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台北、香港之行。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行前約我在港大見面，那天她正從湖南衡陽歸來，晤談之下，知她正在為寫一九四九蒐集材料，而我因為一九四九年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二才離開中國，先到香港住了將近二年才去台灣，和同齡於一九四九年即隨父母去台灣的人，有頗為不同的成長經驗，遂成為應台蒐求和訪問的對象。

    一九四九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確實是畫時代的一年。中國所經歷的巨變絕不亞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俄國。我常想，我這個已被「解放」了的少年，若非由於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而去國，能否存活到今天是大有問題的，因為我從小就是愛講話且率性而為的人，自此而言，我可算是幸運的漏網者。

    一九五○年底大陸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同時中上學校掀起了「參加軍事幹校」的運動，我唸的中學班上同學即有二人在狂熱的愛國浪潮下參幹去了。直到今天，我都不時在想What happened to我那兩位老同學，也慶幸自己沒被愛國的狂熱沖昏了頭腦，否則，我整個人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中國最大都市，也是最具國際性的都會，外灘上「國際飯店」樓高二十四層，是最顯著的地標，也是整個中國最高的建築。如今國際飯店仍在，也翻新過，只是在高聳入雲，新廈林立的陰影下，昔日的巨人已成為現在的侏儒。這不也正象徵六十年來中國天翻地覆、史無前例的變動嗎？

    解放軍進城的那天（五月下旬某日），在我住家附近有座英商太古公司的碼頭和倉庫，佔地甚廣，許多鄰近居民為避戰火住進了倉庫，解放的黎明，人們紛紛走出倉庫，準備回家，有位中國人此時點起香煙，被一位高大的英國人瞥見，香煙立即被奪下丟在地上，並狠狠的賞了這Chinaman一巴掌。英國帝國主義趾高氣揚的面目暴露無遺，在我幼小的心靈中
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痕。五○年代初期英國警長在香港街頭驅趕追逐中國小販的鏡頭也歷歷在目，對毛澤東在天安門宣稱「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是一大諷刺。
其實在我看來，即使在中國已經崛起的今天，中國人在洋人面前，還是沒完全站起來，連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和季辛吉會談時，不是博士長、博士短的極盡阿諛之能
事嗎？中國要真正站起來，必須在思想和知識方面和西方國家並駕齊驅，分庭抗禮。

    國民黨在大陸失
去政權的原因很多，但基本上六百萬大軍士無鬥志，美國軍援的武器不能說不夠精良，可是國軍碰到「小米加步槍」的共軍，總是棄甲曳兵而走（見圖，本報檔案照
片），上海棄守後，街頭的美製武器彈藥堆積如山，後來中共在上海復興公園舉行擄獲美蔣武器展覽會，管蔣介石叫運輸大隊長。

    五十年代的香港確實美麗，港口廣闊，由香港坐渡輪去九龍是一享受，
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去香港，覺得港口越來越小，從前的美景不再，這是由於不斷填海之故，不過這彈丸之地仍有無限的吸引力，擠了近千萬的人口，大陸上劫後的漏
網之魚，也多是在這個小島上重生的，包括和我同年自上海赴港的張愛玲在內。後來張移民美國，經由夏志清教授品題後，暴享大名，可是活得很辛苦，莫非離開了
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很難再造新的生命？

    五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我一九五四年抵台），除了貧困之外，也充滿了肅殺之氣，我從上海而香港而台灣，可說是每況愈下，尤為不堪的，我是所謂「附匪份子」，成為警總監管的對象，一直到我六○年代離台赴美後，才算衝出牢籠，重獲自由，也讓我選擇寧可做一個沒有國家的人，長住美國，因為她給了我絕大的自由和揮灑的天地。這一住就是四十年，遠超過我在台、港、大陸歲月的總和，也才真正體會到孔老夫子那「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的境界。

    我的generation經過動盪的一甲子後，已近人生終點，說好聽點，還有些金色年華（golden
years），我何其有幸，生在這一大時代中，親睹了中國歷史上的巨變。短暫的人生，能適逢其會，於願足矣，個人的苦難，不足掛齒。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可
能連浪潮來時激起的浪花都不是，但點點滴滴都是匯集成流不可或缺的因素，只要大地長存，中國永在，我這過客雖不曾留下屐痕，卻也了無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