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稱：綁匪與花園

講述者：湯姆•哈特•戴克 採訪者：英國《金融時報》大衛•巴厘卡拉克斯

那是在2000年3月份，我和我的朋友保羅(Paul)正在位於巴拿馬-哥倫比亞邊界的達連地塹(Darién Gap)尋找稀有植物物種。兩位哥倫比亞導遊剛剛帶我們進入一片林間空地。對於我這位園藝愛好者來說，這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突然，幾個青年人冒了出來，手裡揮舞著手槍。他們將我們撂倒在地，然後綁了起來。我們的導遊被拖入了灌木叢中，從此以後，我們就再無他們的音訊。

劫持者審問了我們好幾個小時，一會兒指控我們是中情局(CIA)情報員、運毒者，一會兒又指控我們是英國間諜。我不停地告訴他們，我是一名正在尋找蘭花的園藝愛好者，保羅是一名登山運動員，但他們就是不信。這只是開始。接下來的9個月，我們先後被關押在邊境上的一系列營地裡面。在其中的許多營地，我都建了園圃，僅僅是想讓自己保持頭腦清醒；我本想開闢出一片菜地，或者種點玉米。他們常常恐嚇我們，踢我們幾腳或給我們幾拳。他們不會說英語，我們之間的對話僅限於，感謝他們給我們犰狳當晚飯。

他們逼我們給父母寫字條索要贖金——500萬美元。但他們沒有與外部世界聯繫的方式，所以，那些字條一直沒有被送出。

他們會時不時地威脅殺我們，所以我們放棄了活著出去的希望。這令我們非常痛苦，但正因為如此，我才有了建一座“世界花園”(World Garden)的想法。一天，一個孩子——我們叫他“刀疤臉(Scarface)”，因為他臉上有一個巨大的疤痕——告訴我們，當天要處死我們。他一離開，我就開始在日記裡匆忙寫下我的想法，設計如何在我家Lullingstone Castle的庭院裡建一座花園。我希望展示英國的植物與花卉都來自哪裡

我現在還留著那本日記——那些圖畫難以辨認，因為我的手抖得太厲害。

我設計的花園有好幾個巨大的花壇——每一個花壇的形狀都按照其中種植的植物與花卉所來自的大陸建造。例如，代表南美州的花壇中會囊括所有源自那裡的英國植物與花卉。人們沒有意識到，英國大約80%的植物都來自海外。它們是由維多利亞時代的植物採集者，在環遊世界後帶回的植物枝條繁衍而來。

他們那天沒有殺我們。最後，我們把他們給逼瘋了。我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我只是跟他們大談特談蘭花。保羅不停地抱怨，也讓他們很是厭煩。他們釋放我們的那天非常離奇；他們再也受不了了，勒令我們離開，還把9個月前從我們身上搜走的東西又還給了我們，包括護照、帆布背包、價值3500美元的旅行支票。

問題是，我們在沼澤地裡迷了路，於是不得不重新折回。他們派了一名導遊帶我們出去，不停地說：“我們討厭你們；快滾！”

最終，我們回到了文明社會，並與英國大使館取得了聯繫。起初，他們不相信我們——他們以為我們已經死了，但我們終於乘飛機回到了英國。剛回到家，我休息了一段時間，然後便開始建造世界花園。Lullingstone Castle自1361年起就一直為我的家族所有，但保養它非常耗錢。我們將花園向公眾開放，現在每年有1萬人來參觀，所以可以維持城堡的運轉。別的不說，僅此一點，我還要謝謝“刀疤臉”。

最早的植物採集探險記錄可追溯到西元前1495年。當時，埃及女王哈特謝普蘇特(Hatshepsup)派植物學家去索馬里尋找土沉香(incense tree)。維多利亞時代的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化裝成中國農民，將茶樹枝條偷運至印度，使英國在茶葉貿易中佔據了統治性地位。蘭花在1818年來到英國——植物學家威廉•斯文森(William Swainson)從巴西往家裡寄了一個盒子，把這種植物當作填充物。這些蘭花開了花，後來變得極其流行。

譯者/董琴

我是FBI人質談判專家

講述者：加里•內斯納(Gary Noesner) 採訪者：英國《金融時報》薩拉•杜吉德(Sarah Duguid)

1980年，我成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人質談判專家。當時的談判技巧仍然相當不成熟，我們只是說一些套話：“如果你放一個人質，我就給你一些食物。”

但1982年，我受命參與了一樁大案，讓我從此以更開闊的視野來看待事情。劫持人質的是一名販毒者，利用他的妹妹和妹妹的孩子乘火車運毒。在一次爭吵後，他殺了妹妹，並將兩個孩子劫為人質。

當我趕到後，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與綁架者展開對話，以便弄明白他的要求，並據此制定策略。但他拒絕交談。綁架者一般會試圖迫使警方按一定的套路行事——他們會說：“你們給我一輛逃跑用的汽車，否則我就殺了這個銀行人質。”然後我們開始討價還價。但這個人似乎什麼都不想要。

36個小時後，他終於告訴我們，他非常生氣，讓我們不要煩他。他說我們並不在乎那些孩子，而且他擔心，在他投降後，我們會殺了他。此後，我們終於可以展開對話了——我們說服了他，會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並且說到做到。又過了36個小時，他出來了。

這個案子令我頓悟：它讓我意識到，人質談判專家必須成為危機輔導員——更具創造性。我開始思考如何才能運用心理諮詢師的技能，從這些人身上挖掘資訊，瞭解他們的感受和需求。我看到和我經常密切合作的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一直在使用類似的處理方法。

但在FBI內部，並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我對積極聆聽技巧的日益推崇。1993年，當我們接到命令去韋科圍攻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時，分歧變得明顯起來，甚至到了危險的程度。一開始，我負責談判，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大衛教的首領大衛•考雷什(David Koresh)只有一個要求：“走開，別煩我們。”我們怎樣才能影響他的行為呢?裡面的人有足夠的食物堅持到底，而且他們習慣了清苦的日子——斷電這招不管用，因為他們都點著蠟燭入睡。

我們開始不再糾纏於他們與美國煙酒槍械管理署(ATF)發生的暴力對抗。我們表示不想傷害他們，並且會盡我們所能解決他們的難題，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似乎起作用了：考雷什釋放了35名人質。但談判專家與FBI裡更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人之間的分歧開始加大，後者希望加快談判速度。我知道這會起反作用，也表達了我的態度。最後，我被另一名談判專家換了下來。

我還記得坐在FBI總部裡收看電視。當他們開始使用催淚瓦斯時，我站起來離開了——我憤怒至極。那天晚上，有75人喪生。

在我13年的談判生涯中，我處理過120起海外劫持案件和無數其它的人質事件，但韋科事件是最令我痛苦難忘的。不過，自那以後，FBI和世界各地的其它員警部門，都採用了一種不那麼暴力的方法。

我2003年1月離開了效力30年的FBI，進入私人部門工作。我仍在培訓人們人質談判的技巧，而我的策略永遠一成不變：交談和聆聽。我告訴人們，記住這一點，你不僅會成為更出色的人質談判專家，也會是更好的父母、伴侶和朋友。暴力幾乎無一例外地會起反作用。

譯者/陳雲飛

第一人稱：我就是不還房貸

採訪者：英國《金融時報》薩拉•杜吉德 講述者：亞曆克斯•彭伯頓

2003年，我和未婚妻在佛羅里達州的聖彼德堡買了一套房子。當時我的生意很興隆。我們雇了22個人，年銷售額在400萬到600萬美元之間。我們很輕鬆就能供得起這套三居室的房子。但在2007年，我的業務開始滑坡。我的公司專事消除動物帶來的病害：當有人家裡有討厭的野生動物——比如浣熊、負鼠或蝙蝠——出沒時，在負責捕捉的公司除掉它們後，我們負責清除它們帶來的結核、炭疽等疾病。我們依賴於野生動物捕捉公司的推薦。但在經濟衰退時期，人們為了省錢，寧可和閣樓上的浣熊們和平共處。

我不得不裁掉了9個人，並繼續艱難經營。但到了2008年，我們已經落到了我甚至連自己的工資都付不起的地步。我有13名員工、一個未婚妻和她的兩個女兒，我感到壓力很大。我開始和銀行商談我的按揭貸款，最後電話那端有個人建議我拖欠還款。他說，這樣一來，我的案子就會被轉到另一個部門，到時我就可以重新磋商。對此我並不確定，但我相信銀行的話。次月我就停止了還貸，省下了1800美元。我決定把所有的余錢都拿來做廣告。房貸被正式認定為違約需要四到五個月，所以我繼續不還房貸，把省下的錢全都拿去做廣告。我們的業務漸漸地有了起色。

我們在等候銀行來信，通知我們房貸已經轉到貸款修改部，可以開始和銀行重新磋商了。然而，我們等到的卻是收回房子的信。我打電話給銀行，指出明明是他們建議我停止還貸的。可是，原來我們的貸款已被轉手出售，而新公司並不想跟我們磋商按揭條款。

我給我的律師打了電話，當時他剛剛參加完一個有關止贖的會議——命運可真是奇妙。他說：“我想我幫得上忙。”然而，我們非但沒有得到重新磋商的機會，還收到了另一家按揭公司發來的一封新的止贖通知。我被搞糊塗了：由於我們的按揭被輾轉出售了多次，我們甚至搞不清誰是債主，該給誰打電話商量。

律師建議我別再還款了。他要求那些威脅要收房子的公司出示原始的按揭檔，可他們都沒有，所以從法律上來說，他們都不能收我的房子，因為他們無法證明我欠了他們貸款。於是我繼續拖欠還款，用省下的錢發展業務，七個月後，我重新實現了盈利。如今兩年半過去了，我還是一直都沒有還貸。現在我的生意很穩定，我依然住在我的房子裡，我甚至考慮開創新的業務。

人們譴責我們，把我們叫做賴債不還的人，指責我們用省下來的錢購置耗油量極大的汽艇，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我不接受這些批評。那些大公司對貸款進行戰略性違約，把錢投到更需要的地方，去賺取更多的錢。為什麼我就不能？

當然，最終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的房子，但起碼我的公司現在很穩定，需要的話，我也有能力再購買一套房子。假如當初我先顧著房子，我的公司大概就破產了，我們大家也只能流落街頭。我冒了險，取得了回報。我保住了我的公司、我13名員工的工作——並且依然住在自己的房子裡。

譯者/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