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經濟中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實際上無數人都在做買賣。

向國有銀行借款也是常用的手法。李富春指出，1961年夏天，銀行有30億元人民幣赤字，許多單位向銀行借錢，用以大吃大喝。當某市或某縣有赤字時，它就停止上繳利稅。從1960年起，一些省份決定，截留所有利潤。遼寧省的財政局和商業局，因而決定了下屬企業的利潤不再納入預算，也就是是就地分掉。山東高唐縣單方面決定：利潤屬於預算外，應該留給地方；而虧損則列入預算?，由國家承擔。不僅集體企業和城鎮社區經常不賦稅，有時整個城市都決定不徵稅。

明目張膽竊國產

此外，還有些單位明目張膽偷竊國家財產，再通過狡猾的會計手法分到下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沿滬寧鐵路的地方工廠，偷竊、挪用和走私了3百多噸的鋼鐵，6百多噸水泥和2百多立方米木材。徐州新華鎖廠專門雇了一輛卡車，有計畫地從鐵路倉庫竊取所需的原材料。這些活動大多是由領導幹部授意的。在車站經理杜成亮指使下，完全用被盜的物資興建的南京東站大禮堂，就是一座有組織盜竊的豐碑。

另一種欺騙國家的方法是虛報配給名冊。令人毛骨悚然的「死魂靈」貿易遍布農村。家庭試圖隱瞞死亡，以獲得額外的食物配給；幹部經常虛報農民的數量，以得到更多的餘糧。這也是城市的常見現象，因為在城市裡，國家必須保證城市居民的口糧。當調查組審核河北某縣的細帳時，他們發現國家每月給2.6萬名職工每人多發了9公斤口糧。每個人都可能在數字上弄虛作假，一個磚廠可以聲稱擁有6百多名工人，而實際上只有306個工人。有些工廠將所有的工人劃為重體力勞動者，因為這使他們能分到更多的口糧，其實大多數員工從事的是輕體力勞動。

在北京，有5千名已死亡或已返村的工人還在建築行業的花名冊上。即使在中國科學院，459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領津貼的員工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無權領口糧的臨時雇員。

上述做法的正面作用是可以雇用計畫外人員。勞工黑市的供求決定工人的工資。熱門工人和有希望的學徒會被人用福利或金錢挖走。根據1960年夏天的報告，當年的前6個月，南京因此流失了數千名工人。競爭相當激烈，當工廠不讓出色的工人到其他地方追求更好的機會時，他們會抱怨缺乏就業的自由，並想辦法讓老闆解雇他們。在一些情況下會發生暴力，工人會把怒火發向阻撓他們的幹部。在白下區商業部門的500名學徒，有180人失蹤。勞工黑市的組成部份是地下工廠，它出現在每個城市，包括南京。有些人正常工作後再頂夜班，有的人作兩份工作以補貼家用。在中原一個建築單位中，三分之二的工人都是這樣。學生，醫生，甚至幹部都可能犧牲本職單位的利益到勞工黑市上賺錢，在碼頭上做搬運工，或用平板三輪車運貨。

公家養生意照做

計畫經濟中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實際上無數人都在做買賣。他們預期商品價格將因短缺或通脹的原因上漲，而囤積居奇。湖北大學有一個項目，是按照黑市需要的變動，用電報指示代理商買進或賣出特定的商品。一個在上海的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中心，僱用了華東師範大學20名學生，購買可以和其他單位交換的緊俏商品。

黨員的身分很適合進行投機活動，其中一些人幾乎是全職的。李柯，北京東部建國門公社的一個幹部，給自己開了9個月的病假，然後倒賣縫紉機，自行車和收音機，再把利潤用來買電燈泡和電纜，轉手到天津賣掉後，用得到的錢購買傢俱，再到郊區賣掉。他一邊展示生意上的精明，一邊享受著國家的工資和福利。像李柯這樣做的人不是個別的。

大多數幹部有更大的油水可撈，所以把小打小鬧的買賣留給了老百姓。上海是個曾經可以自由貿易的通商口岸，好多人沒有忘掉作買賣的傳統。趙建國，一個沒多少錢的女老闆，主要經營燈泡之類的小商品，但她在倒賣有名的鳳凰牌自行車中賺了不少錢。另一個小商人李傳英，在上海辦貨，拿到安徽去賣。胡玉美在浙江黃巖買賣草帽，草蓆，魚乾，和蝦，往往有翻倍的利潤。

馬貴友收購富裕家庭的珠寶和手錶，外加買賣農村票證，每月能掙一百元人民幣：「我不是反革命，一不偷，二不搶，沒有工作，做點生意有啥關係？」

1961年8月在居委會的幫助下編製報告的官員們，被倒買倒賣的商品範圍之廣和市場信息的質量之高嚇了一跳。儘管中央計畫經濟有收集所有信息的機制，小商販比黨更瞭解市場的需求。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從倒賣農村水果補貼家用的老車伕陳長伍，到以公務旅行為名去內蒙古和東北進行私人交易的有權有勢的經理，全社會的人都參與其中。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