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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6 06:10:01瀏覽92｜回應0｜推薦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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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國際政治對“制裁”並不陌生。尤其是自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屢次動用這一經濟武器，試圖對他國的內政選擇和地區之間的衝突產生影響，改變行為主體的選擇。這些制裁手段，有些經過了聯合國的程式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如針對朝鮮和伊朗的核計劃的制裁 （在美國單方面撤出伊朗核協議之前） ；有些則更多反映了美國及其核心盟國一意孤行的政治意志——如針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委內瑞拉查韋斯-馬杜羅政權，還有俄羅斯2014年後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
但是，今日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 （allies and partners） 因俄烏衝突而採取的迅速、全面的制裁，仍然將經濟武器的運用提高到一種全新的高度和深度。這一反應，當然首先對應的是此次戰爭的獨特和突出之處：這是二戰之後歐洲主權國家最大規模的常規戰爭，不出意外的話也將是最為血腥的一場戰爭。
根據各種資料的統計，開戰至今 （3月24日） 烏克蘭內部離散600萬人，逃離國境300萬人。也就是說在短短一個月內，烏克蘭這個3300萬人口的歐洲領土第一國家 （不含俄羅斯） 就有三分之一人口背井離鄉。而根據美國國防官員的預估，光是俄羅斯方面的軍事傷亡就有30000-40000人，其中包括高達7000-14000人的陣亡。作為對比，蘇聯在入侵阿富汗期間的整個十年陣亡了15000人。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聯軍在整個入侵階段的陣亡不過區區400人左右。
冰冷的數字背後，反映的是不斷裂變和惡化的現實：冷戰後的歐洲安全秩序，面臨全面崩塌的危險。西方同盟能夠克服長期存在的分歧和“搭便車”困境，在短時間形成統一、協調的反應，不得不說主要出自這一因素。
全面制裁：被拔斷血管的俄羅斯
不同於2014年充滿漏洞和不溫不火的措施，西方同盟此次似乎並不打算再“留有餘地”——它們不再幻想可以通過“威脅實施但沒有實施”的制裁，意圖使普京的俄羅斯改變自己的行為；標誌性的動作，就是對普京本人及其親密夥伴圈子，直接施加經濟、金融、交通上的禁止性措施：不少俄羅斯寡頭的寡頭，不但在倫敦的戶頭被凍結，其豪華遊艇也在英國、法國、義大利被抄沒。這實在是對“私有財產神聖”的巨大諷刺。
經歷過最初的徘徊和踟躕之後，一向對俄羅斯持懷柔態度的德國，甚至匈牙利，都支持了將俄羅斯銀行剔除SWIFT系統的決議。西方盟國全面禁止了高技術原件 （電子產品、精密機械、技術轉讓） 對俄國的供應。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甚至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舉動：全面凍結俄羅斯央行的歐元和美元外匯儲備，在必要時刻也不會放過俄方持有的現貨黃金。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在正式制裁體制之外，迫於“道德”壓力和“社會”壓力，採取迅速的“大撤退”。 這與這些大資本悶聲發大財的過往行為模式，同樣是巨大的背離。除了波音、空客、拜耳這些工業巨無霸之外，宜家、麥當勞、萬事達和VISA等消費和金融企業也紛紛宣佈暫停或退出在俄羅斯的運作。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俄羅斯面臨來自西方同盟政府和民間雙重的夾擊。這對於西方同盟來說，並不意味著毫無代價的單方面施壓。
能源之外，俄羅斯同時是世界重要的糧食、化肥、工業原材料出口國；對俄羅斯出口的打擊，意味著歐洲和美國本來就不太理想的通貨膨脹局勢會進一步惡化。 許多歐洲公司和金融機構，如德國的大眾、阿迪達斯，在俄羅斯有著不容忽視的市場。而歐洲的能源巨頭，更是與俄羅斯的國有壟斷公司們有著深入的合作。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自己在國有壟斷企業俄羅斯石油 （Rosneft） 的20%股份以及一切往來；一直不願意承受巨大損失的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 （Total Energies） ，也終於承受不住巨大壓力而宣佈終止俄羅斯業務。這都會給他們帶來非常可觀的損失。
當然，面對潛在的制裁和威脅，俄羅斯並非毫無準備。在2014年克裏米亞-烏克蘭危機以後，為了應對西方更進一步的封鎖和鼓勵，莫斯科採取了所謂“堡壘俄羅斯” （fortress Russia） 計畫。具體來說，就是在經濟對外依賴高的部門，逐步實現國產替代或確保不同於西方聯盟的來源；減少外債和對國際資本市場的敞口；採取正統和保守的財政政策，盡可能積累歐元和美元外匯，以在緊急時刻用來捍衛盧布匯率。這些措施，顯然低估了此次歐洲回應的強度和俄羅斯“自力更生”的能力。
隨著波音、蘋果等西方企業退出俄羅斯市場，不單是俄羅斯的機械製造、航空工業、國防工業受到巨大打壓，中產階級的西方化生活同樣面臨完全停擺的危險。而莫斯科將自己的美元敞口轉換為歐元，顯然是錯誤地假設了歐盟面對自己戰略動作時採取決定性回應的決意與能力。實際上，僅僅是由於美國財政部的默許，俄羅斯幾天之前才能動用已被封鎖的戶頭上的美元，償還到期的外幣債務利息，避免國債的技術性違約。
換言之，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在軍事準備上可以說是倉促和不完善的，但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莫斯科的計畫（如果可以說有一個計畫的話）同樣充滿倉促和窘迫的痕跡。 正如遠超克里姆林宮預期的抵抗和困難，讓戰線的結局難以預測和控制一樣；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整個俄羅斯國家的運作也在走向某個未知的節點。
一個高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發達經濟體，突然被拔斷了進出的神經和血管，俄羅斯事實上陷入了1917-1923年蘇聯所面對的帝國主義封鎖同樣境況。這一經濟武器的新實驗到底通向何方，它是恢復秩序的穩定器還是觸發崩盤的導火索，是為國際政治開闢了新的行動空間，還是徒勞無功的自作聰明，採取制裁的西方盟國同樣沒有把握。
制裁前傳：經濟武器在現代戰爭中的崛起
要探索這一未知海域的航海圖，預判可能到來的風暴和礁石，就有必要回到我們人類社會的過去當中去尋找一些線索。常常被公眾所遺忘的歷史角落裏，往往藏著通向理解的鑰匙。具體到當下這場經濟和金融的戰爭，歷史也許提供了遠比我們最初所預料到的更為適切的啟示。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尼古拉斯·穆德 （Nicolas Mulder） 的新書《經濟武器：制裁在現代戰爭中的崛起》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就是一部非常合適的嚮導。
如果我們追溯人類社會充滿暴力和衝突的過往，不難發現，與作戰並不直接相關的物質和經濟面相，自古就是戰爭的固有組成部分。不管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代雅典同盟，對不服從其意志的城邦進行的海上封鎖，還是在拿破崙戰爭中，法蘭西帝國針對不列顛的“大陸體系”，從經濟和物質上切斷對手的戰鬥能力，一直都是元帥和將軍們武器庫中的法寶之一。
但是，現代經濟條件下的“制裁”則是相對晚近的產物。它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針對中央同盟的海上封鎖與金融制裁。這一 “經濟總體戰”，是借助於19世紀以來的工業革命和全球化，以及西方領先工業國的統治地位才變得可能，但採取這種措施卻又劇烈地動搖了這一全球經濟的基礎。
拿破崙戰爭之後，世界經歷了第一次交通、運輸、能源和工業的革命，整個生產和消費的供應鏈，不再局限於民族國家的範圍，而是擴散到了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覆蓋、被蒸汽機和電報線所連接起來的整個世界市場。參與進這一全球市場的經濟體，越是整合進這一過程，就越是服從於倫敦在能源 （煤炭） 、金融資本還有海洋運輸上的統領地位，且相應地改造自己的國內制度與法律。
19世紀的歐洲充滿了大大小小的戰爭，也充滿了列強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和強制行為。統治精英們，一方面把戰爭和衝突當成是國際政治中無法避免的常量，另一方面試圖控制戰爭衝突對正在湧現的這一全球互相依賴的新經濟環境的破壞。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國際公法規定了公海自由、中立國權力，和交戰國之間保護敵國僑民財產的原則。
於是我們發現，在19世紀，國與國之間的交戰，並不自動轉換為各自國民、公司之間的敵對。俄羅斯的革命者亞曆山大·赫爾岑雖然流亡海外，卻仍然能從自己的遺產中獲得收入，資助革命事業；英國和法國雖然在克裏米亞戰爭中與俄羅斯敵對，但俄羅斯政府的債券仍然能在巴黎和倫敦獲得融資。
第一輪全球化，在國際法上製造了某種“公”對“私”、“商業”對“政治”的分離，這體現了其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它承認戰爭是實現政治目的的合法工具，卻想把戰爭的影響和其實現的方式嚴格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
這一秩序對外的基石，是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對世界剩餘部分的宰製和權力優勢；對內的基石則是全歐洲的精英，不管其國內政治傾向是保守、激進、革命還是改良，都對維持這一人員、資本、資訊、物質之網路的無限暢通有著基本共識。
全新模式：全球化時代的制裁有何不同
這一共識，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轉換為交戰集團之間的總體戰而不可避免地瓦解了。世界第一次面臨彼此密切交織的社會之間的殊死搏鬥。這就為將經濟力量運用為戰爭手段，並打破“公”與“私”、“民間”與“政府”之間的區隔，開啟了全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德國試圖利用無限制潛艇戰消耗協約國繼續戰爭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英國和法國遠為創新和大膽的全面計畫。
他們不但運用皇家海軍的優勢對德國和奧地利進行海上封鎖，收繳“敵僑”在本國的財產，還利用倫敦和巴黎金融中心的地位，切斷德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融資。這種全面的干預，不可避免地涉及對大致上自我規制的金融行業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預，也進一步破壞了中立國在交戰雙方之間自由貿易的權力。可以說，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式微與第一次全球化公私分明的法律秩序的瓦解，是同步進行的。
建立在這一秩序廢墟之上的“國際聯盟”和凡爾賽體系，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應。既然有限的、不干擾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軍事衝突已經不可能，歐洲列強證明自己有能力突破經濟互相依賴的限制而發動毀滅性的戰爭，那麼就必須有某種更加強有力的、超越權力政治的安排來維護世界的秩序。
國際聯盟所建立的國際法體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他雖然提供了法律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仲裁機制，將交戰國區分為“侵略者”和“受害者”，但它缺乏一個主權國家政府所特有的執行自己仲裁的強制力。 而法國政府提議在戰時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統一國聯軍隊，因超越了英美所能容忍的底線，由此不了了之。
經濟制裁，由於其在大戰中表面上的有效性、成本的低廉，以及不太容易引起公眾抗議，從而在國際聯盟的結構中佔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在缺乏明確的軍事力量的前提下，由國聯成員國共同將侵略方“開除出”國際經濟體系，就成了唯一具有威懾力的“核武器”。
如果說，戰時的協約國封鎖，還主要是為了消耗中央同盟國國力的一種戰爭手段；那麼，隨著威爾遜的加入，“經濟武器”又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面相：它通過對“侵略者”一方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施加不可饒恕的成本，促成“侵略國”一方的公共輿論，轉而反對本國政府的侵略行徑。
侵略帶來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本身又會讓潛在的侵略國政府三思而後行。因此，就像核武器一樣，制裁越是可怕，造成的無辜傷亡越是嚴重；它所實施的前景越是明確和透明，它就越能避免自己被真正實施，而僅僅作為“達摩克裏斯之劍”而存在著。
我們在這裏不難看到，兩戰之間制裁的興起，和當今制裁被廣泛、甚至氾濫應用的邏輯是重合的。它代表著西方盟國以“道德”和“法律”的名義，在現代經濟和軍事條件的限制下所發展出的一種全新控制模式。當前針對俄羅斯的制裁雖然在形式和範圍上是全新的，然而，它反而更接近《國際聯盟盟約》第16條所規定的“經濟武器”的本來面目。
在某種程度上，冷戰以後的新一輪超級全球化，恢復了19世紀英國霸權時代“公私分明”的表像——至少對於世界的重要經濟體而言，政治上的不滿和分歧，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跨國資本自由流動、全球開花的格局。而俄烏戰爭，則某種程度上像是重複發生的“一戰時刻”：它提醒我們，全球化雖然主要的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它所依賴的政治基礎是脆弱和充滿張力的。
制裁與脫鉤：西方制裁會走向怎樣的終局？
那麼，這次西方同盟對俄羅斯的制裁會走向什麼終局呢？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兩戰之間國際同盟和西方同盟運用“經濟武器”的歷史中獲得一些線索。因為，不管是在1922年還是在2022年，經濟施壓的成功實施取決於幾個預設：
第一， 制裁的施加方 （英法、美國及其同盟） 控制了國際市場的資訊、原材料、資本、技術的流動，並且佔據了道德和法律的高地；
第二， 相對於直接的軍事干預，對“侵略國”實施的貿易封鎖對制裁方的成本是可控的，其政治阻力也更容易克服，經濟制裁的技術特點有著軍事行動所不能比擬的靈活性；
第三， 制裁可以有效改變“秩序破壞者”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從而改變他們的行為；
第四， 制裁可以製造敵國內部的摩擦和不合，破壞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關係。如果統治者由於貪戀權力和利益而無視制裁的破壞，那麼本質上熱愛和平和貿易的人民總歸是可以逼迫他們的政府做出改變。
最後， 哪怕以上所有目標都無法實現，有效的經濟制裁也可以削弱敵對國的經濟實力，使得對方在一場真刀真槍的戰爭中難以和西方同盟對等戰鬥。
| 當地時間2022年3月23日，俄羅斯莫斯科，當地超市內面臨部分消費品短缺。
然而，正如兩戰之間的歷史和當代歷史所共同揭示的那樣，這些預設在不同程度、不同環境下，其真確性都不是無懈可擊的。
如果說1921年聯盟對歐洲邊緣小國南斯拉夫可以揮舞經濟大棒，成功勸阻對方停止進攻阿爾巴尼亞，那它對待自己在大戰中的前盟友、在經濟和地理上都足以自給自足的蘇維埃俄國的封鎖就是全面失敗的。英國和法國在1920年代無法拉上美國參與進國聯的制裁機制，一如美國和盟國在2022年無法拉上世界“其他”人口和經濟大國參與進針對俄羅斯的制裁——這種時刻，困擾制裁的“單邊性”和“集體行動的困境”，不斷削弱經濟武器的有效性。
再者，法國1923年對魯爾區的佔領，與其說是為了執行任何國際正義，不如說就是赤裸裸為了從德國工業的核心地帶抽取重建資源。“經濟制裁”到底真的是對道義的維護，還是霸權主義自私自利行為的說辭，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分辨。西方同盟站在道德的高度採取經濟和金融制裁，並不能掩蓋這背後所具有的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之利益考量。
至於說制裁可以改變被制裁方的精英和民眾的行為，同樣預設了某種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投射——在威爾遜等自由國際主義者看來，國家的最高目的無非是為了繁榮和生活水準，國家的施政總是要受到公共輿論的約束，而公共輿論總歸是屬於像美國人那樣“開明的自利主義”的個體的控制的。這其實產生了一個難以回避的矛盾：如果制裁要能像自由主義者設想的那樣產生改變行為的效果，那麼被制裁國家多少需要和西方同盟在內政和外交上有相似之處。
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不管是精英還是民眾，暫時的經濟福祉可能都不是他們想要不顧一切願意追求的目標。普京總統沒有因為制裁的前景就放棄發動全面軍事行動，這說明制裁作為一種“威懾力量”沒有能改變俄羅斯精英的計算。
對於想要推翻整個帝國主義國際秩序的蘇聯來說，經濟制裁和孤立只是驗證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論斷，二戰後蘇聯更是建立了整個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基本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平行發展，這時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制裁帶來改變。對於深刻銘記一戰中協約國封鎖之苦的納粹領導人和第三帝國民眾來說，“經濟制裁”的恐懼，反而激發他們建立“生存空間”，打造不依賴於英美法“猶太人霸權”的經濟-地理體系。
也就是說，經濟武器所帶來的壓力，如果超過一定的限度，引起“全面脫鉤”，反而從規訓的工具變成製造不穩定的離心器。換言之，西方的制裁，或許會在短期內對俄羅斯社會製造巨大壓力，但隨著俄羅斯距離統一的全球市場越來越遠，其內部政體越來越離開西方的自由主義模式，經濟武器所能造成的影響也就越來越低。美國對伊朗和朝鮮實施的“極限施壓”，並沒有達到自己想要達成的目的，因為它們早就習慣了在西方的重壓下生活，揮舞制裁的大棒並不能再多改變什麼。
最後，經濟武器是否真的可以在國際對抗中替代軍事干預，同樣是值得懷疑的。結束兩次世界大戰的，歸根結底是戰場上浴血拼殺的結果，經濟制裁最多提到了輔助作用。現代經濟的複雜程度和總體戰的管理技巧，可以讓發達的工業社會在長期短缺條件下，維持軍事工業共同體的運轉。如果一戰和二戰時的德國還不夠明顯的話，那麼冷戰時期一直處在“自我封鎖”下的蘇聯，持續對經濟遠為發達的西方同盟構成軍事威脅長達幾十年，就更明白不過地說明問題了。
經濟壓力“也許”最終會導致對方在競爭中落敗，但它對於迫在眉睫的戰爭之結果是否有根本影響，則缺乏實際的驗證。如果說最終烏克蘭和俄羅斯兩方可以獲得一個談判下的和平，那麼給予烏克蘭方面談判籌碼的，一定更多是其軍事上的抵抗，而不是西方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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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