觥籌交錯，杯盤狼藉，歡聲笑語迴響在長江之上。而長江周圍令人震歎的美麗山水，卻正經受大饑荒的折磨。

幹部還有公費旅遊。1960年2月，約有250名幹部登上豪華客輪遊覽長江，在品嚐美味佳餚的同時，欣賞懸崖，巖溶地貌和峽谷，他們偶爾也會離開舒適的包廂，參觀沿途的文化景點。他們拍攝了上百卷膠卷。擺放在客輪各部位的芳香油和熏香，發出的香味飄蕩在空中。穿著華麗的女服務員們，送上絡繹不絕的美味佳餚。樂隊演奏著背景音樂。此行不惜耗費巨資，25天裡僅燃料和工作人員的費用就達3.6萬元，此外還要加上5噸魚肉，和不計其數的煙酒。客輪發出彩虹般五顏六色的光芒，在月光下構成了一道迷人的風景，觥籌交錯，杯盤狼藉，歡聲笑語迴響在長江之上。而長江周圍令人震歎的美麗山水，卻正經受大饑荒的折磨。

幹部明搶社員暗偷

在大饑荒的同時，幹部們卻在會議上的大吃大喝，是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滿的一個根源。貪婪的幹部往往被稱為豬八戒，豬八戒是著名的明代小說「西遊記」中的人物，以他的懶惰，貪吃和好色著稱。即使黨外的一些老百姓，也有多吃多占的機會。在集體食堂工作的人，會利用職務之便小偷小摸。河南省會鄭州的一家棉紡廠，食堂管事的人經常出入倉庫，把它作為自己的食品櫃。有一次，一名廚師一天內吃了20個鹹蛋，其他人則吃了幾公斤肉罐頭。麵條和烙餅也許能留到晚上，而食堂專用的魚肉和蔬菜，白天就被食堂工作人員瓜分了。至於普通工人，是每天3碗稀飯，偶爾有些米飯或饅頭補充。許多人幹活時體力不支。

對於各種巧取豪奪，農民並不總是袖手旁觀。廣東一個公社三分之二的豬，被當地幹部在慶祝節日來臨的宴會中吃掉了，農民警告說：「你們幹部明搶，我們社員就會暗偷」。無節制的屠宰盛行於1958年的農村，農民用殺掉自己的家禽和牲畜的方式抵抗人民公社。在恐懼，謠言和榜樣的作用下，他們選擇吃掉自己的勞動果實，把肉類儲存起來，或是在黑市出售，而不是把它們拱手送人。就像我們在廣東省東北丘陵一個村子裡所看到的胡永明，他按部就班地吃掉了他的牲畜：宰了4隻雞，3隻鴨，狗，狗仔和一隻貓。他的家人用這些肉類大快朵頤。但是，即使在激動人心的1958年後的日子裡，村民還是能找到偶爾大吃一頓的方法，當然有時需要當地領導的縱容。在羅定，一個鐵血制下的縣城，為了慶祝共產黨生日，1959年7月1日，每個家庭吃掉4隻鴨子。1961年的農曆新年，不滿的農民在湛江地區屠宰了數千頭耕牛。這種抗議方式，在廣東省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原因是農民在傳統的農曆年沒有不可或缺的豬肉包餃子。

換個食堂吃完再吃

另一個不時大吃大喝的原因是：人們不再需要節儉，對個人財產的徵用和通貨膨脹，已經迅速奪走了個人的積蓄。陳六姑，一位住在番禺的節儉老太太，設法攢了300元，到1959年初夏也開始揮霍，她請10個人進餐廳大喝魚湯。「現在存錢無用處留下百多給母親做棺材就行了」。在北京的外國居民注意到，以往通常安靜的餐廳，1959年人滿為患，即將成立城市公社的傳言，使居民紛紛把自己的傢俱出售給國營傢俱店，所得款項則用於進飯店吃大餐。

有時，老百姓能吃得好，是因為他們有幸能有一位好領導，他可以利用一切政治技巧，把自己的單位變成饑餓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上海的徐匯區，有一些食堂有比較奢華的玻璃門，並全部安裝螢光燈。還有些食堂安裝了收音機，普陀區的一個食堂還建了金魚池。另一方面，城市裡的某些單位，食品供應監管不力，使工人有時能超量用餐。在河北省的調查表明，工人有時從一個食堂吃完飯，又換個食堂再吃。餐廳的桌子上，經常堆滿剩飯剩菜，不少落在地上糟蹋了。餐後的剩飯剩菜，能裝三四個容量為5公斤洗臉盆。更令人臉紅的浪費是，一些工人把食物帶回他們的宿舍，但是並不吃。人們踩過丟棄在地上的饅頭，使地上覆蓋著一層黃色的黏稠物。

在北京郊區石景山，供應好到工人可以專挑棗饅頭裡的棗吃，而把饅頭扔掉。在宏大的上海機床廠的食堂裡，淘米的過程非常粗糙，每天都有成公斤的大米流入汙水渠，結果被用來餵豬。鬆懈的夜班監管制度，使工人能盡情大吃，有的甚至進行吃飯競賽：有個冠軍一次能吃兩公斤米飯。

幾乎每一個人，無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從上到下，都在顛覆現行的分配制度，變相地發揮著共產黨所力圖消滅的物質利益的作用。在饑荒發展的過程中，一般人的生存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欺騙，誘惑，藏匿，行詐，偷竊，掠奪，走私，怠工，作假，以及其他糊弄國家的方式。

但沒有人能以一己之力玩得轉這經濟制度。在一個門檻林立，處處設防的國家，從脾氣古怪的傳達員，到臉色陰沉的火車站售票員，人人都可以給別人製造麻煩。社會系統中的清規戒律如此繁瑣複雜，以至最低級的工作人員也有自作主張獨斷專行的權力。雞毛蒜皮的小事──諸如買票，換證，進門等等，只要碰上個死板拘泥的人，就足以使你叫苦不迭。小權力腐蝕小人物，小人物遍布於計畫經濟的底層，有權對他們碰巧有權管轄的短缺商品做出任性的決定。至於在計畫經濟系統內等級越高的人，權力越大，濫用權力的危險也就越大。（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