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0

編者按：西方二元對立思維不適用於經濟這樣的複雜巨系統，二元對立思維用於經濟領域有時會導致災難性結果。八卦是一陰一陽的符號化表達，一個卦與另一卦完全對稱、互補的情況只占八分之一（參閱張延生：《易理數理》一，團結出版社，2009年1月，第446頁。），這是二元對立思維（中國先哲稱為“兩末之議”）很難描述現實的根本原因。而將左與右、公與私、宏觀與微觀、因與革截然對立起來就是郎咸平先生所說的“四大錯誤思維”。

    面對危機四伏的局面，我們並沒有危機意識，反而充滿了錯誤思維，我在新書《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觀調控，微觀搞活”以及“跨越式發展”（其實就是“大躍進”式思維）這四大錯誤思維。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與美國如影隨形一般，這四種錯誤思維一直困擾著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

一、“非左即右”讓改革發生嚴重偏差

    “非左即右”導致中國經濟的總體改革思路發生嚴重偏差。右對市場經濟的錯誤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遭到“左”的反彈，而左右相爭使改革陷入停滯甚至倒退。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所謂“看不見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場之後的結果是什麼？房改之後住不起房，醫改之後看不起病，教改之後上不起學，退休之後養不起老。

    我花了20年時間研究馬克思，直到最近才寫成薄薄的一本《資本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改革》。最後得到一個非常震撼的結論，那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共產主義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諧社會，其他都不過是手段而已。我們運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得出的另外一個非常震撼的結論是，人類歷史是一部透過法治與民主控制權力腐敗的階級鬥爭史，法治與民主並不是一開始就明確的目標，是為了反腐敗開展階級鬥爭的結果。

    被譽為資本主義經濟之父的亞當·斯密簡直就是馬克思的前身。在《國富論》裡，亞當·斯密對於資本家剝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時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勞動者薪資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寧一樣大力抨擊英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不但剝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時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剝削。從亞當·斯密的書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因此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是一樣的，兩個人都想達到和諧社會這樣一個目的。不同的是，馬克思希望透過階級鬥爭打擊腐敗，實現民主與法治，達到和諧社會的目的；而亞當·斯密希望透過一隻“看不見的手”杜絕腐敗，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

    那麼，我想請問各位，亞當·斯密跟馬克思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們的想法一致的話，那各位會發現他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給出自己的建議，我們一定要務實，千萬不要把手段當做目的，為“左”而“左”，為右而右，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希望。

二、“非公即私”，僵化了經濟，割裂了社會

   “非左即右”造成的惡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錯誤思維，進而導致我們習慣把所有問題都當成經濟問題來解決。更糟糕的是，我們意識不到當今很多問題，比如國企改革、房地產調控等其實並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非公即私”的思維不僅割裂了“國企和民企”、“政府與社會”、“經濟與社會”的天然聯繫，也人為地造成了社會的對立。

    我告訴各位，任何一種產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其實都能做好，關鍵是看我們如何定位和管理。任何一種事業，政府和社會都能辦好，關鍵在於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資源。看看今天的英國，在經濟領域裡是資本主義，英國的電網、民航、石油、電信等等在柴契爾夫人時代都民營化了，而英國的金融、銀行、保險等等一直都是民營的。但是，在社會政策領域裡卻是社會主義——醫療是免費的，教育主要是對外國人收費，房子有廉租房，有租房津貼，有按揭減稅。我們呢？我們很多應該公有的卻比英國還市場化。

    我們堅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業都不許私有機構進入。可遺憾的是，我們所謂公有的卻被特殊的方式“市場化”。醫療機構表面上是公有為主，但是這些機構卻一邊拿著財政撥款，一邊推行以藥養醫。教育機構表面上也是公有為主，但是很多公有學校一邊拿著財政撥款，一邊以各種名義收取填坑班、擇校費這些極具“創新”的費用。那我請問，既然教育、醫療面對的都是老百姓，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民營學校、民營醫院提供平等的財政補貼？為什麼不能給私立機構的教師、醫師以平等的職稱待遇？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見？

    在基礎資源領域，我們表面上強調要堅持公有制，實際上是一種偷懶，一種迴避。我們習慣在產權上玩“花拳繡腿”，我們喜歡承包、股份制這種企業層面的小改革，不喜歡對資源的產權體系、價格體系、分稅體系、反壟斷體系進行系統改革。我們航空企業的航班時刻、電信企業的無線頻譜資源、能源企業的稅費體系，還有電力企業的雙軌制價格管控，這些重要的資源產權制度都有極為嚴重的改革偷懶。我們習慣把這些都籠統歸為公有制，不僅造成了低效腐敗，更是使我們的國企、民企都成了最終的受害者。

    房地產最有意思，名義上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是，一級土地開發權被地方政府壟斷著，建設用地指標被有關部門把持著。除此之外，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鐵礦石的進口大部分都被國有企業壟斷，民航表面開放但是航線卻被國有企業壟斷，金融表面開放但是卻以審慎監管為名始終不給民營資本真正的空間，連計程車這麼個完全無關經濟安全的行業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而這些領域，在人家那裡都是徹底的市場化。

    我想說的是，“非公即私”的錯誤思維如果不得到改變的話，我們經濟行為的社會成本就會非常高昂。國企能做好的就交給國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該允許民企去做；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市場能做好的，就讓市場去做，社會自己能做好的就該允許社會自己去做；都能做好的，就該放開了讓大家都去做。不要總把“公”與“私”對立起來，“公”與“私”本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憑什麼把它們對立起來？

三、“宏觀調控，微觀搞活”成了新教條主義我們的

   “宏觀調控，微觀搞活”已經僵化為教條主義。我們總說“宏觀調控，微觀搞活”，這就人為製造了宏觀和微觀的割裂和對立。我們愛說宏觀調控，結果是很多人就把調控簡單地理解為只有宏觀就夠了，“宏觀調控”好像就是撥點預算、搞搞投資、加息減息、調調準備金、正回購逆回購這麼簡單。“微觀搞活”就變成了微觀層面什麼都可以搞，於是，各地產業園遍地開花，食品安全屢出問題，但是地方政府卻覺得這些只是微觀問題，產業還是要扶持。

   “綠大地”從籌備上市到上市之後的財報一直蓄意造假，惡意圈錢三億多元，被披露之後，不斷有人找理由說它是地方龍頭企業，這麼做也是為了搞活經濟。結果是，地方法院不對大股東本人罰款也就罷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還緩刑了四年！處罰之輕，在西方市場經濟中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壟斷調查、行政法院體系、行業合規監管、價格聽證制度、吹哨檢舉揭發制度、智慧財產權體系，而這些都沒有在中國落地生根、發揮調控經濟的作用，也沒能成為維護經濟公平秩序和市場競爭倫理的基石。

    在宏觀調控方面，我覺得我們政府最應該做的，是營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可是我們沒有。我們留給民營的基本都是國有企業不願意做的辛苦行業。我們的民營和個體企業現在都集中在四大產業：一是房地產及仲介；二是批發零售和商貿物流；三是製造業及進出口；四是餐飲服務及農副產品。這些行業都是利潤最薄、稅負最重的。但是，我們的民營和個體企業卻創造了85%以上的就業，吸納了85%以上的下崗職工和農村勞動力，上繳了83.5%的稅金。而從事這些行業人這麼辛苦地工作，卻只存錢不敢花錢。我們應該給他們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讓他們敢花錢敢投資。

    用“宏觀調控，微觀搞活”這種思維管理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太過隨意，沒有科學性。我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後怕。因為過去我們把很多該“搞活”的都給“宏觀”起來了；把該“調控”的都給“微觀”起來了。直到今天，我們在很多方面仍是這樣。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地價和地產方面都是國家調控的重要領域。而我們呢，地方政府、國有房企和民營房企，都在積極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我們地方政府的很多行為在德國和法國都屬於違法行為。我告訴各位，今天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就是地價和地產“搞活”造成的，包括製造業萎縮、服務業不振、高利貸、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對立等。

四、“大躍進”式思維，扭曲了改革路線，不斷地製造經濟災難

    公路、風電、高鐵這些專案一窩蜂地上馬，都說明我們還是沒有離開“大躍進”式的經濟發展思維。我們喜歡從一開始就制定高目標、大目標，然後再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實現這個“大躍進”式的目標，甚至連動員口號都還是“大躍進”式的。

    比如幾年前劉志軍治下的鐵道部天天喊著“跨越式發展”；比如首鋼搞世界最大的高爐——一號高爐，到最後煉鋼品質不過關，還虧損了50億元。這不都是“大躍進”造成的後果嗎？我們的產業振興，比如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定下年產50萬輛電動汽車的目標，因為得不到市場認可，一年產量才7181輛，這不是在“放衛星”嗎？還有保障房建設，各地一窩蜂地開工，可是有沒有人仔細想過
，資金怎麼周轉、怎麼回籠？本來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過迴圈開發，持續十年造福億萬百姓，卻非得一口氣花光所有的錢，造成現在這種遍地開花、遍地停工的局面。我們總是以建房為目的，卻忘了對於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現房，而是穩定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