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能漠視大眾利益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黨內初選中，被稱為“江湖騙子”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角逐者特德•克魯斯(Ted Cruz)搶了“自戀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風頭。與此同時，號稱“民主黨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與體制內競爭對手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不相上下。針對精英階層的叛逆就此全面展開。關鍵問題是西方精英能否（以及如何）更貼近民眾。

我們不是中國人。或許即便是中國人也不會永遠甘願將管理公共事務的責任交給自我選定的精英。然而在西方，“公共領域是所有人的財產”這個公民理念不僅古已有之，還是近幾個世紀最終取得成功的奮鬥目標。美好人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特徵是，人們不僅享有一系列個人自由，而且還掌握公共事務的話語權。

個人經濟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這使民主理念的現實意義空心化。治理復雜的現代社會需要技術知識，而我們已經面臨經濟和技術官僚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鴻溝過大而無法彌合的危險。在極端情況下，信任可能完全崩潰。到了那種地步，選民將轉向局外人來清理體系。我們不僅在美國看到信任轉向局外人，許多歐洲國家也是一樣。

有人對此不以為意，認為這可能是不滿者在發泄，而多數人將繼續選擇中間立場。這相當有可能。但這是一種高風險的戰略。如果不滿日益加劇，那麽中間選民基礎可能瓦解。即便它撐得住，一個弱勢群體不滿而主流社會充滿不信任的民主社會將不會是一個幸福的社會。然而，見多識廣的精英人士與普通公眾對體制的態度恰恰出現了此類分歧。

那麽造成這種分歧的根源是什麽？一個是文化的改變。另一個是對國家民族構成變化的不滿。還有一個是對不平等程度加劇和經濟上缺乏保障的焦慮。或許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日益覺得精英階層腐敗、自滿和無能。煽動者利用了此類焦慮和憤怒的來源。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正如經合組織(OECD)在最近的一篇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最近幾十年多數成員國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頂層的1%富人占稅前收入的份額升幅尤其大。這種經濟精英人士的成功與其他人相對缺乏成功的反差在美國體現得尤為明顯。因此，經合組織指出：“從1975年到2012年，在（美國的）稅前收入增量總額中，大約47%流向了頂層的1%富人。”隨著美國出現拉美式的收入分配模式，其政界也冒出一個又一個拉美式的民粹主義者，左、右翼都有（見圖表）。

那些中間立場的人應該如何應對？成功的政客明白，有必要讓人民感到他們的擔憂將得到考慮；他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的生活將會更加美好，他們也將繼續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讓他們再次能夠信任經濟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潔。

這里是必須要做事情的一些要素。首先，在全球化的所有要素中，大規模移民是最具破壞性的。移民需要得到控制。美國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允許1100萬無證移民的存在。就歐洲而言，如果歐盟要存續下去，重新控制邊境是壓倒一切的任務。眼下難民肯定是重點。這就要求歐洲創建在歐盟邊境以外恢復和維護秩序的強大能力。

其次，歐元區需要從根本上質疑其以緊縮為導向的宏觀經濟信條。現在的實際總需求遠低於2008年初水平是令人震驚的。

第三，金融行業需要得到遏制。越來越明顯的是，金融活動的大規模擴張並未帶來相應的經濟表現改善。但它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轉移。

接著是必須要保持資本主義的競爭力。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在這個時代，企業行使著巨大的政治權力。一個回應是無情地鼓勵競爭。這將需要果斷行動。

隨後，必須讓稅收更加公平。資本所有者、最成功的資本管理者和一些占據主導地位的公司享受著極低的稅負。企業領導人堅稱他們遵守了法律，這還不夠好。這算不上講道德的行為。當商業利益在立法過程中扮演強有力角色的時候，這種觀點尤其不厚道。

此外，有必要挑戰股東至上的信條。股東享受著有限責任的巨大特權。鑒於他們的風險有上限，他們的控制權在實際意義上也應該受到限制，照顧那些對公司風險敞口更高的人，比如長期雇員。最後，有必要嚴格限制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政治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許多人感到沒有尊嚴，無依無靠。不能再忽視這種情況了。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