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藉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折合今日的台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里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裡，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裡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像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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