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時候搭乘爭議不斷的文湖線捷運，去了趟美麗華，花一百多元坐上摩天輪，整整被轉了一大圈後才又重新腳踏實地，勉強算完成了一次小規模的旅行。思考起旅遊的意義，旅遊在古代與現代的差異之處。試想夜闌人靜之時，每當我們讀閱古人遊記，可曾注意，映入我們眼簾的究竟僅是表層的涵義，只是冰冷的注釋與翻譯。還是內蘊於字裡行間更為深刻的裏層意義，我們能否讀出文士們的浪漫、生命體驗、人生哲理。「旅行」，對於古人來說或許帶有幾分的被動與無奈，畢竟他們少了娛樂與消費這層意味，也不是為了忙碌過後的休憩，更不是為了幫親友帶些地方名產或紀念品。文士的旅遊經歷，不免伴隨著一些壯志未酬的憂患，懷才不遇的感傷。如影隨形的更是屢屢遷貶以及離別鄉愁。

柳宗元〈永州八記〉的成篇，正值其政治生涯挫敗，貶為永州司馬之時。遭逢此番際遇，柳宗元思索的究竟是個人成敗？抑或心繫天下蒼生的福祉？沉潛於字句間的是一己窮達之悲？或是人溺己溺之情？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遊記〉的開頭即說道：「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柳氏抱懷著政治理想卻陷於黨爭、獲罪於當權，心中恐懼不安，又落得必須以「僇人」自稱，這般滋味想必不太好受。面臨既定的事實，縱使失意，柳宗元改以縱情山水的方式尋求慰藉及解脫。〈永州八記〉首篇題為〈始得西山宴遊記〉，題名既出現「始」字，通篇更是以「始」字巧妙地貫穿與連結，從柳氏自述其以往「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知吾嚮之未始遊」，轉而說道「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起初，或許是一股尋幽訪勝的新鮮感與好奇心作祟，接連而來的便是一連串無畏艱難的挺進：「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綜觀上述柳氏所運用的文詞，雖然非常地直接、簡短，但卻也是深刻、緊湊、栩栩如生的描寫。此篇遊記，柳宗元從「嚮之未始遊」進而決定放膽一遊，歷經幾番勞苦之後，得以飽覽西山怪特，及其獨立於世的雄闊，最終有感而發地說道：「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攀登西山頂巔，親身體驗山水靈秀的感召，沈浸此情此景，柳宗元得以暫且拋卻宦海浮沉與俗世紛擾，豁達地步入「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超然境界。

范仲淹〈岳陽樓記〉，時逢滕子京貶為岳州知州，欲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為之作記，此刻范氏因政治理念與當權不合，貶為鄧州知州，正與滕子京處境相似，遂能同情共感。范仲淹〈岳陽樓記〉稱：「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點明文士遭遇貶謫時覽物感傷的共同情感。又稱：「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登上岳陽樓，見天候陰沉，濁浪洶湧，回顧自身貶謫的際遇，有感於政壇冷暖、黨派傾軋、群小讒語，不禁悲從中來。至於「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岳陽樓邊的景物隨著撥雲見日後的天候，一掃陰霾、別具氣象。范氏稱：「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前後文相互對照，從霪雨霏霏到景明皓月，從憂讒畏譏、滿目蕭然到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暗示著范氏的心境從黯然失意到重拾希望。話鋒一轉，范仲淹感嘆地說道：「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氏推崇「古仁人」的格局高遠，其「憂」、「喜」皆不由外在景物或是自身的際遇萌生，無論在朝或是在野，當權或者不當權，皆無時無刻地憂君、憂民，於是乎「進亦憂」、「退亦憂」，而必待天下安治始為樂！〈岳陽樓記〉全篇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結，范氏超乎一己窮達悲喜，以天下自任的決心及理想可見一斑。

蘇東坡不苟同於當權，自請外放，曾於任官密州當時作〈超然臺記〉一文，稱：「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人之常情，以追求安穩舒適的生活為樂趣，為了滿足衣食住行的充裕或華美富麗，日復一日的汲汲營營、熙熙攘攘，蘇東坡自述其不然，東坡認為：「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又稱：「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上述諸語指出蘇東坡「旅」的對象、「遊」的客體並不屬於外在景物，而是超然於物質以外的精神層次，因此衣食行旅是否富裕，宅第建築是否氣派，蘇東坡皆不以為意，心思或憂喜能不與外物牽絆，日常處世自然也可以恬淡泰然。

古時候的仕者，要安頓生計並不困難，但要安頓生命卻不容易，當淑世的理想被現實磨滅，滿腔熱血被潑了冷水，「士不遇」的殘酷遂讓原本想有一番大作為的士階層在政治場域裡滯礙難行，故而不得不另覓一處抒發性靈、寬慰身心的境地。這些去國懷鄉的文士們，於是把理想寄託於山明水秀，將心志移情於景物時序，他們流連在「儒」/「道」、「仕」/「隱」、「當為」/「無為」之間，書寫出一篇篇扣人心弦的遊記、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詩章。文士的旅遊是「羈旅」，此番意趣時常隱含種種的羈絆，那是個體與群體間的牽連，稱之為「己立立人」；也是人類與自然間的羈絆，稱之為「物我兩忘」。旅者雖徘徊於舟車、樓臺、山水、酒食等物類之間，然「遊」的進路卻不單擺在為時空所侷限的現實場域裡邊，而是凌駕於物質上頭的精神感受，這種情景相融的氛圍對現代人來講，其實是最陌生、也是最欠缺的生命體驗。

物換星移、人事流轉、改朝換代、西潮東漸。曾幾何時，旅遊變成了偶像明星們，出國拍拍照片，寫些心情小語就能印刷出版的物質商品。旅遊變成了每逢長假來臨就不要宅在家裡，何妨呼朋引伴地到外頭散散心，好好地善待與犒賞自己。旅遊變成了過年過節，總該照慣例攜家帶眷地出門，讓車塞車、人擠人，換得一身疲憊後便踏上歸途，爾後就恢復各自的生活步調，上學的繼續上學、上班的繼續上班。拜交通便利、物質文明所賜，現代人的旅遊變得輕鬆容易。更幸運的是，我們規劃旅程只是基於單純的遊憩與休閒，而不是導因於「不遇」或者「遷貶」。但換個角度想，我們的旅遊卻成為一種亦步亦趨、不假思索、理所當然的淺白概念，欠缺更深一層的人生際遇或是生命體驗。曾幾何時，「旅遊」二字的內涵裡頭，既無儒者憂國傷民的承擔，亦無道家逍遙超然的豁達，這樣的旅遊與古人的情況相較，著實顯得渺小與平庸。攤開那些五顏六色、琳瑯滿目的旅遊廣告，說穿了那只是一些欲達成商業目標的行銷手法。如果我們在旅遊的過程中，無法培養出獨特的世界觀，無法更貼近異國異地的風俗民情與文化內涵，無法忘卻塵埃、尋幽訪勝、發思古之幽情，而僅顧著增添許多了無新意的消費行為，如此的旅遊方式確實有幾分揮霍以及徒勞，又怎堪與古人羈旅之深刻情懷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