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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29 03:58:39瀏覽45｜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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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今天還有人相信它嗎？
“沒錢還生這麼多孩子，活該窮一輩子。”
“以色列是最聰明的民族。”
“應該對罪犯和遺傳病人實行絕育。”
只要你經常關注互聯網輿論，那麼你大概率應該聽過類似這樣的論調。它們的觀點和立場不盡相同，但都屬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範疇。
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自然科學重要著作的《進化論》如何演變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什麼那麼多人曾經、至今都相信它？它錯在哪里？有什麼問題？
加州理工學院博士，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他的新書中，以通俗的語言，進行了嚴謹的科學講述，分析並解一一答了這些問題。
《三體》的作者劉慈欣這樣評價王立銘：他的作品“讓我們瞭解生命的億萬年演進的同時，也讓我們重新看待自己，讓我們知道人生中每天經歷和感受的這一切，在本源上來源於何處。”
下文選摘自《王立銘進化論講義》，經出品方授權推送。
一、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簡而言之，就是一種試圖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和干預人類世界的思想。
說起來很有意思：進化論是用來解釋生物現象的，但它的誕生受到了人類世界的直接影響。
法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裏提出了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人口的增長是指數式的，而糧食產量的增加是線性的。天下太平一段時間，大家拼命生孩子，人口數量就可能突破糧食供應的天花板，導致饑荒、 瘟疫和戰爭等災難。達爾文本人正是從馬爾薩斯的思想中得到了很多啟發，才提出了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概念。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國教士、人口學家、政治經濟學家。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國教士、人口學家、政治經濟學家。
而反過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又很快被他的英國同鄉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用以解釋人類世界。
在斯賓塞看來，人類世界的發展也同樣（應該）遵循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比如，人類個體之間存在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會體現在體力、健康、智力、財富、權力各個方面，而且可以代代傳承，恰如達爾文所說的“可遺傳的變異”。
這些人類個體在馬爾薩斯陷阱的生存壓力下，展開激烈競爭，帶來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結果。最終，競爭會塑造“完美的人”，也會帶來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如果人們自覺地、制度性地應用這套方法論，對人類世界進行篩選和 改造，就會更快地促進人類的整體提升。
這種理論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100多年間風行世界， 產生了非常深遠的社會影響。歐美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者用它為原教旨資本主義張目：既然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人類進步必須的，那當然沒有必要為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提供特殊保護，更沒有必要設置最低工資、完善社會福利。
它還為世界範圍內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提供了思想基礎：既然人類世界就是一個大號的生存競爭戰場，那所謂的優等民族征服、奴役甚至是滅絕所謂的劣等民族，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此外，它還為臭名昭著的優生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要實現人類的整體進步，當然得鼓勵競爭的勝出者多生孩子，禁止患有遺傳疾病的人生育後代。
嚴複（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其翻譯的《天演論》，於1897年在《國聞彙編》刊出。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讚歎，稱嚴複“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嚴複（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其翻譯的《天演論》，於1897年在《國聞彙編》刊出。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讚歎，稱嚴複“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進化論思想在19世紀末進入中國，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彼時積貧積弱的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淩，深陷生存危機。嚴複先生翻譯赫胥黎的進化論著作《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正是為了警醒中國人與天爭勝、強種自保，否則就有可能在弱肉強食的強國之林亡國滅種。為了凸顯這個觀點，嚴複先生還不惜刪改和扭曲了赫胥黎著作的原意。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擴張野心，也讓它們心安理得地發起了面向猶太人、斯拉夫人等所謂“劣等民族”的系統性種族滅絕。所以在“二戰”結束後，社會達爾文主義逐漸被各國知識界唾棄和批判，淡出了人類的思想世界。
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基本成為了一個帶有強烈負面色彩的辭彙，除了在一些對它展開批判的場合，已經很少有人主動提到和應用這個概念了。
奉行“雅利安人至上”的納粹德國
奉行“雅利安人至上”的納粹德國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錯在哪兒？
從上面的描述裏你可能也發現了一個問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套理論的死亡，主要是因為它對人類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破壞。這麼理解當然沒有錯，但如果只是就著結果去批判出發點，那麼我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清算還是不夠徹底。
因此我們會看到，在“二戰”之後，總還是時不時有人冒出這樣的念頭：別管那些弱勢群體了，讓人類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豈不是更能促進社會進步？
2020 年 3 月，當被問到為什麼有資源有人脈的人可以“加塞”提前做上新冠核酸檢測的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回答是，“可能這就是生活吧（But perhaps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life）”。這種條件反射式的回答背後，體現的可能就是他某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
那麼，我們是否能在科學上找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漏洞，徹底消解它的理論基礎呢？我認為可以。在這裏，我試著提供三個不同角度的思考。
第一，社會達爾文主義狹隘地理解了生存優勢的範疇。
自然選擇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唯結果論者，它並不在乎生物是如何生存和繁殖的。換句話說，生物進化並不致力於也不可能創造出一個所謂完美和高級的生物。同一個環境中，會誕生利用各種方式適應環境並繁殖後代的生物。
但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傾向於把生存優勢簡化到幾個非常簡單的維度，而且這些維度的選擇是非常狹隘和隨意的。
比如，在19世紀的歐美國家，人們所謂的優勢帶有強烈的歐洲主體民族的特徵，無非是身材高大、皮膚白皙、沒有遺傳病、有很好的智力、受過良好 的教育、家庭經濟條件好......這樣一來，內涵豐富的“適應”一詞就被庸俗化成了人類世界裏強與弱、優與劣的對比。
如果按照這些狹隘的標準對人類社會進行定向改造，我們馬上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這種標準能代表人類世界的長期利益嗎？
如果按照這些狹隘的標準對人類社會進行定向改造，我們馬上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這種標準能代表人類世界的長期利益嗎？
做一個簡單的類比：在過去數千年時間裏，人類對狗進行了一代代的定向改造，篩選出了上百種類型。但人類對狗的篩選標準是狹隘且隨意的，可能關注的只是狗的體型、毛色、臉部褶皺的條紋、性格、運動能力等。利用這種方式篩選和培育出來的所謂“純種狗”，在被人關注的特定指標上，表現得確實符合人類的預期，但在人類沒關注的地方，往往存在嚴重的問題。
比如著名的臘腸犬（Dachshund），人類篩選培育的標準是腿短、身體長，體型像一根長長的香腸。這種體型適合鑽入洞穴、幫人類捕獵獾，對獵人而言是個有用的特性。經過一代代篩選培育後，人類倒是如願以償了。但這類狗卻攜帶了一個影響骨骼發育的基因變異（FGF4），這個變異正是它們特殊體型的根源，但同時也會導致包括椎間盤退化在內的大量嚴重疾病。臘腸狗可不是例外，幾乎所有的純種動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帶有先天遺傳缺陷。
可想而知，如果我們用類似的邏輯對人類世界進行定向的篩選和改造，比如定向選擇身材高大、智力超群的人，最終我們大概率會獲得我們想要的這些特性——畢竟這些特性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響。
不同犬類在人工干預下的所謂”改良“
不同犬類在人工干預下的所謂”改良“
但基於生物系統的複雜性，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會在我們並不關注的地方帶來巨大的風險。也許這些健康、強壯、聰明的個體，普遍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反社會人格呢？也許他們的繁殖能力低下呢？也許他們對某種全新的病毒敏感，一波疫情就可能毀滅了整個人類物種呢？
一個人類世界的例子：在瘧疾肆虐的熱帶雨林地區，血紅蛋白的 HbS 基因變異提供了某種生存優勢。因為攜帶一個拷貝的HbS 基因變異的人擁有一定程度的抵抗瘧疾的能力。而在現代社會，人類可以通過滅蚊預防瘧疾、通過奎寧、青蒿素等藥物治療瘧疾，這個基因變異的生存優勢就變小了，反而造就了某種生存劣勢。因為一個人如果攜帶兩個拷貝的HbS基因變異，就容易引起致命的鐮刀型細胞貧血症。
如果我們在古代世界用“擁有HbS基因變異，即擁有瘧疾抵抗力”作為篩選標準，培養優秀人類，那豈不是會把現代人類都導向鐮刀型貧血症？反過來，如果我們按照現代社會的標準，把沒有 HbS 基因變異作為篩選標準，那麼篩選出來的人類是否會因此喪失在熱帶雨林地區的生存能力？
第二，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充滿成長性的生存競爭，搞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生物之間的相處方式，要比單純的競爭和對抗豐富得多。而且，不管競爭的結果是什麼，生物的總體生存空間都是在擴大的。在相同的地球環境中，伴隨生物的不斷進化，生物世界裏出現了各種各樣利用環境資源的方式、各種各樣相互依存的方式。作為結果，環境中能夠容納的物種數量、生物個體數量、生物之間的相互關係數量都在持續增長。
但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中，人類的生存空間往往被看作一個大小固定的蛋糕。人類世界的唯一主題就是互相鬥爭，確認這塊蛋糕到底應該屬於誰。既然這塊蛋糕的大小是基本固定的，那麼這場生存競爭就註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稱零和遊戲，與非零和博弈相對，是博弈論的一個概念，屬非合作博弈。它是指參與博弈的各方，在嚴格競爭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故雙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配圖：《魷魚遊戲》）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稱零和遊戲，與非零和博弈相對，是博弈論的一個概念，屬非合作博弈。它是指參與博弈的各方，在嚴格競爭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故雙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配圖：《魷魚遊戲》）
這種“蛋糕無法做大，只能再次分割”的假設，不僅不符合生物進化的事實，也不符合人類世界的發展現狀。在人類誕生之後，雖然地球的陸地面積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伴隨著人類世界的發展，人類能夠生存繁衍的空間在持續擴大、人類的食物供應也在快速增加。
在殺蟲劑、化學肥料、育種技術、農業機械技術出現之後，同一塊耕地能夠生產的糧食、能夠養活的人口，相比農業時代有了幾倍、幾十倍的提高，人類世界實際上已經告別了絕對的糧食匱乏（當然，分配的不公平問題仍然很嚴重）。換句話說，當年啟發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的馬爾薩斯陷阱，在整體上已經不存在了。
未來，新能源技術可能會讓人類徹底告別能量匱乏，腦機介面和虛擬現實技術可能會讓人類徹底告別生活空間的匱乏，宇宙空間的探索還能繼續拓展人類的生存空間。蛋糕只要能做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零和遊戲假設就站不住腳了。
我想特別提醒的一點是，新的生態位的探索、新的物種相處關係的建立在生物進化中往往需要漫長時間的積累。畢竟，生物特性的變化無法一蹴而就，它是代代之間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積累而成的。但人類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能夠通過知識的創造、傳播、積累，以比生物進化快得多的速度進行文明的進化，達到拓展生存空間、做大蛋糕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人類過去兩三百年的飛速發展告訴我們，新知識的創造、傳播和積累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競爭和對抗，但也同樣需要開放心態、合作精神和長期主義。在零和遊戲的預設之下，這一切更是無從談起。
第三，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混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科學意義上的進化論，描述的是生物進化過程的基本規律，只考慮“真相是什麼”這樣的事實判斷問題，不涉及“這樣對不對”“這樣好不好”的價值判斷問題。
這也是所有科學的共同點之一。
比如在生存競爭中，只有一部分生物個體能夠生存和繁殖，另一部分生物個體則被淘汰——這種現象導致了生物特性持續發生變化。進化論只會告訴你，此時此刻的自然選擇青睞前者，並不會認定前者天然比後者“好”，更不會說前者“應該”活，後者“應該”死。
但社會達爾文主義關心的恰恰只是價值判斷問題。比如，在19世紀末的不少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看來，身體強壯健康就是好的，虛弱多病就是壞的；性格直爽勇敢就是好的，懦弱友善就是壞的；白種人就是好的，黑人和黃種人就是壞的......好的就應該發揚光大，壞的就應該徹底消滅。
19世紀西方”黃禍論“的插畫
19世紀西方”黃禍論“的插畫
他們試圖用這些非常主觀的價值判斷標準來指導人類世界的發展方向。但是，價值判斷的標準是人為選定的，是從某時某地某一部分人的價值觀裏衍生出來的。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不同人的心中，世俗角度下優劣的判斷標準實際上是不可能達成一致的。
比如在古代世界，性格殘忍好鬥可能是一條優勢，因為這樣的人更容易通過爭鬥獲得好處；但到了現代社會，人們普遍會認為性格友善、容易合作的人更有優勢。再比如在食物匱乏的年代，人們普遍認為肥胖是富足和美好的象徵;而到了富足年代，人們又開始覺得好身材代表著自律和健康......
既然價值判斷根本沒有一個客觀成立的標準，那麼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到底打算按什麼標準對人類做定向改造呢？
如果堅持自己喜歡的那一套，那只能說明他們的思想是極端自私的。而如果允許篩選標準經常變，允許各地的人設置不同的篩選標準，那就更說明利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改造世界的目標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說得更直白一點，如果社會達爾文主義真的嵌入人類生活當中，我們就會面臨極端風險——一方面，彼時彼刻的人類價值取向會被 永久性地固定下來，成為成敗判斷的金科玉律；它還帶有強烈的自我實現的特質，會一代代強化和固化，很難被逆轉。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的人們，將會開啟一場按照各自的價值取向進行定向篩選的人類社會改造計畫，最終的結果將是彼此無法互相理解、視若仇讎。
這樣的世界別說我們根本不想要，也是從根本上違反進化論的自然規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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