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5日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冤情，關鍵在於有了冤情之後，人們有沒有地方可以申冤，當權者會不會站出來為他們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卻無處申冤，政府不但不為他們主持公道，反而還對申冤者無情打壓，肆意迫害，使他們冤上加冤，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種情況下，官民矛盾勢必趨於公開化和白熱化。遺憾的是，這正是改革開放後當下中國的真實寫照。而中國訪民的遭遇則是這種現實的典型縮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國務院第76次常務會議通過和公布的《信訪條例》，中國公民有權「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做好信訪工作，認真處理來信、接待來訪，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和要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努力為人民群眾服務。」但現實情況跟這個條例經常對不上號。面對民眾上訪反映的大量問題，當地政府部門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認真受理，有時甚至冷酷到了連起碼的人性都喪失殆盡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報》曾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歲老人王秀珍，去鎮上反映拆遷問題。吃遍閉門羹，偶然碰到鎮黨委書記史國忠，申請向史書記「反映個事兒」。史書記直接回絕：「別找我」。王秀珍放聲大哭，問「您這兒都不管了，我去找誰，要我去跳樓啊！」史書記答：「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樓。」說完就走了。對此，有人評論說：「權力機關有權摧毀底層的生活，也不憚於行使這種權力。當這些權力用於摧毀底層生活時，路路暢通；當生活被摧毀的人們籲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時，這些權力哪怕聽一下的興趣都不會有。」

既然在當地上訪解決不了問題，民眾當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託在上級政府身上。據《瞭望東方週刊》報導，僅2003年7、8月的50天時間裡，全國各地親赴北京上訪的人數就在20萬人以上。但他們哪裡想得到，越級上訪比在當地上訪更難，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慘。

在農村，每逢重要會議、重大活動等「敏感時期」，按上級政府的要求，每個鄉鎮都有截訪任務。特別是對於老上訪戶，往往安排專人「包幹」，採取人盯人戰術，幾個幹部包一個上訪戶，不讓其越級上訪。有的基層政府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乾脆把上訪戶關進「信訪學習班」。所謂「信訪學習班」，其實就是變相的監獄。2009年3月30日的《中國青年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例子：江蘇響水縣農民王信書因為房屋問題到省城南京越級上訪，結果被響水縣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決房子的問題」為名送進了「學習班」。說是「學習班」，其實就是「一個房間，一張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鐵門，沒窗戶，門上有個洞，用來遞飯菜」，「兩盞日光燈沒日沒夜地亮著，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樣，山芋是兩頭的老筋，中飯和晚飯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飯，再加點白菜，一天只給一次水。一次，他問保安要水喝，卻引來一頓打。」而「學習班」目的，正如看守「學習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讓你寫保證書，不要再去上訪」。

儘管有些訪民衝破重重圍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們中有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跨進信訪部門的大門，又被當地的警察、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駐京辦、駐省辦，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關精神病院或是勞教。當然，也有些僥倖沒被截住的訪民進了上級信訪部門的大門，但結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層層批轉，例行公事，衙門作風，終點又回到原點，最終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國，你絕對體會不到上訪之難之慘！許多訪民原本對共產黨還抱有希望，不斷碰壁之後，越來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憤怒和絕望。據媒體報導，2012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門前，兩千多名「遭當局掠奪土地、工人下崗、房屋強拆、暴打、拘留、勞教、關黑監獄、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眾」舉行抗議。抗議的民眾表示，他們「長期的上訪無人理睬」，「對當局失望到了極點」，並「揚言要與當局腐敗集團的貪官污吏們同歸於盡」。

很多絕望的訪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種選擇——自殺。由在家裡自殺發展到在大街自殺，由在大街自殺發展到在政府機關門前自殺，由在本地自殺發展到去天安門前自殺。上訪北京9年的遼寧訪民李世告訴記者，僅他知道的自殺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門廣場引火自焚的張軍；西安被醫生偷摘器官的楊潔；不知來歷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藥「五步倒」後生死不明；北京順義張淑鳳跳地鐵尋死未遂；甘肅訪民畫家宋建民捨命沖中南海被毒打判刑；東北訪民集體跳天安門金水橋；葉國強跳金水橋遭判刑；不知名訪民在天安門公廁上吊；集體撞天安門旗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