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最近很不平靜。先是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撼動，將這座島國上的所有肉身都震了好幾下。再來就是一樁駭人聽聞的戀童癖事件，又將所有人的情緒從驚嚇與憂傷轉變成驚駭與憤怒。但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時，我們能不能有能力做獨立的思考。用自己珍貴的思考力去做判斷，我們到底是真的憤怒還是只是人云亦云。我們憎恨一件事情的同時是不是也在憎恨自己的某一部分。我們的身上會不會也具有加害者的本質，只是你我都不敢真實面對而已。

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遠也無法擺脫自由。人是自由的，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意識來塑造我們想要怎樣的人生。意識就像是一縷存在於虛無之中的青煙，它毫無目的地飄蕩著。它一直在尋找一個它可以依附的東西，一旦找到了，就會馬上附著於其表面。這個被意識依附的東西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非具象的。它可以是一顆蘋果，也可以是具有戀童癖的行為。但是這樣的自由意識選擇的背後也就代表著我們必須對這個選擇負責，必須承擔這個選擇所帶來的後果與責任。用這樣帶有存在主義的角度與思想去看待這次的戀童癖事件非常有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或許都有殺人犯或者是戀童癖犯的傾向，但我們用自由意識去選擇了「不」做這些事。這當中當然有法律限制的因素，但我們還是得先用自由意識去選擇遵守法律才行。而這次的犯案者用他的意識去選擇了「去」做這件事。如果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具有絕對的自由去做任何一件事，但其也必須要承擔結果與責任。現在看起來此次的行事者並沒有勇氣去承擔他用自由意識所做出的事件的後果。因此一個思想成熟的社會應該要從這個角度切入會比較客觀。但現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本質先於存在的發言。比方說從這個主角在童年所遭遇的種種來批判他現在的所作所為。當一個社會的主流思想是本質先於存在時就很容易流於一種人云亦云的狀態，毫無思考性可言。再來就是東方從古就流傳到現代的連坐觀念。有很多人要求這位主事者的老闆必須出來道歉。這真的是很荒謬的一個要求。一個人的行為應該要自己去負責，而非又牽連到另一個人身上。比方說，如果現在社會上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我們時常會將行兇者的家人與行兇者本身連在一起。因為後者十惡不赦，所以其家人也一定道德淪喪。這樣的邏輯本身是很莫名的，因為存在必須先於本質。行凶者的存在和其家人的本質應該要徹底分開。前者是在行凶者本身的自由意識之下產生，和後者並不具有直接關係。如果不從這個觀點來分析事件，基本上所有事件到最後就是一團千絲萬縷的毛線球，怎麼樣理都理不清。

如果此次的事件完全是由行事者透過其完全自由的意識來產生的，那事情就單純許多。不牽扯任何在他身邊的人事物，他會對未成年的孩童有所遐想是他的意識所做出的選擇，那他就必須對這個選擇所產生的後果負責，例如：道德上的瑕疵、社會輿論的譴責或是法律的制裁。但到目前為止，此次案件的主角好像還沒有打算這麼做。這也是合情合理，因為人性本來就是如此。我們都會對於即將承擔的責任感到恐懼，而想逃避。一個人的知 (本質) 與行 (存在) 本來就是有落差的。我們每個人都具有很多的知，例如：忠、孝、仁與愛，這些知從我們一出生基本上就被這個社會 (或主流思想體系) 所賦予。但我們始終想要往下墜落的肉身其實一直在潛意識裡反抗這些知，我們自己可能都不曉得。我們的一生裡可能有許多行為是不忠、不孝、不仁與不愛的，但我們未必敢去面對。就像是此次戀童癖事件的主角那樣，因為他的行與他內建的知有了巨大的落差，而他並沒有勇氣與能力去處理這落差，所以選擇躲起來。但就在我們批判他的此時此刻不妨也用同樣的力道來檢視自己的知與行。如何讓自己的知與行的落差減少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但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做到這件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對於自己的「否定性」。唯有不斷地去否定以前的自我才有辦法讓自己的知與行比較一致。否定性其實沒有其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悲觀。它其實還蠻正面的，正是因為有了否定性，我們才能不斷地去塑造自我的價值，社會與人類的文化才得以進步。否定性也可以擴大到對於前一個世代的否定。在人類歷史上那些重要的繪畫流派就是這樣產生的，印象派 (Impressionism，1867 ~ 1886)、立體派 (Cubism，1907 ~ 1914) 與野獸派 (Fauvism，1905 ~ 1910) 等……。而且有趣的是，自由其實也就代表著否定性。因為我們擁有絕對的自由，因此我們永遠不是什麼，而是永遠即將成為什麼。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對於過去自己的否定，而希望這個決定能夠成就明天 (未來) 的那個自我。人生就像是一團慾望，慾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痛苦，慾望得到了滿足就會無聊，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生就像是一個不斷做簡諧運動 (Simple Harmonic Motion, SHM) 的鐘擺那樣，在痛苦和無聊間左右搖擺，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