权夺过来，这样才能取得道德上的优势，而且也会避免外部势力别有用心地散播谣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4）      中国的民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是有相当了解的，民众的不满集中在这些问题没有被处理，因为看到政府束手无策，没有作为。政府不要试图对腐败的处理暗箱操作，这是掩耳盗铃。

开放舆论自由，根本不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执政，因为民众对政府的贪污、腐败程度是有相当的免疫能力的。现在民众的共识是，只要是政府官员，一定是腐败的，一定是贪污的，根本没有太多的例外，政府不要以为民众是可以欺骗的，恰恰相反，民众根本不相信政府，也对政府根治贪污没有任何的信心。

所以，无论有多少的各级官员，被将来的舆论所揭露，都没有办法动摇中央政府的执政根基，因为中国的政府是集权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只要是被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和事例，在查之有证的条件下，一定要被严厉处置，这样才是对人民的交代，这样的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开放了舆论的监督，腐败的肿瘤一定会受到控制，对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是大有裨益的。只要国内自己的舆论敢于监督，民众一定会重新建立对政府和国家的信心，也不会再轻信国外舆论的言论。

结论：

舆论的开放必要而且有利，舆论封闭徒劳而且愚蠢。开放国内舆论有利于中国舆论占领道德高地，走向世界， 有利于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有利于遏制腐败的扩展，今日中国的腐败不仅仅存在于政府，早已经扩散到了企业、文化、教育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开放舆论监督对贪污有制衡作用。

舆论产业的发展必须要让民间来做，正如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没有民众的勤奋、智慧、创造和努力，舆论开放一定不可能成功。健康自信的舆论力量会让中华民族走向成熟，走向自信。不自信的民族没有成功的可能。

开放国外舆论有助于中国民众清醒认识国际黑社会，有利于中国的舆论建立自己的国际品牌，对提升整个民族的信心和向心力大有好处。

我们自己的舆论力量要先在国内站住脚，在国内建立良好信誉，从国内走向第三世界，从第三世界扩展到全世界，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事，也是让中国普通民众受益的，实实在在的大事。

下面是一个西方媒体所报道的一个中国人，标题是中国人的巴菲特，一图胜千字，其中的意思自己去体味吧！

中国的巴菲特，其实是一个骗子，西方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