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摘】 眷村文化在四大領域的傑出貢獻

                                  （陳復）

    當我們要闡發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化，就要釐清「眷村文化」的範圍，使得「群內人」與「群外人」都能認知到這種文化如何真實存在於台灣社會的生活中，如此才能接著展開族群尊重與族群認同，並展開後續研究，敝人撰寫前文〈眷村文化是台灣質性飛躍的樞紐〉獲得熱烈的迴響，呈現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六大子領域的眷村文化，現在再補上語言、電影、建築與軍事這四大子領域，合計十個子領域，共同呈現眷村文化的豐富樣貌。

首先，我們來談語言領域的眷村文化。眷村文化在語言領域的最大特點，在於從大陸各省輸入大量的各省家鄉話，並在極短的時間立即豐富台灣社會的語言質量，使得台灣這塊島嶼首度有如此多元的語言充斥於社會中，更使得台灣社會講的國語，其詞彙不只有閩南語應用到國語中的詞彙，更有大陸各省方言應用到國語中的詞彙。過去台灣社會常使用「社會衝突」的觀點來負面解釋這種多元語言現象，因此覺得大陸各省方言來到台灣社會帶來不安與騷亂，卻沒有意識到這種現象帶給台灣社會開拓出全新的格局與視野，尤其同一個眷村內南腔北調的家鄉話，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彼此卻能相互聆聽與溝通無礙，甚至逐漸混合發展出全中國特有的「眷村話」，這其實已經是種族群大融合，更是在面臨歷史巨變中保存中國語言的種子庫，有如「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一樣，當眷村的孩子遇到村中長輩在講自己的家鄉話，常會覺得很好玩而想要模仿其腔調，不知不覺就能朗朗上口，因此學會多種外省方言，只要曾有眷村生活經驗者，當兩岸開放交流後，有機會到大陸各省開會、旅行、經商、求學或居住，往往都不會有絲毫陌生感，甚至覺得每個城市生活中都有自己熟悉的語言記憶，其反映出的語感能跟自己童年生活經驗產生連結，並能很容易跟當地人共融，這就是來自這種「眷村語言種子庫」帶來的「鮭魚溯源效應」。

    可惜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立即於民國四十年（1951）由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責令各級學校應使用國語教學，嚴禁方言，師生間談話都只能用國語，教育廳更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再頒《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推行國語成為校長考核教師的年終考績，學生說國語與否更影響其操行成績，更會藉由繳罰款或掛狗牌這些懲戒措施，來讓同學願意講國語（這是我童年時期的親身經驗），這固然使得台灣社會人與人很快能通過國語彼此溝通與交流，尤其注音符號的推行成效卓著，但閩南語、客家話與原住民語在相當時間內都不能自然流傳，更嚴重傷害外省家庭內部的語言傳承與經驗傳承，由於外省人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同最深，受其影響自然更深，落實最徹底的結果，就使得外省第一代長輩與其孩子甚至孫子開始產生某種隔閡，甚至讓「眷村語言種子庫」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但不容否認者，第一代除外，後來的外省族群同胞國語普遍講得特別流利，這對於自身開展大陸各類生活經驗相當有益，由於大陸同樣積極推行普通話，國語（普通話）能講到沒有口音，很容易被大陸同胞視作社會菁英，且眷村經驗使得外省人來到大陸各省特別容易產生同胞感，背後來自我們對這些各省語言的熟悉感有關，但我們還是不能忽略：懂得同時掌握國語與方言，這對於凝聚外省族群意識的重要性，更是教育傳承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再者，我們來談電影領域的眷村文化。誠如張啟疆在其眷村小說《君自他鄉來》中藉由陳君的自問：「沒有眷村，台灣會變成什麼樣？」文學如此，電影更是如此。雖然我們不能將「眷村電影」與「國語電影」輕易劃上等號關係，而且眷村電影應該被視作國語電影甚至華語電影中的一種門類（因華語電影中不只有國語電影，還有「閩南語電影」或者「廣東話電影」在內），但不容否認者，早在民國五十一年（1962）金馬獎設立後，國語電影的參與者中，外省人長期佔有極高的比例，這不只因其國語講得流利，不論是愛情片、武俠片或軍教片，由於政策的關係，其題材常都與中華文化有關，外省族群很容易就能掌握其要領，擔任導演、編劇、製片或演員。我們特別來說眷村電影，其門類的產生來自於眷村第二代開始探問何謂故鄉，使用影像來呈現眷村的人情事故，尤其常拿眷村來做人物成長過程中遇到的事件發生背景。第一波眷村電影興盛於八零年代，如《小畢的故事》（1983）、《搭錯車》（1983）、《老莫的第二個春天》（1984）、《金大班的最後一夜》（1984）、《竹籬笆外的春天》（1985）、《童年往事》（1985）、《孽子》（1986）、《黑皮與白牙》（1987）、《菜刀與六個朋友》（1988）、《寒假有夠長》（1989）與《香蕉天堂》（1989），這就像校園民歌從軍歌蛻變而出，眷村電影同樣從軍教片蛻變而出，成為外省族群深度自我反思的呈現。

    如果說外省第一代對於國語電影帶來絕對的影響，外省第二代則對於台灣新電影浪潮帶來重大的影響，其中眷村電影更是這種浪潮中的重要呈現。眷村電影的出現稍晚於眷村文學，這與電影靈感常取材於文學有關，更與後者實屬複合產業，需要更多的資源整合。第一波眷村電影的最後高峰，當屬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接著則有李安導演的「父親三部曲」，包括《推手》（1991）、《囍宴》（1993）與《飲食男女》          （1994），這都是該波眷村電影浪潮的餘蘊，其與眷村拆遷與長輩凋零引發外省第二代的集體懷舊有關，但當民國八十五年（1996）立法院通過《國軍眷村改建條例》並開始具體付諸實施後，眷村電影就明顯開始歸於沉寂，顯見不再有土地的國宅，其已與一般高樓大廈無異，由於左鄰右舍無法溝通，無法產生凝聚外省族群的機能。後續的「眷村電影」已不限於電影本身，還包括電視這一戲劇的攝製，電影包括《蝴蝶》（2008）、《爸，你好嗎？》      （2008）、《麵引子》（2013）、《親愛的奶奶》（2013）；電視包括《孽子》（2003）、《再見，忠貞二村》（2005）、《光陰的故事》（2008）、《原鄉》（2014）、《一把青》（2015）與《這些年那些事》（2017），但從其零星出品的現象，我們做個總結：台灣影視產業最繁榮昌盛的時期，眷村電影不絕如縷，當影視產業逐漸沒落，甚至需要靠政府補貼經費來攝製，則眷村電影因不再當令就逐漸式微了。

    第三，我們來談建築領域的眷村文化。眷村建築固然包括政府遷台後各種使用日本建築加蓋出來的房舍，更應該包括外省族群設計與營造出來的各種具有中國意象的大型建築，這包括各類館舍、祠堂與園林。早期中華民國政府帶領大量軍民來台，面臨百廢待舉的處境，安頓協同來台的軍公教百姓居住問題成為首要工作，由於政府並沒有計畫長期定居，常因軍隊駐紮的關係，直接將眷屬安排於附近的過去日本宿舍暫住，其他眷村的建築則普遍因陋就簡，剛開始常會使用竹編土牆或茅草這類廉價且簡易的建材來搭蓋眷村的房舍，是故會使用「干城」、「凌雲」或「憲光」這些軍種屬性命名外，甚或拿「克難新村」做名稱（我家就住在這裡），這就使得「竹籬笆」常被視作眷村代名詞。直到民國四十五年（1956）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提出為軍眷籌建住宅的構想，發起由民間捐款興建軍眷住宅，再捐贈給國防部來安置軍眷居住，解決簡陋不堪的居住問題，建材使用較堅固的磚瓦與鋼筋，加上混凝土，空間規劃則依照軍階倫理來配置空間，眷村建築就開始有比較清晰的輪廓。然而，不論是竹籬笆的早期建築，或者婦聯會的中期建築，其實保留下來的眷村建築都很有限，最多被保存做歷史建築者都是日本館舍改設的眷村，然而卻因政治不正確的緣故，現在常被重新改回日本宿舍的樣貌，不復有絲毫眷村文化的痕跡留存，這是對民間層面的眷村建築記憶的最深傷害。

    再從廣義角度來觀察眷村文化（或說外省文化）如何體現在建築領域。我曾經參觀日本京都皇宮（御所），當時深感同樣是海島，日本可建築規模宏大且視野遼闊的建築，台灣如果沒有兩蔣時期作為中央政府的經營，則四百年來根本不存在如此規模與視野的建築。這就不能不向跟著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建築師致敬。當我們來談廣義角度的眷村建築，則各類中國古典式樣的政府建築都應該被包括在內，這包括政府最早設立的南海學園，其屬於首批興建的公共建築群，裡面的紀念館幾經變更設置，由大型館舍的角度來說，有陳濯與李寶鐸設計的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南海書院（1955）與南海劇場（1956）；盧毓駿設計的台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1956）；林柏年設計的國立歷史博物館（1971）；除南海學園外，還有黃寶瑜設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修澤蘭設計的陽明山中山樓（1966）；王大閎設計的國立國父紀念館（1972）；楊卓成設計的圓山大飯店（1973）、中正紀念堂（1980）、國家音樂廳（1987）與國家戲劇院（1987）。如果從祠堂的角度來看，台北忠烈祠姚元中先生參考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設計，後來成為全台各縣市忠烈祠參考的範例；具有蘇州意象的園林則廣布全台，這包括胡國禮設計雙溪公園（1974）、王玉堂設計至善園（1985）與漢寶德設計南園（1985），這些中國古典建築的設計者全都是外省人。

    因此，我們應該擺脫眷村建築都是破敗不堪的刻板印象，外省族群早年來台或許住在很簡陋的眷舍內，但其中有好些建築大師都開始發揮其才華，利用傳統建築元素設計出具有嶄新氣象的中華文化建築，在這個更廣義的層面來說，相對於既有的閩南文化建築或客家文化建築，我們將其稱作外省文化建築會更恰當。

    最後，我們來談軍事領域的眷村文化。台灣社會自有歷史至今，從來沒有中央政府的編制直接進駐到台灣社會，這不僅包括政府體制，更包括完整的軍隊編制。中華民國政府帶領六十萬軍隊遷台，裡面不只有陸軍，更包括完整的空軍與海軍的建制，根據民國三十九年（1950）國防部的總清查，據信帶出三百餘架戰機和六十五艘船艦。陸軍來台的單位，計有陸軍總司令部、陸軍大學、測量學校、傘兵總司令部、裝甲兵旅、砲兵第10團、工兵第2與第20團，正規軍有第1軍到第3軍，第8軍與第9軍，第18軍與第19軍，第50軍，第52軍，第54軍，第64軍，第75軍與第87軍，還有第32師，第92師，第46師，第96師，第99師與第139師，這些軍人與其眷屬，共同使得外省族群凝聚出極其特殊的軍事文化，這包括眷村子弟常喜歡探討軍事議題，研究戰略與戰術，閱讀中外戰史書籍，在眷村中玩著戰爭的遊戲，長大後投考軍校者大有人在。更值得重視的現象：國民革命軍的將領，有相當數量者係經歷過東征、北伐與抗戰的名將，擁有參與數十萬軍隊規模的會戰經驗，這些經驗或不能說「絕後」，但自太平天國事變後確屬「空前」，而且，從跟著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者多半係讀書人開始，國軍將領的特色就是有著比較濃郁的儒家思想氣息，喜歡探討中華文化，更會自我要求做個「儒將」，這都對眷村的軍事文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們具體舉例來說：何應欽（1890—1987）終生在寫書法；劉峙（1892—1971）長年在研究尺牘；白崇禧長年在研究戰史與兵法（1893—1966）；顧祝同（1893—1987）有智謀且待人寬被人稱「軍中聖人」；上官雲相（1895—1969）終生在讀經典；羅卓英（1896—1961）喜歡讀古文與詩詞；薛岳（1896—1998）喜歡研究歷史並發明天爐戰法；陳誠（1898—1965）念過師範並關注教育；周至柔（1899—1986）喜歡下圍棋並閱讀中外書籍；孫立人（1900年—1990）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又念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邱清泉（1902—1949）喜歡寫古詩；黃杰（1902—1995）喜歡研究易經；張靈甫（1903—1947）長年喜歡古文與書法；方先覺（1903—1983）早年讀法律晚年習書畫；王叔銘（1905—1998）喜歡京劇與音樂；胡璉（1907—1977）長年在研究宋史；劉詠堯（1907—1998）國學深厚且著作等身；高魁元（1907—2012）常在寫書法；彭孟緝（1908—1997）喜歡歷史並熱愛學習；黎玉璽（1914—2003）長年在研究資治通鑑。這裡都列出其生卒年，根據敝人的不完全統計，國軍將領除孫立人受美國教育外，其餘將領全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度薰染，還有除因國共內戰期間不幸戰死者外（但其親屬都來台），絕大多數人都得享高壽，其孩子後來都有相當傑出的成就，顯見國軍將領實屬一批結合三民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非凡人才。

    這種現象，頗能解釋為何軍中作家的人數相當大量，後來並會對台灣文學（尤其眷村文學）的發展帶來直接的影響，這就是長期「風行草偃」帶來的效益。這些國軍將領在各種戰爭中的動靜舉止，其間採取如何的戰略、戰術與戰法，這些軍事將領中很多人都思路清晰且擅長寫作，已出版極豐富的各種著作，留給後世極其珍貴的精神資產，後人（特別係關注兵法者）都應該從相關史料或回憶記錄中仔細研究，未來除非再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否則很難複製其經驗，更是外省族群帶給台灣社會在軍事領域的莫大貢獻。

本文按照「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再從語言、電影、建築與軍事四大子領域來補充說明何謂眷村文化，結合前文六大子領域，相信對於眷村文化的具體範疇已清晰勾勒其輪廓。這都是我們外省與眷村的先賢篳路藍縷留給後世的文化寶藏，只要對外省族群尚有認同者，莫要把「泯滅自己的族群」來當作族群融合的證據，而應該把「興旺自己的族群」來當作族群融合的資糧，眷村文化實屬中華文化落實在台灣社會的脊樑骨，只有再度振興這十大子領域的眷村文化，我們才能實質振興中華民國。最後，我想拿陳雲山作詞與作曲的〈東南苦行山〉來做本文的結尾，各位讀者可自行在網路點殷正洋的歌來聽：「來自中原一群夥伴，結廬東南山。塵緣難盡默對寒窗，龍珠合十在胸膛。秉承千年卓絕意志，潛修東南山。寧靜致遠風雨聲響，不絕如縷持香案。香火在雨中燒幾十個暑和寒，血脈相連一方苦行山，龍珠九轉十二金光，返指五嶽和三江。」

（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