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說的跟酒店沒關係，雖然我的作息和酒店小姐一樣詭異。

不知從何時起，我總是最晚走出T大記者室，離開前，收拾東西，關燈，關門，然後到固定的電梯廳搭乘下樓電梯。像遊樂場的咖啡杯總是循著既定的軌道旋轉一樣。這並非意味著我每天都跟新聞奮戰到深夜，而是，沒有老的小的要顧，回到一個人的小房間裡，依舊是繼續面對電腦、電視，而這些，記者室都有。甚至，想逛書店，想買康士美，想吃美食街，不用再長途跋涉，樓下就有。於是乎在這裡解決晚餐，看看嬉笑怒罵的電視新聞，逛逛處處有驚奇的網路，成了習慣。

沒進駐醫院前，不曉得醫院的功能這麼大。我懷疑每天進進出出數千人的T大醫院，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是來看病。讓我們細數，曾經有人利用這裡的地道遁逃，曾經有人利用這裡的角落辦公室交易。三不五時，大廳中會突然冒出一個身穿短袖襯衫的黑衣人，斜背側背包，一耳戴耳機，面無表情忤在那。這些人就像螞蟻一樣，一旦發現一隻，就代表四周還有很多隻。果不然，你往大廳前後左右一掃，這也一個，那也一個，然後，你就知道，一定是十五樓又出事了。

十五樓，像地雷。如果你有幸踩到，爆炸，恭喜你，大獨家，大家都稱讚你。如果你不幸沒踩到，那就是別人踩到啦，還是會爆炸，皮繃緊一點，乖乖等著收拾殘局。

聽起來還蠻刺激的喔。不信，來踩踩看。

我曾經試圖跟這些面無表情的黑衣人對話，但他們只會對你搖搖手，要求你保持距離，頂多說句抱歉無可奉告之類的話，就不會再多說。我想可能是他們都有配戴耳機，而且兩人一組的緣故。就算他真的想跟姑娘攀談，也會被監視吧。

但是基於職業反應，在醫院看到他們晃來晃去，混雜在一般看病民眾裡，很容易就升起一股無名火。我曾經很想幹一件事，想跑到某一個黑衣人面前去，大聲說，『你別以為你理平頭，背側背包，聽耳機，裝成一副在等人的學生樣，我就認不出你！』

這樣做很幼稚。幸好我還沒真的瘋掉。

一直到離職前幾天，我還在T大看到他們的身影，而且，撞個正著。既然撞上了，我只有硬著頭皮，開始左顧右盼，刺探軍情，看看這回又是哪個麻煩鬼出事了。這一等，就是一個半鐘頭。我又當起了狗仔，假裝等電梯，假裝看海報，假裝等檢查叫號。東竄西竄，感覺快被安全人員盯上，就假裝若無其事地走開，繞一圈後再躲到門後。雖然我的心裡常想，我在幹嘛？這樣做有必要嗎？但行為仍不由自主就像狗仔。

在等待的過程中，我感覺T大的空間配置一定有特別設計過，在電梯廳一帶根本沒有死角，毫無藏身之處。如果要暗中探查誰從景福門診走出，穿過走廊抵達電梯，再從電梯上樓，根本找不到可以躲起來偷看的地方。要看，一定會被看到。於是，我感覺頻頻被安全人員盯上。因為，誰會等電梯等一個小時？又有誰會看海報看一個小時？我甚至拿出筆記本假裝在做筆記！所以，我只能不斷走動，假裝等人，假裝看手機，假裝發呆陷入沈思，所有可以裝的都裝了。甚至幻想我應該每隔幾分鐘去廁所換裝，戴墨鏡或是換假髮，或是跟清潔阿嫂換衣服…我想，我真的走火入魔了。

我的內心在掙扎。我可以假裝沒看到這群大陣仗，若無其事地走開，但是萬一晚一點那裡傳出消息，一通電話來，還是得求爺爺告奶奶，到處去問。如果我再多等幾分鐘，說不定就會等到答案，事情會更容易。我只是覺得，有等到，總比像無頭蒼蠅到處亂問好。

一個多小時後，謎底揭曉。阿扁來了，直上十五樓。我本來以為我可以等到坐在輪椅上的阿珍或扁媽的，結果是阿扁。從這陣仗研判，這答案不令人意外，只是，現在問題變成，是誰在住院了－－這．才．是．更．重．要．的。在等待的最後幾分鐘裡，我就覺得我可能白等了，神秘的病患一定早已暗中搭電梯直上十五樓，不會明目張膽從人來人往的電梯間進入。我又上了一次當，但我學得乖嗎？

『等』新聞的經驗，幾乎都跟名人有關。我等過：孫運璿、蔣方良、趙建銘、陳幸妤。最最近的一次，還等過大陸來的骨髓。等待並非都是無聊的，因為眾記者為了打發時間，總會開始嬉笑怒罵，說些調侃彼此的玩笑話兒，剎那間即使是敵報也突然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覺。但是等死訊的經驗，卻是緊張害怕恐懼睡不著覺，外加無奈及罪惡感的。

最近讀到一句話，七○年代末紐約洋基棒球隊的教頭鮑勃．雷蒙曾說：「我從不帶球賽回家，我總把它留在某家酒吧裡。」

那麼，屬於醫藥記者的酒吧呢？

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該是關門的時刻。再見了，屬於醫藥記者的九年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