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摘】河南與台灣（河洛文化與台灣文化的淵源）                                                                 

                             〈 From 華夏經緯網〉

                     河南固始方言與閩南語驚人的相似

    黃典誠（廈門大學教授）：河南固始地方方言的用語和發音，同台灣人口中的“河洛語”（閩南語）有非常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天亮”說成“天光”、“太陽”說成“日頭”、“水開了”說成“水滾了”、“清晨”說成“早起”、“下雪”說成“落雪”等。

    台灣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年前在固始。福建與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許多固始人遷徙閩，繁衍子孫。至今台灣及閩南一帶，陳、林、黃、鄭四大家族的族譜上，也都明確的記載，其先祖為河南光州固始人。

     固始是中原姓氏的一個重要的遷出地，在東南沿海和台灣等省的許多華人的族譜上都寫有“光州固始”的字樣。第一次南遷始於唐總章二年（西元669年），陳政、陳元光父子先後率兵3600名赴福建地區鎮撫山民騷亂。陳政父子所率入閩將士及眷屬8000余人，計有80余姓，落籍閩地。第二次南遷始於唐僖宗光啟元年（西元885年），固始人王潮、王審知兄弟率鄉民隨農民義軍入閩，後梁開平三年（西元909年），王審知被封為閩王，所率將士50余姓，也在閩地落戶。據考證，在固始南遷的中原後裔中，既包括陳水扁的祖輩，也包括連戰的先人。1953年台灣官方的戶籍統計，當時戶數在500戶以上的100個大姓中，有63個姓氏的族譜上均記載其先祖來自河南“光州固始”。這63個姓氏共670512戶，佔當年台灣總戶數828804戶的80．9％。這就意味著：每5戶台灣居民中，有4戶先民來自固始。固始成為東南人民眼中的“大槐樹”。

     尋根起點是閩南，終點無疑是河南。尋根到中原，河洛是故鄉。

王晓波指出，中国大陆查出来，陈水扁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第49代孙，陈元光就是唐朝中期开发福建漳州的功臣，陈元光的父亲陈政人称“鹰扬将军”本来就是河南光州人，这也印证了，目前在福建地区的人过去都从中原下来，所谓的中原，指的就是河南、洛阳一带

                                   開漳聖王陳元光

    陳政（六一六～六七七年），河南光州固始人。在唐太宗、高宗時立有軍功。唐高宗總章二年（六六九年），為平息泉州、潮州土著民反抗，詔令陳政為嶺南行軍總管，率部屯守綏安（今雲霄），實行“靖邊”政策。由於土著民的頑強抵抗，乃退保九龍山（今九龍江上游）。唐儀鳳二年（六七七年）卒。墓在雲霄縣城西將軍山，系唐歸德將軍陳政與夫人司空氏合葬，坐西向東。墓地外觀有磚砌龜背形墳丘，高約一．八米、長七米、寬五米，後為磚砌擋土牆，前有墓埕、臺階及石翁仲、石獸、石華表等。南宋時重修，清初毀壞。一九八四年，發掘清理出墓前宋代享堂台基及殘石柱，上有“嘉熙四年（一二四○年）”題刻。一九八五年，按宋代墓制修復。

     陳元光（六五七～七一一年），字廷炬，號龍湖，河南光州固始人，陳政之子。唐儀鳳二年（六七七年），陳元光奉詔以鷹揚將軍襲父職，實行屯墾耕戰政策，招撫土著，安定地方。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詔命為漳州首任刺史，吏治嚴明，政績卓著，對漳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開拓、發展起過重要作用。唐景雲二年（七一一年），死於征戰。墓在漳州市薌城區浦南鎮石鼓山。原葬雲霄大峙原（今屬漳浦縣），唐貞元二年（七八六年）徙州治，奉敕移葬漳州城北石鼓山。坐西北向東南，占地一千七百平方米。墓碑刻“唐開漳陳將軍墓”，碑座刻梅花，墳前有墓埕五層，每層落差一～一．二米。兩旁有石虎、石羊、石望柱各一對。近旁大石上刻清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侍郎蔡世遠撰寫的修墓記。一九八六年，漳州市人民政府為紀念陳元光將軍開漳一千三百周年重修此墓，並種植七裏香、鳳凰木、柏樹等綠化環境。陳元光（六五七～七一一年），字廷炬，號龍湖，祖籍河南光州，生於唐高宗顯慶二年，十四歲隨父陳政入閩;在閩共四十二年，為開發漳州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不愧是開發漳州地區的第一人。

      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史上擁有如此巨大廣泛的影響，也就必然存在著它所依附的強大的國家政治力量，而且可以斷言，它所依附的國家政治力量就在河洛地區。河洛地區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華民族的的發源地。所以“河洛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

    那麼，作為中國“根”文化的“河洛文化”，與台灣又有什麼關係呢？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一下：

                     第一， 台灣同胞的族屬是炎黃子孫，其“根”在河洛。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形成都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一般都是從原始氏族、部族到部落聯盟和民族的發展中演變過來的。其演變的原因不外是：氏族開拓土地引起的融合，經濟開發、戰爭及天災、瘟疫所引起的民族遷徙等等。從民族分佈和形成過程來看，也不例外。例如，佔台灣總人口98％以上的漢族人，大都是從東南沿海的閩移民台灣的，即我們所說的閩南人，(河洛人)和客家人，而閩南人和客家人，又都是秦漢以後歷經唐、宋、元、明、清北方中原河洛地區的士族、黎庶因不堪戰亂、災疫肆虐等而大批遷往閩、粵的。另外，佔台灣總人口2％的少數民族—高山族(或稱“先住民”)他們的始祖是從祖國大陸東南渡海登上台灣島並進行開發的“古越人”，而“古越人”則是華夏先祖夏禹的後裔，大禹的始祖又是軒轅黃帝。在中化民族的“尊祖”史上，夏后氏尊崇奉祀的宗祖正是黃帝、顓頊、鯀和禹。所以《國語·魯語上》中說“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台灣的高山族（先住民）也是炎黃子孫，他們和漢族一樣，共同的始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二帝。

    中華文化數千年一直沒有中斷過，是由其固有的文化背景、經濟土壤、社會結構、政治、思想和學術的連續性決定的，同時也來自於祖輩代代傳遞下來的歷史文化活化石—姓氏符號以及家譜、族譜，在每一代社會成員心理深處所形成的極其頑強的尋根尊祖情結和歸屬於同一文化淵源的民族認同意識，來自於內化、積澱、滲透在中國人普泛的集體心態中的敬重係譜。台灣世居住民家家戶戶還保存郡望、堂號以示眷念祖國大陸祖籍;族譜能自然、親切地把兩岸同姓聯在一起，均源於此。

     因此，台灣現有縣誌和譜牒中也不斷出現臺閩祖根在河洛的論述。1988年，台灣出版了世著《台灣族譜目錄》，收錄多姓萬餘譜牒，這些家族開基祖，大部分來自中原河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林道衡聲稱，台灣共有1694個姓氏。其中陳、林、黃等十大姓氏的人口數累計總和在全台灣各縣市總人口的比例中，低於50%的有新竹縣、桃園縣及基隆市，其餘各縣市都超過半數以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為以上十大姓氏的堂號源流進行考查，發現大多數都源於大陸的中原河洛地區。

    台灣曾有一句俗話“陳林半天下，黃鄭排滿街”，而福建則有“陳林滿天下，黃鄭排滿山”之譽。其中陳、林、黃、鄭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陳姓源於河南淮陽;林姓源於河南衛輝;黃姓源於河南潢川;鄭姓源於河南滎陽。

因而許多台灣同胞已不滿足於到廣東、福建尋根了，他們不遠千里萬里漂洋過海來到中原河洛尋根。有為尋覓中華民族之根到龍都淮陽伏羲太昊陵、黃帝故里新鄭朝拜;有為尋找林姓祖根到黃河北岸拜謁比幹廟，有到葉縣祭掃葉姓得姓始祖—葉公的，還有為紀念大義赴國難，視死如歸，使江南人民免受戰亂之苦的民族英雄張巡，到豫東重鎮商丘“六忠祠”，到南陽朝“二忠祠”等等。其情其景，十分感人，這確確實實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生動再現。故而海外華僑，台灣和香港同胞稱自己為“河洛郎”，稱自己所運用的母語為“河洛話”者大有人在。

    台灣同胞潛涌奔流的“思鄉熱”和勃然興起的“尋根熱”，有力地證明瞭作為炎黃子孫的台灣同胞一片真摯深沉的愛國愛家之心，正是這種愛國愛家之心把台灣和大陸、和中原緊緊地連在一起。

       第二，台灣同胞中大多數人所講的閩南語或“客家話”源自於“河洛話”。

    語言作為人類交際的工具，是我們祖先世代積累下來的極寶貴的財富。台灣高山族（先住民）的族語是由大陸古越人的語言發展而來，自不待言。台灣同胞中，不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從其語音、詞彙和語法習慣等各方面都是由北方中原河洛方言發展演變而來，所以說，今天台灣同胞講的話許多都是河洛方言。這種“鄉音未改”的客觀存在，更進一步說明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血肉相連的感人事實。

 台灣漢人社會使用的語言是和閩、粵一樣的閩南話和客家話。倘從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造房屋並派水軍駐守算起，閩南話在台灣已流行八百多年。台灣現有2300多萬人口，說閩南話者至少1600萬人。1986年，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出版《泉南文化》第二期上說;閩南方言係來源於六朝雅言—河洛話。隨著大批中原河洛人的入閩，河洛漢語也被帶了進來，為閩南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故閩南話又有“河洛話”之稱。

閩南人移民入臺後，多聚族而居。語言學家指出，台灣閩南話有漳州腔和泉州腔之別，這是移民來臺時多按姓氏家族或來源地聚居而形成閩南話地域差異的表現。以後雖又形成程度不同的“漳泉濫”，既“亦漳亦泉”的閩南話，但基本語言沒有變。為了進一步探尋台灣方言與祖國大陸中原的淵源關係，台灣著名歷史學家連橫編成四卷本《台灣語典》;近代台灣學者黃敬安又從《十三經》中找出與台灣方言（閩南話）有關係的條目131條，編成《閩南方言證經舉例》一書。以上二著證明，台灣方言“言多周秦之語，聲含中原之音”，是祖國大陸語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台灣的民俗文化事象可追尋至“河洛”文化之中。

  源於人類天性的民俗最能體現慎終追遠、落葉歸根的民族感情。在台灣，無論歲時令節，喜慶婚喪，還是傳統信仰，祭天敬祖，無不處處表現閩、粵風尚，事事彰現中原色彩。台灣民俗當中的“揀骨”習俗形成于先祖從“唐山”渡海抵臺之初，那時不管落籍時間有多久，總不忘記在父母去世後，把靈柩運回大陸的祖籍安葬。在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則先把父母棺木暫時埋葬在台灣，以後再揀拾遺骨帶回大陸老家安葬。這種風俗，造就了千千萬萬民眾絡繹不絕地回祖籍祭祖尋根，並且不斷警示後人：落葉歸根。

漢族的傳統節日，作為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體上被保留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生活中，並對台灣人的個人心理和社會風尚等有著深刻的影響，成為台灣與大陸密不可分的又一佐證。

 台灣人的傳統節日，又有相當一部分源於晉代的江淮文化和南朝至隋唐發展起來的長江文化習俗。這是河洛先民和客家先民第一次遷徙的僑居地創造的文化。客家先民在進入華南、形成客家民係最後遷移台灣的過程中，河洛人在進入閩南最後遷移台灣的過程中，都產生一些適應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需要的節日與習俗。這些習俗有類似于中原漢族的習俗，也有不同於中原漢族的習俗，但卻源於中原並且與中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深厚的淵源關係。

 鐘敬文先生說：“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群體成員中，最基礎的，也是一種極重要的一種文化。因為世上沒有比民俗文化更為廣泛地緊貼群眾生活、滲透群眾生活的文化現象了。台灣民間的民俗事象雖然豐富多彩，但仔細考察起來，不論是高山族（先住民）的風俗風情，還是漢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習俗，都與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以至水乳交融的關係。這種民族文化的傳播、滲透、融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許多還保留著北方中原“河洛文化”的傳統。從原始社會到今天，中華民俗文化歷數千年面不衰，成為中華民族“根”文化—“河洛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是現實和歷史的事實，這種真實的存在，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

    第四，台灣的民族信仰與中原地區基本相象，也可從河洛文化中找到其發展軌跡。

    從台灣的民間信仰上來看，許多中華歷史上的先聖先賢、民族英雄、文化創造的智者和造福一方的廉吏、解人病疫的名醫等等，都是台灣同胞崇祀的對象。遠自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二帝、大禹、古越王、伍子胥、屈原、項羽等，其歷史文化淵源之久，歷歷在目。特別是近年來在台灣興起的“黃帝教”，更具有強大的中華民族精神號召力。它不僅把對黃帝尊為華夏子孫的始祖，而且還把對黃帝的信仰，視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中心”。這種信仰在全世界華人華僑中的強大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

     歷史上入台灣的漢族移民包括祖籍中原河洛的移民，不過兩種類型：一是近於生計前來台灣進行墾殖開發的經濟型移民;二是由於政權更疊或其他原因而來臺避難或待機發展的政治型移民。因此他們無論是為生計漂海而來，還是近於政治流亡而來，他們目的的實現，都是在大陸。這就形成了台灣移民社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的移民社會不同：他們不是以離開自己的家鄉為目的，而是以重返自己家園為歸旨的。這就賦予了台灣社會十分普遍而強烈的祖籍觀念和民族意識。

    由於避亂拓荒社會的高度不穩定和異常艱辛，以及對內地親人、對故土的強烈思念，使得移民們在精神上十分依賴信仰;再如諸政治情況的多種變化與島內居民的衝突，如平番、移民械鬥、反清、抗日等，都必須依靠宗教信仰取得心理上的平衡。當然，在異族的統治下，民間信仰更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民族教材和精神寄託。因此，因移民所伴隨而來的民間信仰成為台灣文化的主流。所以台灣的民間信仰大抵非本土自然親生，相反地與移民來臺有著莫大的關係，大部分是從大陸原版移植過來的。

    神教的崇信，是台灣民間的普遍現象，自然也是台灣開拓史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直扮演重要分量的因素。就整個我國民間宗教文化的歷史來看，台灣的神教所具有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是非常濃厚的。而追根溯源，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現象大都與河洛文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傳承關係。

    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從宗教種類上來分， 無怪乎兩大類，即佛教和道教，其中是道教居多。中國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均源於河洛地區，它們傳入台灣的過程正如河洛人移民台灣的歷史一樣，由河洛一步步到閩、粵南部，再由閩、粵渡海到台灣的。因此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和神像雖直接來自閩、粵，但是追溯歷史淵源，又是與河洛宗教文化一脈相承的。

    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無論是大陸中原還是東南沿海，還是寶島台灣，到處都有炎帝、黃帝、堯、舜、禹等先聖的形跡和傳說，到處都有龍的形象。鄭成功和老子、關羽、韓愈等神話的歷史人物，都名列《二十四史》。而玉皇大帝、織女、魁星、孫悟空、觀世音菩薩等宗教神話人物，也都家喻戶曉，而且形象如姊似妹，宛如一母同胞。

    所以從無孔不入的台灣宗教和民間信仰來說，究其本源，多為河洛文化之餘脈。

    台灣高緒觀先生在《台灣人的—八閩全鑒》一文中說：“台灣人文禮俗源於中土，相襲八閩，舉凡信神拜佛，敬天祭祀。婚喪喜慶，衣冠禮樂，四時年節，以及習俗人情，皆是祖宗流傳下來的。”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因移民所伴隨而來的民間習俗與傳統思想，成為台灣地方文化的主流。

PattyC1981 在 2012年1月12日 補充:

早期隨閩、粵移民進入台灣的中華文化，是中原河洛文化南播後形成的一種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它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翼，本身又是遠離儒家文化中心的邊沿文化色彩。這種遠儒性和邊緣性，使它較之於中原文化更容易出現新的變異。

    其與中原文化同質殊相的特點，表現出兩種可能：一種是信心文化向前發展了，它不發展還得保存古制。今天我們在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中都能發現諸如在語言、習俗等方面保存著某些更為純粹的古風。另一邊是在邊沿地帶的特殊環境中，發現形成了某些文化特色。特別是當台灣由漢族移民社會向漢族移民定居社會轉型以後，移民後裔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在長期漂離原來文化環境之後產生了對本土社會的特殊關注和對本土文化的自我體認，這是可能理解的。但這只是中華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地域特色和新土形態，並不是另一種性質的文化，其在本質的深層結構上，並未逸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範疇，充其量只是一種區域性的亞文化類型。何況在歷史上當日本統治者企圖以“皇民文化”來滅絕中華文化時，以本土面目出現的中華文化的這一區域特徵，實際上起了與“皇民文化”相抗衡的民族文化的作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因為不能講“民族”只好講“鄉土”;而這種“鄉土”是台灣，其背後就是中國。中華文化與在這一特殊環境中被強調出來的鄉土文化在共同抗禦異族文化的壓迫面前，具有很高的民族同質性。可以說台灣所謂的鄉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好象母與子的關係，中華文化是母，台灣地方文化是子。中華文化在台灣，是全面性的移入，不是局部的傳播和影響。

    河洛人作為漢族移民台灣的主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文化全面移入台灣、推動台灣地方文化發展的主體。因為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祖根的河洛文化，在台灣地方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

    綜上所述，台灣地方文化與中原河洛文化有著深厚的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這已以被作為中國人的台灣人與河洛人所認同。這也是中華文化在台灣強烈歸宗意識的體現。

   人要拜祖、神要認宗，即使民俗、藝術、工藝、建築等等，也要尋找自己的祖根淵源。有歷史形成了台灣人十分普遍而強烈的祖籍觀念、民族意識、歸屬要求，以及由歷史形成了的這種文化的向心性，成為大陸與台灣、原鄉人（祖根地人）和新土移民最強大的精神凝聚力。

    這也是長時期來河洛文化與台灣地方文化血肉相連的根本原因。在此，我們要說：台灣人的根在祖國大陸，根在中原河洛，根在炎黃先祖創造的悠久深厚的河洛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