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摘】推薦

此文由大陸網友傳來，雖屬舊作，但今日看來仍不失 

新意，而無論大陸與台灣兩岸政府都應引以為鑑，作 

者熱愛國家民族之心意令人感動！

中華民族仍不乏有智之士，風骨凜然！最終必能撥亂

反正，再造中華！ 願與同胞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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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文化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沙葉新

　　作者的話：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準備近三年，今年6月動筆，歷時三個月，直至9月1號寫出初稿，然後分發給10位朋友徵求意見。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減篇幅，將初稿的2萬2千字，刪減為現在的1萬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觀點保留原樣，未作改動。只是在結尾處加入了朋友的兩點看法，在此表示謝意。

　　一、盛世，還是亂局？

　　在西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對重慶市萬州區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來，千年古城的每年這一天，人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興。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樣了，這座風光旖旎的江城，風雲突變，龍吟虎嘯，爆發了一場震驚全省的事變。這天下午1時許，「棒棒」（挑夫）余繼奎途經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擔碰到背後的一位婦女曾慶容，曾慶容隨即上前打了餘繼奎一記耳光，繼而其夫胡宗權又奪過扁擔連續毆打餘繼奎的雙腿，意在斷了這個挑夫的生路。路人實在看不下去，勸其莫打。但胡桀驁不馴，說：“我是房地局的局長，打死他也不過賠20萬！”周圍群眾一聽胡是局長，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濺入汽油桶，立即烈焰沖天，將胡、曾夫婦團團圍在眾人的怒火中，一時交通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場。警員只簡單盤問了“局長”夫婦幾句，未給說法，未予公斷，就強行驅散民眾，將“局長”夫婦保護性地帶上警車，絕塵而去。民眾認為這是官官相護，愈加憤怒。於是人群越聚越多，外電報導約有三四萬人，一擁而去包圍區政府大樓，高呼口號，示威抗議，要求交出打人兇手，給予嚴懲。警員和政府工作人員在慌亂之中，立即組成人牆，阻止人群衝擊政府。示威民眾用磚頭瓦塊砸向政府大樓，並且推倒和焚燒數輛警車。事態甚為嚴重。萬州區委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成立前線指揮部，啟動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公安部門隨即抽調大批警員，保護黨政機關及重要場所。稍後，重慶市委書記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的萬州區委書記也分別接令火速趕至萬州。

　　當晚，萬州區常務副區長發表電視講話，承諾一定查明真相、嚴懲肇事者。入夜，當局開始清場，數千防暴員警全副武裝，驅散大樓前和廣場上的人群，事態逐漸得以平息。

　　官方媒體對此事件只作低調報導，並稱聚集民眾只有千餘人。對官方的統計，民眾早會折算，有道是：“報導好事，要打對折聽；報導壞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眾只有“千餘人”，何必動用“數千防暴員警”？以至當地警力不足，還緊急從周邊縣市調派軍警？如果積聚的民眾只有“千餘人”，怎會定性為“突發性大規模群體事件”？

　　但凡國內出現大小民變和騷亂，當局都說民眾“不明真相”。上一世紀後30年，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的兩次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動亂，也說廣大群眾“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諄諄教導我們，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麼一出現群體動亂，群眾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實民眾是心知肚明，只是當局在掩蓋真相，掩蓋“官民衝突”的真相，害怕民變所透露的國不泰民不安會有損“盛世”形象。

　　萬州民變鬧得如此之大，起因則甚小，路人無意相碰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國任何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城鎮，每時每刻都會發生；而且絕大部分都無需民警調解，便會自行平息。可是萬州的這樣的小事何以會演變為非動用數千軍警才得以平息的民變呢？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事人胡宗權他自稱是“房地局長”，是“官”！於是平時鬱結於胸的對“官”的憤懣就爆發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權並非房地局長，據警方調查宣稱，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個水果市場管理員，而且還是個臨時的。這真是諷刺喜劇！如果當初他不假冒局長，絕不會釀成後來那麼大的亂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終於使得由此所引發的亂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而變為深刻的官民衝突；包圍政府、焚燒警車所發洩的也已不再是對胡宗權這一個“官員”的憤怒，而是對整個官僚階層的仇恨了！

　　天下未亂蜀先亂。在萬州民變之後，同年十月底，四川漢源也發生了因政府修建電站，淹沒農田，而克扣賠款，補償不公所引發的十幾萬人的大規模騷亂。在這此以後，全國各地越來越亂，勢頭也越來越猛。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說，中國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指出：十年間，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6倍多。特點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而且組織化傾向明顯。這麼多、這麼大、這麼廣泛、這麼激烈的亂子，大多數是因為政府機構或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尤其是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問題上更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參加由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作家和報人所組成的江西“紅土地采風團”。數天來，經南昌、葉坪、瑞金等“紅色根據地”，一路接受“紅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後來到贛州。28日下午，我在贛州古城外，見有很多小攤，便與一書攤的攤主聊天，我說：“你下崗了？”他馬上說：“什麼下崗？失業！”我說：“生意好嗎？”他說：“好什麼！這個地方能有什麼生意？城裏不讓擺，見到就沒收，只好到城外擺；城外還繳稅，一個攤位兩塊錢，共產黨稅多，都給貪官發獎金了！”他還說他有一鄰居也失業，去年年終家中窮得只有鹹菜，沒法過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時另一攤主憤憤的插話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我一聽大為震驚，雖然這句話在此以前也聽過，但都是聽別人轉述，而轉述者也是聽別人所說；這次我卻是親耳聽到，是在“紅色根據地”聽到，是在數十年前出過共產黨所領導陳勝吳廣（紅軍）的地方聽到；而且是面對面地聽很可能是未來的陳勝吳廣中的一員親口所說，這對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長久的；每當想起“現在就缺陳勝吳廣”這句話，我就感慨萬千，惴惴不安，因為我絕不希望中國再出現陳勝吳廣，絕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時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歷史惡的迴圈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員是否也曾像我一樣親耳聽到民眾親口說出的這句話；如果聽到，他們作何感想？他們是否知道中國官員在民眾中的整體形象？他們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間的關係何等緊張？

　　是什麼致使官民關係如此劍拔弩張？

　　原因當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經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敗！是官員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窮兇極惡的腐敗！

　　二、見過腐敗的，沒見過這麼腐敗的！

　　誰也無法說清當代中國各級官員的貪污和各個領域的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

　　還是聽聽中國老百姓怎麼說。老百姓說起腐敗，沒什麼高深理論，沒什麼精確資料，但極為樸實，極為形象。民間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現在又有了最新版，說：“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還有一句民諺，也很經典，說：“不反腐敗，就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這兩個“經典”的警示意義和深刻程度，實在是超過所有中央文件、領導報告、黨報社評、學者高論！

　　以往，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如：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

　　以往，揪出一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相傳，議論很久。如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一百個人民大會堂，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一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常委，也斷然不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興許人們會追問：還有更大的嗎？

　　當今中國的腐敗和以往不同，和國外也迥然有異；中國的貪官們也隨著社會的轉型與時俱進，在貪污的規模、腐敗的層次、應對的策略、選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創造性的發展，確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集團化

　　中國的腐敗在20世紀的後50年，絕大多數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時的腐敗分子只是一鍋飯裏的一粒老鼠屎，一堵牆上的一塊“豆腐磚”；腐敗分子之間很少同謀合汙，很少窩案串案。自從上一世紀最後十年，腐敗分子逐漸結夥抱團，動輒便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甚至出現數十人、數百人的貪污集團，規模化了，集團化了。上一世紀末的陳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說它，進入本世紀後，集團性的腐敗越演越烈，遍佈全國，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敗分子有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官員，還涉及軍隊、政府、員警、海關等方面人員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買官賣官一案案發，綏化市下轄的十個縣市，一半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將近260多人都捲入此案。同年，順藤摸瓜，又相繼揪出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以及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洪彥。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陽市潁上縣原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後任徐波因貪污腐敗先後落馬，張華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後共有200人紛紛倒臺。此前，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幹部中已有兩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幹部因腐敗落馬。阜陽雖然是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卻是專出腐敗幹部的高產地。

　　2005年初，黑龍江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龍江政壇大震盪。原副省長付曉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廣舉，原省委秘書長張秋陽及原省檢察長徐發、原省法院院長徐衍東均被免職。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幹部調整之頻繁，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先後有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等多個地市，以及交通廳、人事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領導被撤銷或免去職務，整個黑龍江政壇幾近癱瘓，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內向黑龍江緊急派出6位省部級領導，分別擔任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長、省高院院長等職。此後，中央又從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廳級幹部和5名處級幹部，“空降”黑龍江，分別進入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如此的大改組，大換血，史無前例！人們說，下一個該是哪個省市呢？

　　2、部門化

　　腐敗的集團化是以地區劃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縣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統的腐敗。但中國從來黨政不分，党的幹部往往兼有行政職務，所以在一個大的腐敗集團裏，是不以部門為界的，一定會牽連到各個部門。而且一個地區的党的主要負責人如果出現腐敗，才有可能出現腐敗集團。

　　而腐敗的部門化，是指某一地區的職能部門和行業系統的腐敗，雖然這也有集團性質，但其部門的特點非常突出，所以單列論述，如交通部門的腐敗、組織機構的腐敗、司法系統的腐敗、教育單位的腐敗、軍隊領域的腐敗、醫療事業的腐敗等等。

　　在所有部門腐敗中，交通部門的腐敗也許最為嚴重。全國交通廳長犯罪之多，駭人聽聞，1997年至今，計有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廳廳長劉中山、廣東省原交通廳廳長牛和恩、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里、雲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晉福祥、黑龍江省原交通廳副廳長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因腐敗紛紛倒臺。至於市縣一級腐敗的交通局長，就更不計其數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廳廳長王興堯也因貪污倒臺了。明年還有跟進的嗎？難說！

　　最不可思議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廳長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像接龍似地前“腐”後繼。按理說，在同一個部門裏，前任翻車，後任自會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會重蹈覆轍，誰知主管交通的這些廳長們，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規則”，連續出現“交通事故”，而且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一個比一個更貪！

　　共產黨的組織部門本應是最守黨紀，最講原則，也是最為清廉的清水衙門。以前說跟著組織部，“提高覺悟，思想進步。”如今則是“倒騰幹部，發財致富。”到了本世紀，凡是腐敗的組織部門統統成了“官帽批發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韓希鵬在擔任潁東區委書記及市委組織部長的6年間，總共賣出23頂官帽，平均一個季度出售一頂。收受錢物75次達90多萬元。韓希鵬把家當成了“頂戴花翎”門市部。他說1998年春節，往市機關大院行賄送禮的車子有幾百輛，往他家買官送禮也多得要排隊。

　　今年落馬的湖南郴州市的劉清江，曾化100萬元向他的親家市委書記李大倫買到組織部長官帽一頂，然後兩人狼狽為奸，乾脆讓市委大院當成“烏紗帽批發公司”，各種官帽均按含權量大小論價出售，總共收受2000萬元。如今，賣官人的烏紗帽給摘了，可買來的烏紗帽還戴在不少人的頭上。有一個官帽買主，至今還照常上班，還照常賴在科長的交椅上。他說：“這把交椅我是花錢買的，所有權就是我的。我要是買了一輛自行車，是小偷偷來的，後來失主知道了，要我還，我能還嗎？要還也行，把錢退給我！”說得還理直氣壯，真讓你哭笑不得！

　　最為瘋狂的應是山西省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他在離任前大肆賣官，從“零售”到“批發”，不到兩個月時間內，突擊“批發”官帽432頂，致使該縣許多單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整個縣委機只有打字員等6人是兵，其餘全是官，全是領導。有個會計竟升為法院副院長，有個司機當上縣委辦副主任，！全國各地領導讓自己司機當官的其實並不少，上海就有！

　　組織部門的腐敗已經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和集團腐敗，它已是制度性腐敗，已是劇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敗。

　　3、市場化

　　腐敗有市場，不是指腐敗在當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間，而是指腐敗有買方，有賣方，有交易，有核算，有價格，有行情，有討價，有還價，有投資，有回報，有行規，有利潤，已經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因此腐敗市場就必然按市場規律辦事，講究供求關係、經濟核算，徹底的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腐敗，當然也注重價格，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有約定俗成價碼。這在商業腐敗中，毫不足奇，可如今連根本不是商業的部門如教育部門也因為賄賂的價格杠杆作用而成為商業，成為了學店。

　　學校在採購教學圖書和教學器材時，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額一般占到圖書碼洋（定價）的15%到25%，暗扣則占到20%以上。如果學校直接從出版社進書，回扣率甚至高達50%~55%！再如招生，據報導，考生報考某音樂學院，如果想被錄取，非得給主考教授12萬，還決不二價！這就是當今一些學店裏的教授的銅臭面孔。

　　醫藥行業的腐敗最常見的是購銷藥品器材的回扣和醫生收取病員的紅包。採購人員可以從藥品供應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醫生也可從給病人開出的藥方中按藥價多少提成。這都有明碼實價。至於醫生收取病家的紅包大小，則主要按醫生的級別劃分。某三級乙等醫院，開個一般的刀，主任醫生的紅包2萬，副主任醫生的紅包1萬，主治醫生醫生至少8千。此外還要給麻醉師、給護士長數額不等的紅包。如果開大刀，如腦外科，那紅包的價碼更高。

　　建築行業中的大項——住房以及教育、醫療都關乎民生大計，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這三者理應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責任讓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學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醫療全部市場化而且是腐敗的市場化，那腐敗的巨大成本必然會轉嫁到百姓頭上，儘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為名，但百姓卻不堪重負，難怪說：“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發瘋，醫改是給你提前送終。”

　　組織部門腐敗的市場化也極為突出，2006年5月，一個自稱“在郴州官場打拼近二十年還是個小科長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網上“把中外媒體還沒有揭露的有關郴州官場黑幕爆爆料，為紀檢監察機關提供些線索。”他說：在郴州，縣處級領導沒有一個不是花大價錢買的官。縣委書記、縣長、縣公安局長這些肥缺也都是送錢買的官。根據這幾年郴州官場家喻戶曉的買官賣官的市場行情，我們可以把李大倫（市委書記）、宋甲武（副書記）和曾錦春（紀委書記）三人合夥批發“烏紗帽”的市場價格歸納如下：

　　縣委書記—200萬；縣委副書記－60萬；縣長－120萬；副縣長－50萬；縣政法委書記－60萬；縣紀檢委書記－50萬；縣委常委－40萬；縣公安局長－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