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談國際觀(上)(網路文章轉載)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
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
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
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
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
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
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
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
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
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知識空白區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
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在二○○四年來了一百零三萬人次觀光客。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
觀光產業佔全球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灣的觀光收入只佔總收入的，對不起，百分之一點三。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
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
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
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假設台灣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假設台灣民間團體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醫學衛生的、文學藝術的、企業產業的、
環保人權的、兒童福利的、婦女運動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年會此起彼落、經年不絕地在台北發生，那麼我們處理
文書的基層公務員、作義工接待的大學生、商店售貨員、採訪記者和社會各個階層，也就會逐漸熟悉這些國際組織運作的方式
和全球關注的議題。但是這些會議，也不會來。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台灣與二十五個國家有邦交──常常變動，所以下筆時說不定數據已經不正確。十二個國家在拉丁美洲，七個在非洲，五個在大洋洲，
一個嵌在歐洲。二十五個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多數的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貧困國家。小而貧困，
並不代表不值得我們認識，而且既是邦交國，我們被允許去深交，但是，這些國家：伯利茲、多明尼加、甘比亞、查得、馬紹爾群島、
基里巴斯……多少人認識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
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
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
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
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
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

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無限聒噪的扣應媒體中，在老師講課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會的咖啡館裡，在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裡、
在青少年的網路聊天室裡──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畫、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
的劇烈矛盾、歐盟整合的障礙……這些議題在台灣的生活環境裡，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
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
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
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
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
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
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
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
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
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
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
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
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
社運團體、環保團體、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國家，
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
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全世界
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
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
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
「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
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
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
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
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
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
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
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