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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6 20:38:57瀏覽567|回應0|推薦12 | |
科技救國的背後推手-孫運璿政策最好的執行者(一)1978年,中美正式斷交,台灣選擇走上「科技救國」的路。孫運璿接任行政院院長,確立了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的國家級戰略目標;李國鼎出任政務委員,主持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後來又成立科技顧問團;而方賢齊接掌工研院院長,肩負起台灣科技發展的執行重任。 奠定科技島根基 在這鐵三角的戮力合作之下,奠定台灣在數十年後成為科技島的根基。「方賢齊是實際執行的人!」當時擔任經建會技正的前政務委員楊世緘,為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說出這樣的一句話。「由他提意見去給孫院長、李先生,從找潘文淵回台灣,到在工研院做事、成立聯電、成立台積電,方公都是主要推動執行的人,簡單講,孫院長是有權的人,李國鼎是有望的人,而方賢齊就是去做事的人,」楊世緘說。 也就是因為如此,有人說:「方賢齊是孫運璿政策最好的執行者!」後來擔任資策會執行長的果芸也說:「如果是現在的台灣,方公做不了這麼多事,因為不會有人重視他的執行能力,但當時有孫院長、李先生的政策在前面,方公就有很大的空間做事。「對於上面提出的想法,他也會提出很多做法落實,所以說,方公是孫院長政策最好的執行者,這句話的確不假。」行政院自1978年開始舉行全國科技會議,廣泛討論台灣發展科技所需計畫,而之後的多屆全國科技會議,幾乎都有方賢齊主持小組會議討論的身影。「方公是工程師性格的人,所有東西都必須留下紀錄,還要提出解決方案,這才是他做事的方法,」這是當時旁人眼中的方公。 很多人都說方賢齊是好好先生,沒看過他發過脾氣,但骨子裡,他是一個有大是大非的人。「凡人遇事不明,處世不當,多半由於認識不夠,特別在基本的觀念方面,今台灣之士聰明才智過人者多矣,卻有人因投機失敗,身敗名裂,甚至死於囹圄,此智者有不至也,」方賢齊曾在一份手稿中這樣寫著。 方賢齊觀察世事、洞若觀火,他知道人性,也知道要把國家的大事辦好,不只是分寸的拿捏,更是大小輕重的取捨。窮其一生,方賢齊沒有當過政務官,卻又一輩子在政治場上做事;他不懂政治,但他懂人心;他不碰政治,但他願意負責。 曾有一則報導這樣描述他:「方賢齊先生一向是有話直說,也許是職位高,也許是本來就放得開,很少有顧忌。他說:『為什麼公營機構不能信任公營單位主管的監督、不能讓公務員負責決策?弄得大家不做不錯,保護自己第一,既不能有擔當,也就不可能有效率。』」方賢齊為政的原則很簡單,就是當機立斷,寧可做錯,也不要不做不錯;即使被人批評,他也堅持不合時宜的科技發展法令應該隨時改正,惡法必須迅速修正。 1979年5月,行政院決定由政府與民間共同籌設成立資策會,同年7月,由一手催生資策會的李國鼎出任第一任董事長,方賢齊則是出任第一任執行長。比孫運璿長兩歲、比李國鼎小一歲的方賢齊,那時已然年近七旬,但這位懷抱科技救國熱情的工程師,依舊熱烈燃燒他的生命能量。資策會的成立,是李國鼎為了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而設,目的是讓台灣科技產業不只停留在硬體製造,更要有軟體實力、要有應用創新的能力,而之所以邀請方賢齊出任執行長,則是希望借重他的執行長才。在方賢齊主管下的台灣電信事業,不但是最早導入電腦化的事業體,在當時,電腦化程度更遠高於政府其他單位、甚至是民間機構。 電腦化原本就是方賢齊接任電信總局局長時所提出的發展目標之一。正因如此,李國鼎知道,方賢齊不但能做事,更比其他人知道如何推動資訊電腦應用。原本在中美採購團工作的果芸,具備軍職身分,並已官拜中將,卻在李國鼎與方賢齊的遊說下,自軍中退役,投入資訊電腦應用產業的推動工作,後來更接替方賢齊,成為資策會第二任執行長。 彎腰溝通的身影 「資策會剛成立時,裡面大部分都是學者,沒什麼人有業界經驗,方公就常常找我去喝咖啡;他自己是不喝咖啡的,但為了我,一去,他就請我喝咖啡,跟我談他的構想。他常跟我說,首要目標就是要政府電腦化,所有該做的事要快點做,」果芸至今仍記得方賢齊對他講的話。「那時,台灣加工業做了很多,但沒有什麼利潤,因此必須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而方公認為,美國資訊產業發展得很好,台灣應該要跟上腳步,把政府電腦化就是第一步,然後是發展資訊硬體工業、資訊軟體工業。 「一步一步該怎麼做,方公都想好了!」多年之後想起方賢齊甘於彎腰溝通的身影,果芸仍不禁動容。(待續) 陳慧玲、林齊悅
科技救國的背後推手-奠定數十年產業榮景(二)陳慧玲、林齊悅
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院長期間,常邀來當時擔任工研院院長的方賢齊,聽取他對工研院的特別計畫,孫運璿說:「我要逼他們拿出真正能帶動科技發展的大計畫,我不要他們拿幾個小錢、做幾個小研究,敷衍了事。」 這是長官的命令,更是多年老友的託付。1981年,工研院宣布,將在5年內投資1百億元,發展各項關鍵技術研究。一百億元,在當時是什麼樣的概念?那時台灣經濟才剛開始起飛,工研院卻要花一百億元投資技術研究發展,自然引來外界高度關注。 但是,外界的關注眼光,正是方賢齊想要的,即使其中有許多的批評質疑,可是他清楚知道,在那個大家都對科技發展還半信半疑的年代,政府必須拿出態度;這一百億元的目的,除了供做科技發展之用,更是要藉此提振台灣對科技發展的信心。 發展產業關鍵技術 工研院預計,5年內,投資1百億元發展各項關鍵技術,並引導移轉給台灣各工業使用。其中,工研院依據科技發展方案,組成創新工業技術移轉公司,而這間公司已經把工研院電子所引進的積體電路技術,移轉給聯華電子,預計在1981年底正式生產,估計1982年時,台灣積體電路產值將可望達到十億元以上水準。 10億元的產值目標,當初看起來是天文數字,但在30年後,台灣半導體產值卻早已突破1兆元,成為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支柱。 「再過一年,台灣就具有生產小型電腦的能力!」方賢齊在1981年提出這句話,需要足夠的前瞻眼光與敢於承擔的勇氣,因為,同一時間,國際大廠IBM,也不過才剛推出全球首部個人電腦,台灣的幾家電腦公司,包括:神通、宏碁,都還在起步階段。然而,他已經看見,在積體電路之後,台灣科技產業的下一步,就是電腦資訊產業。 「工研院與資策會將共同發展電腦工業技術,工研院負責電腦系統設計製造與工業自動化,資策會則聯合民間業者,共同推動電腦資訊應用技術,預計再過一年,台灣就具有生產小型電腦的能力。」方賢齊說。在1982年由方賢齊主持的資訊電子工業發展方案會議中,訂出1989年台灣資訊電子工業的產值目標,合計為333億美元,其中電腦與周邊設備產值目標為36億美元,資訊軟體為32億美元,通信產品為17億美元,半導體元件為59億美元。 這樣一個超過1兆元的產值目標,當時看來,巨大得不可思議,但如今回顧,這個如同天文數字般的金額,卻是啟動台灣資訊電子產業之後20年高度成長的起始點,而台灣電子工業產值與出口,也在1983年正式超越紡織業,成為台灣最大出口產業。 1984年,行政院通過工研院提出的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發展計畫、電腦工業技術發展計畫,這兩項大型計畫合計投資額高達35億元。其中,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發展計畫,預計需要投資22億元。儘管那時聯電已經開始賺錢,但22億元的投資,畢竟不是一筆小數目,因此當時也有人質疑,台灣在積體電路上的投資,是否太過躁進。於是,方賢齊再度挺身而出,為超大型積體電路投資案背書。 依照當時評估,設立一座超大型積體電路工廠與營運周轉資金的投資,約在80億元到100億元之間,方賢齊認為,民間企業還無力承擔這麼大的投資金額,但也不能全數由政府以國營企業方式投資,有聯電的成功例子在前,導入民營型態與管理制度才能提高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初還沒有什麼人搞懂半導體上、下游關係,也沒有什麼晶圓代工概念時,方賢齊就已在接受採訪時提到:「超大型積體電路製造工廠,可以從事民間企業的委託製造,收取製造費用。至於設計技術與市場開發,則全部交由民間企業負責,這種共同投資與分工合作的關係,可以是我國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的選擇途徑。」 1987年,台積電正式成立,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也自此跨入新的階段。 「很多人認為,做研究不要重複投資,其實,同時並進投入前瞻科技研究,看起來是重複浪費,但因此可能爭取的時效卻是無價。如果真的不想花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做研究,直接抄別人的就好了。」 眼光前瞻規畫長遠 「在前瞻科技的研究上,若不嘗試就沒有機會成功;國人的功利主義太重,大家都很急,以能最快賣到市場為目標,完全沒有考慮未來性。殊不知,發展科技一定要有前瞻的眼光,過分強調實用性,就失去投入前瞻科技的意義。」這些話,都不中聽討好,也不偏袒維護。但,一路看著台灣科技發展從無到有,方賢齊太知道,這裡面有多少殫精竭慮,有多少案牘勞形,有多少人付出心血與人生,才能在這幾十年當中,累積成今日台灣的科技產業。 年過七旬仍然為台灣產業發展奔波的方賢齊,他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不鄉愿的當做該做、當言敢言,他的老臣謀國之心,拳拳亦然。(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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