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 基督教的社會：「照我說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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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2022/02/22 07:10:34瀏覽97｜回應0｜推薦0

這些年來，“中國模式”不僅僅是國內研究界的熱點問題，更為國際社會所關切。鄭永年教授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也為國際學術界和政策界所關注。近日，《中國模式》的英文版（The China Mode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和義大利版（IL MODELLOCINESE: ESPERIENZE E SFIDE）面世。中信出版社也在積極準備對本書內容進行增刪，在近期推出新版本。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存在？這個模式的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麼？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鄭永年教授對這些備受關注的問題進行了解答。本篇文章是鄭永年教授為《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全新修訂版所寫的序言。

鄭永年：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寫的一些相關文章和演講稿合成一起，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的書。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國際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危機發生之後，無論是中國本身還是西方各國，人們對“中國模式”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中國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流行開來的。不過，如果從內容看，更早開始流行的所謂的“北京共識”實際上也是討論中國模式問題的。“北京共識”的概念是同當時在各國流行的“華盛頓共識”的比較之上提出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西方到處推行“華盛頓共識”，而“北京共識”的作者則看到了“華盛頓共識”的不足，指出了中國改革模式的一些優勢。不過，這個概念到了中國便被經常解讀成“北京共識”優於“華盛頓共識”，前者應當被後者所取代；而在西方，人們則開始把中國模式視為是對西方模式（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威脅。也就是說，無論中外，人們對“北京共識”的解讀都過於政治化了。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種對立情況更趨明顯。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在於中國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在更高一個層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論出，中國模式優越於西方模式。實際上，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一些人也開始給西方上課。也有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產生了興趣。不過，他們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與其說是他們想瞭解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對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國人一樣，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機是如何發生的，而中國又如何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並在危機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在2008年危機之後的很多年裡，中國一直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為這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又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所可能構成的威脅。

筆者長期以來關切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當時就覺得人們無論是對“北京共識”還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都過於政治化，充滿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的偏見。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有太多的先入為主的意識，而和中國實際經驗不相吻合，結果是無助於説明人們認識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決定把先前相關文章收集起來，作為對這場討論的參與，並直接把書名稱為“中國模式”。但正如筆者日後多次所解釋的，筆者所說的“中國模式”並不是像其他參與者那樣在道德判斷的前提之下簡單地頌揚或者批評中國模式，而是把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作為一個“社會事物”來做經驗探討。因此，筆者加上了一個副標題，“經驗和困局”。很顯然，在筆者看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既有寶貴的經驗，但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次出版修訂版不是簡單的重印，而是出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中國模式的問題在今天再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際層面，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已經產生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殘局”。我覺得，作為中國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而是要表明自己明確的態度。

第二，在過去的數年裡，作者並沒有因為出版《中國模式》而中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相反，作者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多、更深層次的觀察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寫下了不少文字。而這些文字則剛好可以回答上述有關世界是否已經進入“中國世紀”或者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是否進入“殘局”的問題。這次修訂，作者增加了將近10萬字的新內容。當然，為了控制篇幅，也刪去了幾篇內容有些重複的文章。

圖源：網路

多年來，海內外就“中國模式”一直具有爭論，但各種爭論並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共識。總體上看，在已經持續多時的爭論中，人們關注的物件並不在於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而是變成了要不要、該不該有“中國模式”的簡單問題。毋庸置疑，爭論已經過於政治化，甚至道德化。這種局面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説明。

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個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其模式的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麼？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無論就中國本身的發展，還是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都有必要回答這些重要的問題。不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去政治化。

海內外，人們對“中國模式”都存在著高度政治化的認知錯覺和幻覺。在西方，圍繞著“中國模式”，人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觀點。第一種是人們所說的“捧殺派”，就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讚揚，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殺派”內，人們“捧殺”中國的出發點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中國相關。因為利益相關，他們也很希望“中國模式”能夠可持續發展。也有一些人的確希望中國能夠發展出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來。這些人往往對西方模式已經失去了信心，也不認為西方模式可以一直持續下去。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了這些人一個希望。中國一些人說他們是“捧殺”，並不見得。很多人的確是這樣認為的，並沒有多大的惡意。當然，很容易發現他們往往光看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的代價和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

和“捧殺派”相對的是“‘中國模式’威脅派”。“威脅派”不僅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國模式”對西方的長遠影響。這些人看到中國經過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發現中國並沒有根據西方的邏輯，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相反，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頗具競爭力。他們相信，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已經對西方模式構成了很大的壓力。“威脅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模式”提高到價值論的高度，認為“中國模式”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和西方不同的價值，不僅對西方價值構成競爭，且說不定會取代西方價值。

和“捧殺派”與“威脅派”不同，西方很多人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中國模式’不定論”。這些人大多看到中國的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比較瞭解中國發展的，能夠從比較深的層次來看待中國問題。他們看到了中國體制內部的種種弊端，評估著中國會不會解體甚至崩潰。但是，也有一些人則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產生一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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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與西方相對，在中國內部，對“中國模式”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大贊“中國模式”的，認為不僅存在著一個“中國模式”，並且這個模式較之西方模式更為優越。人們可以稱之為“中國模式”的“左派話語”。左派並不諱言他們“確立”“中國模式”，是要和西方爭取國際話語權。左派裡面很複雜，有的從毛澤東思想那裡尋找“中國模式”的起源，有的從西方新馬克思主義那裡尋找“中國模式”的理論根據，也有的從比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概括地說，儘管左派對“中國模式”做了很多經驗性的研究，但對“中國模式”的評價過於意識形態化。當從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客觀性就少了，他們有關“中國模式”的話語也就失去了解釋中國的能力。

與左派相對，親西方的自由派則不承認存在著“中國模式”。對自由派來說，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發展是否成功，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發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現有體制不改變的情況下，“中國模式”從何談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中國是橘子、西方是蘋果的話，在自由派看來，橘子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把自身改造為蘋果。在橘子沒有變成蘋果的時候，橘子本身就什麼也不是。

第三種觀點可以稱之為“‘中國模式’未定論”。他們的出發點當然和西方不同。這種觀點大多盛行于官方學者和官員中間。他們認為，中國還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存在著很多問題，現在提“中國模式”還是過早。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則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秉承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相信中國自己不宜宣揚“中國模式”，擔心會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

鄧小平八次登《時代》封面（圖源：網路）

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所房子。這裡既可以用比較科學和客觀的方法，來研究有關這所房子的諸多問題：這所房子是怎樣的？如何蓋成的？為什麼會蓋成這樣而不是那樣？這所房子的根基是否牢固？如何改進？等等。但也可以用“審美”的角度來看待這所房子。如果是後者，那麼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性就變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待“中國模式”問題大多是從“審美”的角度出發的。對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沒有什麼認識，對其“審美”的評論倒是不計其數。

有些人不承認或者貶低“中國模式”，是因為他們把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符合歷史觀。在社會領域，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具有歷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樣。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長的路，從早期的貴族民主，到工業化時代的商業精英民主，再到現在的大眾民主，經歷過很大的變化。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也一樣，從早期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模式，都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有個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就是說，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必須改革自身，以符合時代的需要。

“中國模式”也是客觀的，但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都有權利去看、去解釋這個模式。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有權利去看這個模式。正因為這樣，東西方之間對中國的模式的爭論也永遠不會中斷。就像對西方民主一樣，東方人經常從自己的觀點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們所得出的結論，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樣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和對這一模式的“審美”趣味區分開來。過分“審美”就會導致過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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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本身來說，“中國模式”既然已經存在，那麼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就是回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的問題。這個任務已經變得很重要。就內部來說，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中國本身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的認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不同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從不同的意識形態角度出發來定義自身的“中國認同”。種種意識形態的定位，無助於中國認同的確立。中國認同的確立必須建立在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識之上。

就外部來說，“中國模式”涉及的是中國的國際認同問題。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目前流行的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助于向國際社會解釋“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模糊性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同樣，這種“確定性”只能來自於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知。進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誰”的問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力量更無從談起。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改進問題。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了“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而事實上，如何改進“中國模式”，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我覺得，無論是前些年人們對中國模式的熱情還是最近對中國模式的懷疑，都沒有能夠説明人們理解中國模式。實際的情形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越多，人們對其的認識越糊塗。我以為，中國模式至少可以在如下三個層面來加以討論。

首先是中國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討論中國模式是傾向於把此置於大歷史的宏觀層面上。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夠，還要看前面的三十年。而前面的三十年也不夠，還要看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轉型過程。我相信，研究中國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變的結構性因素找出來。很簡單，不管中國如何變化或者變革，中國總是中國，中國變成不了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國家。那麼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國永遠是中國呢？這些因素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不找出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國模式，當然也會看不到這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在這個層面，人們需要看到中國模式的文明性。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不難發現這個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內涵。儘管中國模式表現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模式，這兩方面互相關聯，互相強化。中國的成就是因為這個模式，而這個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能導致模式的危機和衰落。

人民論壇雜誌2008年度特刊（圖源：新浪）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裡，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政府與市場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上哪裡也找不到像中國那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麼長的歷史時期裡，總有一個很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經濟領域起著直接的作用。國有部門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付隨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平衡市場的力量等等。這些在漢代的《鹽鐵論》裡面講得很清楚，歷朝歷代也都實踐著這些理論。國家的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總把國有部門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聯繫起來，這不是大歷史的看法。毛澤東只是把歷史上早就存在的國家的作用推向了極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的經濟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麼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正是因為中國有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是存在著的，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的。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問題的方法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但混合經濟經常失去均衡。經常出現的現象是，當國有部門和政府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時，非國有部門和市場空間受擠壓，發揮不了正常作用的時候，危機就會產生。和中國比較，西方的經濟危機則發生在當看不見的手完全主導了經濟活動，而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又不能有效規制市場的時候。

圖源：網路

在經濟上討論中國模式還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領域就變得非常困難，也非常敏感。實際上，如果不看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中國政治模式的產物。但討論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個禁區。西方很多人專注於批評中國政治，而中國學者本身也往往對自身的政治體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講的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中國政治在發生變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納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發生。但不管怎樣變化，中國沒有也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模式。

那麼，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裡？從大歷史看，也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自近代和西方接觸以來，中國也曾經嘗試西方式的制度，但失敗了。之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革命過程中，傳統的皇權慢慢地轉型到了具有現代性的黨權。不難發現，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皇權和黨權都是中國社會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的政治表現，都是賢人政治的制度承載。但是，黨權具有現代因素，傳統皇權則沒有。皇權只可邊緣化，不可民主化。黨權則不然。黨權既是現代中央集權制度的基礎，但也可以實現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的存在。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傳統的皇權還是現代黨權，都是通過開放政治過程，把外部問題內部化來求得問題的解決。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不理解黨權，就很難理解中國政治。

致敬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圖源：網路）

歷史地看，這兩種政治模式，每一個模式都有它的優勢，也有它的劣勢。在西方，以多黨政治為核心的民主是經過數百年之久才演變成為今天的樣子的。在社會經濟發展平衡的國家，西方式民主能夠運作良好。儘管是多黨輪流執政，但從政策層面看，往往呈現一黨的特徵。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到這個中產階級的利益。人們常說，西方的政黨整合了社會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產階級整合了西方的政黨，是中產階級制約著政黨政治的極端化。如果從發展中社會看多黨政治的分化功能，這一點尤其明顯。在發展中社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低下，社會分化嚴重，中產階級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實行多黨政治，政黨就變成了分化社會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到處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傳統中國，政治過程也是相當開放的。儘管皇權屬於皇帝，但治權（或者相權）是向社會開放的，並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歷史表明，治權越開放，國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當治權不夠開放，皇權與治權的關係又處理不好的時候，就要發生政治危機。黨權也具有這個特徵。有效的治理取決於黨權的有效開放，向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利益開放。同時，治權的有效性取決於制度化和專業化。

圖源：微博

在下一個層面，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的改革模式。人們所說的“中國道路”可以歸入這個層面。“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的改革是怎麼走過來的，要回答“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中國的改革很明顯呈現出漸進性和分階段性。我自己認為，中國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這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即中國應當走這條道路。而是個經驗觀察，先進國家包括歐洲、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展也有這個特徵，也走過了這個過程。此外，這種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發展常理。

首先，這是一個從易到難的過程。經濟改革最容易，說穿了就是要把人們的物質意識動員起來，或者說把哲學家們所說的“人性惡”方面釋放出來，讓人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是一種本能的釋放。社會改革比較難一點。如果說經濟改革的主體是生產，那麼社會改革的主體就是分配。社會改革要求人們從自己的錢包裡面掏一部分出來讓社會來分享，這就比較困難。而政治改革最為困難。政治改革表明人們需要放棄一些權力讓其他人來分享。在權力主導一切的中國政治文化裡面，放棄權力較之掏腰包要困難得多。

其次，這裡也涉及一個體制改革的物質基礎問題。經濟改革優先因為經濟改革可以為其他改革創造物質基礎。經濟改革優先於社會改革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生產哪有分配。財富創造出來之後，才可以強調分配。在政治方面，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至少有兩個優勢。對社會來說，經濟改革創造財富和中產階級，從而為理性的政治參與創造條件。對政治精英來說，可以為他們提供另外一個選擇。在政治主導一切的條件下，失去權力就等於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權力之後，可以進入經濟領域，那麼對政治人物來說，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場零和遊戲了。西方社會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競爭中失敗，不至於沒有出路。

那麼，為什麼經濟和社會改革要發生在政治改革之前？這裡主要的問題是制度建設的歷史次序問題。任何國家的國家制度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等方面。如果說，民主制度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那麼如果沒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撐，民主制度將是微弱的。民主只是眾多基本國家制度中間的一種，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國家制度。歷史上看，先有現代國家，後有國家的民主化。就中國的政治進程來說，如果在經濟和社會制度建設之前開始了以選舉為主體的民主化，那麼很有可能是劣質民主，正如我們可以在一些經濟社會發展落後而民主化現行的國家所觀察到的那樣。至少沒有人能夠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條件下，民主政治會是高品質的。

在第三個層面，人們可從具體的政策層面來談論“中國模式”，也可以稱之為“中國政策模式”，可以從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等各個不同領域來透視中國模式。我覺得人們所說的“中國案例”可以屬於這個範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圖源：網路）

目前很多人對中國模式表示出來的很大的不滿意都在這第三個層面。在經濟政策領域，人們對改革政策的不滿也是從不同角度來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標準來評判中國政策模式。比如說，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只有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後就沒有了。因為早期的改革呈現出市場化和分權等屬性，90年代之後出現了相反的趨勢。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從西方那裡學來的，稱不上自己的模式，也就是說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不過，這些看法也不見得很合理。對第一種觀點，我覺得集權不見得不是改革，分權也不見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權是建立和加強政府對市場的規制，那麼也是改革。如果分權產生的只是一個個行政主導的地方性壟斷，而非市場，那麼也不見得是改革，而是寡頭經濟。對第二種觀點，市場並非只是屬於西方的。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市場也曾經發達過。一些市場經濟的實踐先發生在西方，但這並不是說市場就是西方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確向西方學習，但這一事實並不是說中國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國模式的這三個層面互相關聯，但也可以對它們進行相對獨立的研究。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的問題。今天談論中國模式的改進具有非常的意義。首先，強調改進就是強調模式的漸進性，而避免激進變革。任何模式都必須隨時改進自身，否則就會蛻化，從而失去適應新形勢的能力，最終導致激進變革。中國的歷史表明，激進變革經常是沒有變革，因為激進變革往往意味著重新走一遍。從長遠觀點看，改進或者漸進才是真正的變化。其次，儘管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樣，也存在著其劣勢，因此必須找到劣勢之所在。儘管不能實現一個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識到其缺陷則可以預防其衰落，更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競爭過程中，保持自己的優勢。

要真正認識中國模式，就必須知道中國模式的缺陷在哪裡。中國模式核心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關鍵是要找到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得到糾正，依附於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其他缺陷不至於對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響。

從經濟體制來說，中國存在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這有它的好處，可以有效提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工程，應付重大的危機和平衡市場等。但如果國有部門佔有了絕對的優勢地位和政府對市場干預太過的時候，這一模式的劣勢就會出現。任何東西走過了頭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個人主義走過頭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還是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主要是所有的關鍵金融領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沒有足夠的干預能力，在監控不嚴的情況下，市場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現了問題。中國呢？中國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國家和政府占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以致於市場作用不能發揮，就會出現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國家主義走過了頭，也要產生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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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改進模式呢？全盤私有化並非中國現實的選擇。中國問題的解決方式需要從中國內部來尋找。改進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從目前中國存在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和經濟發展優先、社會發展滯後的情況看，模式的改進就是要尋求各個方面的平衡點。

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裡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國有部門不能無限地發展，不可以無限地去侵犯非國有部門的領域。要讓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國有和非國有兩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能和領域應該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政府應當發揮作用但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哪些它應該退出來的地方沒有退出來，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再次，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領導層提出的社會建設，目標很好，但這個目標和所使用的實際手段則是完全脫節的。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仍然貧乏。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要進行社會建設，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國家，這些方面都是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幾個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得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更為重要的是要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這種情況不改變，各級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一個公平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統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功源於開放。過去為什麼成功，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和利益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後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動力。現在政治改革為什麼變得那麼困難了呢？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政治過程的開放力度又不夠了。政治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就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必然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關鍵在於繼續的開放。在政治領域，90年代中期之後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因為新的社會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以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其他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部門，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麼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於弱勢地位。弱勢群體，比如說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在經濟上強勢的群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麼兩者就要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希望小學（圖源：網路）

現在的情況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個制度，但是所做的結果卻在更大程度上破壞了這個制度，而不是制度創新。問題的根源在哪裡？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人物敢去摸石頭。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一個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團就剝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價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為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機會賺大錢。其他方面的改革如醫療和教育也是這樣。無論怎樣的改革議程，一旦被利益集團所挾持，那麼結果就會背道而馳。

鄧小平的確是個偉人。當時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礙改革，所以他一開始不去觸動既得利益，而是去開創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舊的利益。城市改革艱難，就先改革農村。國企改革很困難，就先不去改國企，而是去到國企之外找，成長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這就是開放的經濟過程。結果產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舊的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成功的地方。現在開放程度不夠了，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

在沒有政治強人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中國模式的改進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開放性。在保持政治開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西方國家，大多是通過多黨制來實現這個目標的。但多黨制並不是唯一的方法，還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開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儘管一直是一黨獨大，但一直保證著這個制度的開放性。只有開放才能對政治過程保持壓力，一旦封閉起來，就會產生自我腐敗。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從自身的歷史和蘇聯、東歐的變革歷史中學到了非常多的教訓。執政黨自身如何保持永恆的開放？這永遠會是最嚴峻的挑戰。但很顯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敗，避免來自社會的激進變革，執政黨就必須直面這個挑戰。

總之，我們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樣認為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進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樣對中國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國模式是開放的。歷史沒有終結。黑格爾認為當時崛起的西方“民族國家”是最終的國家形式，但沒有過多久，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就發生了無窮的戰爭。同樣，福山在20世紀90年代認為西方民主是最終的政體形式，歷史又可以終結了。但進入 21世紀以來，西方民主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中國有開放包容的歷史，中國模式是開放的，只有開放才是可持續的，才會是永久的。

( 時事評論｜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