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新聞原刊──【1990-07-01/聯合報】

昨天，國是會議的議場內，終於又有人提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這個披上國際法「法律」外衣的政治問題，在討論到台灣前途，特別是「統、獨」之間的爭議時，一再被引用作為理論依據，是其來有自。

海外異議學人彭明敏教授，在其民國七十七年出版，書名為「自由的滋味」回憶錄中，曾經對他在民國四十九年，參加一項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
會上，就台灣地位問題發言內容，作了以下敘述：『在會議中我曾發言，發展一個政治思路。這是我第一次公開指出台灣的法律地位並未確定，而建議台灣住民對於
自己前途應該有發言權。我的措詞雖然小心謹慎，但含義是明顯的。』

然而，根據當年的新聞資料，彭教授在該次會議中的發言原文大致上應為：「關於領土的割讓，除了條約的具體約束以外，國際法上，另外還有一種即為占領的原則
(Principle of
subjection)，依國際習慣國際法，實際有效的占領，即為構成法權，所謂占領有效，應在其領土上，行使排他性之權力，在占領土地之內，成立機構，
使其足以執行法律，所以關於台澎的地位，雖然在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中沒有明確的規定歸屬中國。但在有效占領的原則上，日本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接
受七月廿六日波茨坦宣言及開羅宣言中之規定，無條件投降。台澎應交還中華民國，我國並於同年十二月廿五日，接受台灣日軍之投降，日本於是日完全退出台澎，
交由我國政府管制。我政府即成立機構，旋即依一般省區組織，成立台灣省政府，成為中國的行省之一。自玆以來，已歷十五年之有效占領，行使主權，世界上亦從
無任何國家表示異議。台灣澎湖的地位，自然早經確定。沒有異議。」從彭明敏對台灣地位問題的先後不同解釋，由地位已定到地位未定，期間國際法理論並未發生
重大改變，中華民國政府實際占領並有效統治台澎的事實也無更動，唯一的變化只有彭教授主觀上的政治立場，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國際法的原則實際上並非是最高
的原則，詮釋者的政治判斷與政治角色，才是決定台灣政治地位的關鍵。

上述的推論，其實並沒有批評彭明敏教授或任何人的意見，因為諸如台灣地位爭議的這類問題，只是國際現實政治中一次又一次的歷史翻版而已。從一八一五年，拿
破崙失敗後，歐洲舉行的維也納「和平會議」，重新劃分歐洲地圖，到一九○○年「柏林會議」對巴爾幹民族國家的決議，在在都證明強權決定國家地位的事實，這
種現象如果搬到非洲各國去看，更是幾乎無一例外。

台灣地位究竟定了沒有？該如何走？恐怕不是今天討論這個問題的核心，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外部矛盾的問題，一旦被借題發揮，被當成內部矛盾的依據時，就可
能變成「自掘墳墓」的行為；而真正生活在此間的二千萬人，以及與這兩千萬人息息相關的對岸十一億人，對這個問題想法如何，值得提出此一論點的人士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