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江胡已遠   2011-04-15

蔣介石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正是呀呀學語的年齡。記得從那個時候開始，對於蔣介石的仇恨就一直伴隨着我的童年、少年直至青年。

小時候，我和我的夥伴們喊得最多的口號就是：打倒蔣光頭！雖然後來也喊過打倒林彪，再後來也喊過打倒鄧小平。但是總的說來，都不如“打倒蔣光頭”喊得那麼頻繁，那麼響亮！每次看電影，只要一見到蔣介石，我和我的夥伴們就會恨得牙齒髮癢。記得看《西安事變》的時候，我還為張學良把蔣介石放回南京而氣得流淚。

再過了一年，蔣介石在大陸的老對手也死了。我只記得我們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在“皮匠”門前的大樹下哭成一團。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小孩子也被大人在胳膊上綁了一條黑布。

我讀初一的時候，學校要出一期國慶特刊。我寫了一首詩《緬懷毛主席》，被學校選中刊登出來。為此我激動和驕傲了整整一個學期。那個時候，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領袖們熱愛得要死。心裡總是想着自己快點長大，好早日解放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台灣人民。

二

我第一次見到的台灣人民，是我們村裡的“黑五類”方華慶的大哥。“解放”前他隨國軍一起跑到了台灣。見到他的時候，我的同樣是“黑五類”的姐姐已經和他的侄兒成家。於是，他拿出了一大沓人民幣給了我的姐姐作見面禮。差不多有五千的樣子，在八十年代初期，這個數字可是隨便就能嚇死幾個老百姓的。但是這些錢並沒有換來方家人對這位“大哥”的好感，他的侄兒還是一巴掌就將他一直戴頭上的禮帽煽到了臭水溝里。因為多年以前，這位“大哥”將他身後的家人差點全都害死在了大陸。

後來這位“大哥”不得不在親人的連聲指責中，灰頭土臉地離開了大陸，並且再也沒有回來過。而他的妹妹卻因此而成為我們市裡台胞協會的會長。

再後來，周圍的村子都陸續有從台灣返回探親的“大哥”們。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帶回來了讓當地農民們心驚肉跳的現金。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是不能相信那些跑到台灣的“美帝走狗”們能比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幸福，我相信這一定是“蔣光頭”故意拿錢派他們回來的。

三

說不清是從哪一天開始的，面對着跟台灣有關的越來越多的現實，卻一步一步地動搖了我兒時的信念。

最初是來自台灣的校園歌曲，從《童年》到《外婆的彭湖灣》，我簡直不敢相信一直都在“白色恐怖”下生活的台灣人民能唱出如此動聽的歌曲。與此同時，跟我和我的家庭有關的包產到戶、公糧提留、計劃生育和農村戶口卻讓我在“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的反覆中糾結爭鬥。那個時候我的家鄉，農民們的日子慘淡無光。不是今天這家的提留沒交被工作隊拆了窗牽了牛，就是那家的超生罰款不夠被工作隊放了倉戳了谷，那種雞飛狗跳哭罵打鬧的場景就象兒時的電影《閃閃紅星》里的國民黨的“還鄉團”來了一樣，讓少年時期的我，常常在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中困惑不堪！

接下來，在農村與城市的不斷往複中，我陸續看完了一些以前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新書。這之中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河殤》，它對我的啟蒙作用是巨大的！在一九八九年之前，這本書一直被我反覆地翻看，直到它被我的所謂的上級部門沒收。而後來的另一本書《沉默的大多數》則促成了我人生的整個轉變！

我開始體會着獨立思維給我帶來的巨大樂趣！帶着這種如夢初醒般的樂趣，我又看完了《蔣介石傳》。至此，在我的心中，關於毛澤東和蔣介石、關於大陸和台灣都有了一個重新的定義！

四

2001年11月，我們應邀到韓國參觀訪問。在通過仁川機場安檢的時候，韓國政府為我們所有的中國人專門設立了一個“中國人入境專用通道”。我前面站着同行的中央台的張慧德老師，身後是《中國青年報》的畢熙東夫婦，這些在國內牛B得一塌糊塗大腕兒都和我一樣，一手拿着護照，一手拖着行李，緩緩地接受着韓國入境官慢條斯理的入境審查。而另外幾條通道里，和我們同宗同種的台灣人、香港人則與同其他的洋人們一起是大搖大擺的魚貫而入。此情此景，我故意問身前的張慧德老師，韓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張老師苦笑了一下說：其實也不是韓國啦，其他國家對我們都是一樣的，去日本和美國比這個更嚴格！

在釜山唐人街的一個中餐酒樓里，我遇到了一個“抗美援朝”時期的中國戰俘。他姓黃，山東青島人，是我們就餐的酒樓的老闆。他說當時被俘后，戰俘營里的鬥爭非常激烈。當時的戰俘有三種選擇：一是回到中國去，二是送到台灣去，三是留在韓國。我問他去哪裡的戰俘最多，他想了想說：去台灣的戰俘多一些。包括他本人在內，也是選擇了去台灣。末了，他得意地說，幸好他選擇了去台灣。他說那些回到大陸的戰俘們回去之後沒有幾個能活下來的，而他們台灣和韓國的戰俘們則經常有一些聚會。

我們村裡也有一個“抗美援朝”的老兵，叫周慶昌。從我記事時起，在大人們的傳說中，他就一直是以一個“抗美援朝”老英雄形象出現在我們孩子們心目中的。在他之後，他的兒子周漢文又穿起了軍裝當上了一名坦克兵，參加了對越的“自衛反擊戰”，且一直隨部隊快要打到了河內。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根據我屋后的付老先生講，周慶昌的父親早年因為拒絕加入某組織的地下隊伍，而被那些先加入了組織的農民一鋤頭挖死在屋后的陰溝里。

遺憾的是，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周慶昌卻因生計所迫，成了一名拾荒的老人。每年春節回家，都能看到他挑着擔子挨家挨戶拾垃圾，就連過年的正月初一，他也不會休息一天。有一次，我提着半袋子快要腐爛變質的桔子剛剛扔到垃圾堆里，就被他一個不剩地全部拿回了家。

我也曾經與他聊過天，叫他到民政單位去申請救濟，可他卻總是說，能從朝鮮活着回來就不錯了！而他的那個打過越南的兒子周漢文，就一直在武漢的漢正街無怨無悔地挑着扁擔。

前天看到王朔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說他在國外遇到一個民國老兵，就問老兵為什麼不回到中國養老？老兵苦笑了一下說：當年那些仗沒有打好，對不起祖國人民啊！

估計有這種對不起祖國人民的民國老兵們不在少數，至少在我無知年少時曾痛恨不殺蔣介石的那個張學良將軍肯定會有此心。要不，他怎麼至死都不理會“西安事變”的合作者的盛情相邀呢？

五

真正讓我全面認識蔣介石先生的是電視片《一寸河山一寸血》。這部本應該讓全世界的中國人都牢牢記住的電視片，卻不得不讓我象地下黨一樣從香港偷運回國。我差不多是一口氣就把它看完了。由此，我知道了“吳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知道了“八百壯士”，知道了美帝國主義的“飛虎隊”，知道了“空間換時間”，也知道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浴血奮戰，什麼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必須承認：這種認識上的轉變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份異樣的痛苦慢慢地發酵成了一種更深層次上的屈辱和仇恨。就如同一對本來就要以身相許的戀人，突然發現背地裡，對方一直都是一個男盜女娼的角色，那種被欺騙被玩弄之後的失望和憤怒是可想而知的。2002年，我因為工作需要迫不得已去了一趟湖南的韶山。在那戶農家的供桌前，我狠狠地吐了三口口水，並拒絕在那個地方與任何人合影留念。

相反，迄今為止我卻一直沒有機會能夠去一趟浙江的奉化，或者台北的中正紀念堂親手上一注新香！一想到這些，內心深處竟然總會隱隱冒出一些不安和歉疚！

在他仙逝5年之後，他的兒子蔣經國先生繼承了他的遺志，於1980年宣布解除了台灣長達三十餘年的戰後戒嚴期，並開放了黨禁報禁。此舉不僅為蔣氏父子贏得了尊重，更為全世界華人贏得了尊重。而今天台灣的高度文明也詔告天下：不是中國人素質低下，中國人也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任何的“國情說”和“摸着石頭過河”的荒謬理論都只不過是拖延中國人民借口罷了。所以，當“亞細亞的孤兒”早已完成了華麗轉身的時候，我們卻在一步一步地淪為世界的孤兒！

而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還能以漢族人的身份，用這些漢字，而不是以倭族或者日文來表述我們的心情。一想到這些，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向天國之上的蔣介石先生深深地鞠躬致謝！

蔣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