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構成要素〉－以台灣本土小說為例∕陳清揚
當代小說敘事學與結構學強調小說的文本運作是多層次的「敘事建構」（narrative construction）過程，而非僅僅由若干元素拼裝而成的線性組合。以下是在敘事學與結構學視野下對「小說構成要素（基本層）」的進一步括寫與理論深化：

壹、小說的構成要素（基本層）──敘事學與結構學視角
一、基本元素

總結：

在敘事學與小說結構學視角下，小說的基本要素並非靜態分類，而是互相聯動、彼此交織的網絡。每一要素既是內容的組件，也是形式與結構的一環。理解小說不只是掌握「寫了什麼」，更需看見「如何被寫」與「如何作用」。這樣的視角不僅有助於創作與賞析，更有助於揭示小說如何建構現實、記憶與文化身分。

二、以台灣本土小說為例

貳、小說的進階技巧與美學層（敘事學與結構學）
一、進階技巧與美學層

小結：從敘事技巧到美學的深化路徑

這些技巧不只是形式操作，而是小說如何在敘事過程中建構世界、呈現經驗與召喚情感的方式。敘事學強調「話語」（discourse）對「故事」（story）的操控性，而小說結構學則進一步分析這些結構選擇如何生成主題意義、情感氛圍與讀者參與模式。在創作實踐中，這些技巧往往交織運用，一部優秀小說不單擁有精緻情節與動人角色，更是以上述技巧層層疊構、彼此照應的結果。
二、台灣鄉土小說的敘事技巧應用與文本實例

小結：從結構技巧到本土敘事轉化

台灣鄉土小說透過這些進階技巧，成功完成以下敘事轉化：

• ✅ 將「英雄旅程」轉化為庶民的靜態內在轉化；
• ✅ 將「悲劇弧線」轉化為社會制度與歷史記憶的壓迫圖像；
• ✅ 將「多線敘事」結合族群書寫與歷史斷裂經驗；
• ✅ 將語言、意象、敘事節奏轉化為文化主體表述的載體。

這不僅是文學技巧的展演，更是一種歷史敘述、身份辯證與敘事權力的實踐。
參、常見的敘事原型類型
筆者聚焦以下三者︰
(1)、英雄旅程（Hero’s Journey）﹔(2)、悲劇弧線（Tragic Arc）﹔(3)、多線敘事（Multiple Plotlines），並結合具代表性的台灣鄉土小說作家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包括黃春明、鍾理和、葉石濤、王禎和、李喬、施叔青等人的小說。這些作品的題材深植於農村、邊陲、族群與庶民生活，具鮮明的在地關懷與敘事風格，是探討敘事原型在本土轉化的重要例證。
1、英雄旅程原型：庶民小人物的精神長征
Joseph Campbell 所提出的「英雄旅程」典型，在台灣鄉土小說中被深刻地「去神話化」與「在地化」。英雄往往不是征服者，而是社會底層、邊緣地帶的小人物，他們的旅程不是為了榮耀，而是尋求身分歸屬與精神安頓，最後常以一種文化回歸或倫理轉化作結。
原型架構：
出發 → 遇試煉 → 墜入危機 → 得到啟示 → 回歸 → 轉化
台灣鄉土小說的轉化特徵：
在台灣鄉土小說中，所謂的「英雄」往往不是擁有傳奇身世或拯救世界的神話角色，而是來自底層的庶民、邊緣者或弱勢群體。他們的旅程並不朝向外在的勝利與榮耀，而是向內的掙扎與認識。他們身處日常瑣事與社會夾縫之間，面對現實的困頓、身分的錯位與情感的孤絕，完成一場無聲卻深刻的「精神長征」。
實例一：黃春明〈看海的日子〉
主角是一名渴望從良、有自己孩子的妓女。她生活在沿海小村的妓院裡，與養母關係冷漠，與醫生的短暫互動讓她萌生成為「正常女人」的想望。
出發／召喚： 她在某個平常的日子裡突然起心動念，想要擁有自己的孩子與家庭，這個渴望成為她內心轉化的起點。
試煉／危機： 現實讓她屢屢碰壁，不被理解、不被允許，甚至她對醫生的信任也未必有回應。社會的污名與階級結構是她無法逃離的牢籠。
轉化／返歸： 小說結尾，她重複看海的行動，儘管外部現實未變，但她的內在已有某種頑固的堅持與信仰。這是一種靜默的精神轉化──「雖無可改，亦不願放棄」。
這部作品將「英雄旅程」的神話框架轉化為底層女性的日常奮鬥史，是一部以微觀視角書寫庶民精神抗爭的現代敘事。
實例二：陳映真〈將軍族〉
主角是一名軍人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因信仰與階級意識的掙扎，逐漸從家族與體制中抽離。
出發： 成長於軍人家庭的優越感與特權習性。
試煉與危機： 面對現實的貧富不均與理想破滅，他內在價值觀開始鬆動。
轉化與返歸： 離開將軍父親象徵的權力與威嚴，他選擇以個人行動實踐正義。與黃春明的作品一樣，這也是一場「從家族出走」到「重建自我」的轉化過程，只是背景從妓女換成菁英軍人後代，卻同樣展現台灣小說中對庶民身分與道德選擇的深刻刻畫。
實例三：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主角林文秀是殖民時期台灣菁英，在戰亂與國族轉變中四處漂泊。儘管具知識份子身分，他的故事實為庶民意識的象徵，展現身為「亞細亞的孤兒」的文化失根與認同重建歷程。
出發：因求學與抗日思想離開故土。
試煉：歷經殖民教育、自我流放、文化斷裂。
危機與啟示：日本戰敗、台灣政權更迭，感到徹底疏離。
回歸：最終返回台灣，重新面對土地與歷史責任。
轉化：不再是知識與權力的代理人，而是鄉土發聲者。
台灣本土小說中的英雄旅程，常以「文化認同回歸」、「庶民生命的尊嚴修復」作為終點，表現出一種深層的歷史與土地連結。

結語

台灣鄉土小說的轉化特徵：台灣鄉土小說中的悲劇，並非希臘或莎劇式的崇高宿命，而是根植於庶民階層在制度性壓迫、殖民歷史、社會邊緣與經濟失衡中的掙扎。主角往往擁有某種「微小的希望」或人性尊嚴的潛能，卻因錯估現實、誤信制度或身陷無力反抗的處境而陷入崩潰，最終導向生命或尊嚴的毀損。

台灣鄉土小說中的「英雄旅程」，本質上是庶民的逆旅與靜默的抗議。他們面對的不是惡龍與魔法，而是體制、命運與人心的荒涼。從黃春明到陳映真，這些小說書寫的不是光榮與勝利，而是抵抗遺忘、對抗沉淪的微型史詩──真正的英雄，不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即便身處黑暗，仍選擇不向命運屈服的靈魂。

二、悲劇弧線原型：庶民命運下的結構性崩解
原型架構：
潛能 → 錯判／缺陷 → 衝突加深 → 崩解 → 失落／死亡
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結構在台灣鄉土小說中被轉化為一種「結構性壓迫之下的庶民悲劇」，人物的毀滅不源自崇高性格的缺陷，而來自制度不公、社會歧視、歷史無聲與經濟不義。這類小說突顯的是人在現實重壓下的無能為力與倫理堅持。
實例一：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故事描寫一對農村夫妻為了迎娶新娘而四處籌措牛車，最終在物質與人情之間迷失，揭示貧窮下的虛榮、制度的不公與家庭的崩解。
性格錯誤：對「面子」與「傳統」的執著。
命運誤判：以為只要有牛車就能得到體面婚姻與社會尊重。
悲劇爆發：勉強娶得新娘卻導致家庭負債、情感破裂。
情感釋放：讀者在歡笑與嘲諷中感受到深切憐憫與社會性批判。
結論：本土悲劇小說常以「笑中帶淚」的語調，描寫底層人物在傳統倫理與現代秩序的撕裂中，無聲崩潰，構成一種「幽默包裹下的殘酷現實」。
實例二：鍾理和〈原鄉人〉
主角是台籍男子，戰後赴日本尋找失聯的日籍妻子，卻遭遇語言障礙、身份歧視與情感疏離，在文明與婚姻制度中處處碰壁，最終帶著破碎的尊嚴回到台灣。
潛能／召喚： 對愛情的執著與對家庭重建的願望。
錯判： 誤信殖民文明仍有公平性，也誤信愛情可抵抗制度的隔閡。
衝突與崩解： 言語不通、國族身份矛盾、異族婚姻的制度障礙逐步摧毀其尊嚴與信念。
悲劇完成：不僅婚姻失敗，更在文明對話的界線之外成為「失語者」，象徵台灣人在殖民與戰後秩序中無所歸屬的身份困境。
小說的悲劇性並不來自主角性格的驕傲或過錯，而是源於歷史、文化與語言共同構成的結構性斷裂。
實例三：葉石濤〈西拉雅族的後裔〉
故事描寫一位年輕人尋根的過程，但他在文化認同的追尋中，逐步發現自己的原住民血脈被族群歧視、歷史遺忘與土地剝奪所掩埋，形成一種深層的認同危機。潛能： 對歷史的追尋與文化復歸的夢想。
錯判： 認為尋根能帶來尊嚴與自我安定。
衝突與崩解： 發現歷史被消音、族群被同化，傳統文化難以立足於現代社會。悲劇完成： 成為現代社會的邊緣人，「尋根」反而讓他失去了與主流社會的連結，也未能獲得真正的歸屬。

小說指出，「歷史失憶」與「文化流亡」構成庶民悲劇的基礎，而非來自主角自身的選擇。
實例四：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
主角是一位日語老兵，戰後在台灣被邊緣化，生活困頓。當他在歡送日本觀光客時錯喊出「莎喲娜啦」，反遭社會譏諷。這是一場「語言錯置」與歷史記憶錯位的悲劇。
潛能： 身上曾有榮光記憶，懂日語且盡力扮演友善市民。
錯判： 認為日語仍能連結情感，沒意識到戰後語言政治的改變。
崩解： 他善意的表達被誤解為「崇日」或「不識時務」。
悲劇完成：一句「莎喲娜啦」讓他在歷史錯位與族群壓力下陷入徹底失語與失格。
這樣的語言悲劇，深刻展現歷史與身份的斷裂如何侵蝕庶民個體。
結語：
台灣鄉土小說中的悲劇弧線，不在於性格缺陷導致的報應，而在於「錯判制度的善意」與「被歷史遺棄的身份認同」。這些庶民人物的悲劇性在於他們明明有潛能、有情感、有希望，卻在現實巨輪中逐一被磨碎，最終失語、失根或失尊嚴——這正是台灣小說將希臘式悲劇弧線庶民化、結構化、歷史化的在地轉化形式。

三、多線敘事：複調現實的交織書寫
敘事手法說明：
多線敘事（multi-strand narrative）是指小說中不止一條主線故事，而是由數個彼此平行、交錯或互補的敘事線構成，可能涉及不同人物視角、歷史時段或空間場域。此手法能夠豐富敘事層次，營造複調結構（polyphonic structure），展現多元經驗與價值觀之間的張力與辯證。
台灣鄉土小說的轉化特徵：
在台灣鄉土小說中，多線敘事常被用來呈現歷史與現代、族群與階級、個人與集體等交疊處境。這類敘事不僅在技術上打破單線敘事的線性邏輯，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多元斷裂與記憶層疊。
實例一：李喬《寒夜三部曲》
這是一部融合歷史敘事與家族敘事的多線作品，包含〈寒夜〉、〈孤燈〉、〈魍魎〉三部，貫穿不同世代人物在不同時期的遭遇。
敘事線一：老一輩人物在日治與戰後初期的歷史經歷，涉及殖民、白色恐怖與鄉土認同。
敘事線二： 中生代在政治動盪與土地改革中的掙扎，反映「族群／本土」與「現代化」的矛盾。
敘事線三： 青年一代在都市化與教育提升中的迷惘與斷裂。
三條敘事線彼此交織，歷史與當下共振，形成一幅跨世代、跨族群、跨價值的台灣庶民圖譜。

實例二：葉石濤〈紅鞋子〉
小說以一名妓女在社會邊緣掙扎的故事為主線，穿插其身邊顧客、警察、記者、政客等人物的旁線故事。
主線： 妓女被警方與媒體羞辱的遭遇，揭露性別與階級的壓迫。
旁線一： 警察與上級之間的利益計算，顯露官僚體制之冷酷。
旁線二： 記者將賣淫醜聞娛樂化的報導過程，批判媒體倫理。
這些敘事線交錯呈現，使讀者不僅見證個體悲劇，更看見整個社會如何共同製造與維持不義。
實例三：黃春明〈兩個油漆匠〉
看似簡單的村落故事，其實隱含雙線敘事結構：
主線： 兩位油漆匠在鄉間接案過生活，看似閒適，實則貧困又無奈。
副線： 藉由鄉民與油漆匠的互動與談話，逐步揭露地方階級、價值落差與「都市夢」的虛幻。
小說在對話、插敘與村落內部視角的轉換中，勾勒出一種充滿階層張力的多線敘事模式，使庶民生活與社會批判交織並呈。

小結：

台灣鄉土小說運用多線敘事，不是單純炫技或結構實驗，而是為了更貼近台灣社會的多元性與裂縫性。這種敘事策略讓小說得以：
(1)呈現歷史與個人、集體與私密的層層交錯；
(2)建立讀者對不同角色處境的共感與對照；
(3)避免單一敘述視角的霸權，開放多元詮釋空間。
因此，多線敘事成為台灣小說家對抗單一歷史書寫、階級壓制與文化簡化的重要敘事實踐。台灣本土小說將敘事原型重新「接地氣」，讓宏大敘事轉化為歷史小人物的倫理試煉與文化自省，開展一條結合結構深度與情感張力的在地敘事美學之路。
小結：原型在地化的敘事轉化與本土美學

此表格更清晰呈現出：                                               

每個原型的西方經典結構與台灣在地轉化的對照；敘事手法與社會文化意涵的結合；代表作更細緻標明主題與人物層次，呈現台灣小說的本土美學。

結論﹔小說三大核心問題
從小說敘事學（Narratology）與小說結構學（Narrative Structure Theory）的角度深入檢視小說創作與閱讀時，以下這三大核心問題不僅是文本解析的出發點，也是小說結構運作的基本機制：

小說三大核心問題：敘事學與結構學的深化解讀

問題 敘事學與結構學的理論加深與應用說明

1. 誰在說故事？（Who tells the story?）

☛ 敘事者與視角 
敘事者（narrator）與視角（point of view）決定了故事傳遞的資訊範圍、情感態度與讀者的同理方式。敘事學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區分為：
敘述層次（extradiegetic / intradiegetic）——故事內外的說話者；

🔹敘述方式（heterodiegetic / homodiegetic）——是否參與故事；

🔹焦點化（focalization）——誰的視角引導我們看世界？

例如：

鍾理和《原鄉人》採第三人稱限制視角，內化主角心理，製造被驅逐者的孤絕感。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則以旁觀視角貼近阿水的沉默生活，使情感呈現含蓄而深沉。

視角不只是「誰說」，而是「怎麼說」、「選擇說什麼／不說什麼」，操控敘事的焦距與情感光源。

2. 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What happened, and why?）

☛ 情節組織與動機設計       情節（plot）是事件的有機組織，不是單純的事件排列（story），而是經過敘述策略安排的因果鏈與轉折機制。

小說結構學強調：

(1)、基本弧線：起始→發展→高潮→轉折→結局；

(2)、情節驅動邏輯：衝突、選擇、因果、延宕、轉變；

(3)、動機設定（motivation）：人物行為是否具有內在邏輯或社會觸發條件？

例如：

王禎和〈嫁妝一牛車〉以一場婚姻爭議為主軸，其情節不只是衝突，而是逐層揭開性別權力與家庭價值觀的動機矛盾。

李喬《寒夜三部曲》則以歷史巨流裡的家族變故為情節動力，串聯個人創傷與集體遷徙的因果系統。

好的情節不只是「發生了什麼」，而是能引發「為什麼這樣發生」的追問與主題提煉。

3. 人物如何改變？（How do characters change?）

☛ 角色弧線與主題深化       角色變化歷程（character arc）是角色塑造與主題發展的交會點。結構學視角色弧線為小說中的「轉化軸心」，而敘事學關注其心理深層與語意層次的變奏。

角色弧線常見類型：

成長型（positive arc）：如覺醒、自我救贖；

墮落型（negative arc）：如敗壞、幻滅；

停滯型：如壓抑、不變而被現實擊潰；

例如：

葉石濤〈紅鞋子〉女主角從青春愛情走向性暴力與失語，是典型的「負向弧線」，呈現父權社會下女性被物化的悲劇。

鍾肇政《魯冰花》裡的父親與小男孩，其微小但深沉的改變，映照出台灣鄉村教育不正義主題的深層辯證。

角色的改變往往也是讀者情感與主題意識「共振」的通道。這種共振，是小說藝術力量的核心所在。

結語：三大核心問題即是小說的結構骨架

這三個問題並非孤立，而是彼此糾結互動：

敘事者決定了故事如何被看見與理解；情節與動機設定決定了故事的節奏與張力；而角色變化則承載了小說的情感重心與主題深度。

從敘事學來看，這三者分別對應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