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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7 12:39:09瀏覽75｜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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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2月24日的講話中，他將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作為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理由。如果說“非軍事化”涉及到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所謂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所關注的地緣政治，那麼“去納粹化”乍聽起來更像是一個藉口：在希特勒的德國覆滅77年之後，與柏林直線距離1200千米的基輔，如何與似乎成為歷史記憶的這個名詞糾葛不清？
新納粹組織，或在廣義上對納粹和法西斯言論有所崇拜的極右翼組織，的確仍是困擾東歐各國的夢魘。今日烏克蘭和被阿爾弗雷德·盧森堡稱為“奧斯蘭”（Ostland）的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地區，曾是納粹德國夢寐以求的生存空間；在這些地區，碎片化的民族分佈、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的民族主義在蘇德東線殘酷冗長的戰鬥中糾葛發酵，其幽靈在今日的歷史敘述或政治實踐中，仍時隱時現。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強硬民族主義者與納粹的短暫蜜月
1941年，當納粹大軍進入蘇聯領土的時候，在希特勒本人和阿爾弗雷德·盧森堡這樣的納粹理論家的世界觀中，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平等存在的“生存空間”，但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在反對蘇聯和波蘭統治中的表現和力量，讓納粹德國當局相信，他們是可資利用的對象。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因此同納粹德國產生了複雜曖昧的聯繫，這也使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黨局的互動、成為後續歷史敘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當時，烏克蘭人對納粹德國的理解，更多基於“德意志人的統治”而非“納粹主義”的視角。烏克蘭歷史上，雖然存在著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反猶主義，但彼時在烏克蘭生活著超過100萬猶太人，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異常尖銳的反猶主義在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中發揮著主導色彩。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利沃夫就受到過奧匈帝國的統治，由於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國採用相對懷柔的方式對待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敘說和觀念，與彼時的俄羅斯帝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德國人的歷史記憶，是以維也納的溫和統治為座標的；這部分解釋了當納粹軍隊進入烏克蘭的土地時，他們所表現出的歡迎態度。
在德軍剛剛進入烏克蘭境內時，西烏克蘭與波蘭當局鬥爭不斷的民族主義領袖斯捷潘·班德拉，便積極支援利沃夫成立獨立的“烏克蘭國”；然而，當班德拉意識到德國人並不打算讓一個完整獨立的烏克蘭誕生時，他和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就轉而阻撓納粹當局的行動，並因此被投入集中營。強硬民族主義者和納粹當局之間的蜜月，如此迅速地結束了。
直到1944年蘇軍反攻的時候，納粹佔領當局已經失去大部分烏克蘭人的認可，其部分原因在於反猶主義在內的暴行在三年佔領中頻繁發生，而許多烏克蘭人基於貪婪（而非反猶主義）的動機，放縱他們的猶太鄰人被迫害。絕大多數烏克蘭人還成為了德國當局急需的廉價勞動力。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 1965年3月14日，俄羅斯莫斯科，前蘇聯總理赫魯雪夫。
因此，當紅軍回到基輔的時候，在赫魯雪夫回憶中，是一副感人的歡迎場景。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並非全都加入到歡迎紅軍的隊伍中。以班德拉為首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不願意使烏克蘭只能在德國和蘇聯統治之下二選一。在長達三年的集中營生活後，班德拉竟與納粹黨局冰釋前嫌，重新組織起反抗蘇聯紅軍的活動，即便他此後未曾重新踏上烏克蘭的土地。
顯然，在班德拉所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心中，同納粹的合作，並不是對德國納粹主義的信奉，而是利用德蘇矛盾而尋求民族獨立機會的機會主義行為。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爭取獨立機會，為何選擇納粹？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廣袤的東歐地帶為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所占。而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西歐民族主義的舶來品，受一戰中理想化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鼓舞加以實現。
在民族分佈極為混雜的東歐新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波蘭第二共和國，容納了一千萬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捷克斯洛伐克在佔據主導地位的兩個民族之外，還包含兩百萬德意志人和數十萬匈牙利人；未能獲得獨立的烏克蘭，更是在事實上為1921年的蘇聯-波蘭邊界所分割。
當人們看到今日烏俄的激烈矛盾時很難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中心利沃夫其實是波蘭的領土，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反抗波蘭統治者使用的激烈手段，包括暗殺波蘭內政部長。
在這種背景下，納粹主義不可能是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東歐國家所誕生的原生思想，而是一種伴隨著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改變所產生的連帶衝擊。
一些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對抗波蘭當局統治的時候，便傾向于尋求魏瑪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而隨著前者被納粹德國所替代，基於現實利益考量的友誼關係，二者之間的曖昧關係延續了。包括班德拉在內的烏克蘭激進民族主義者，與其說選擇了納粹主義的學說作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底色，不如說他們選擇了一個強大的盟友來尋求本民族的獨立，而這個強大盟友所信奉的，恰好是一種最邪惡、最具有侵略性的意識形態。納粹主義，是一套包括而不僅限於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要素的整全意識形態；烏克蘭人對納粹主義的理解，卻並不很深刻。
1939年蘇聯進入西烏克蘭後進行的土地重分配，贏得了烏克蘭下層農民的支持，因而後來許多人認為，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可以為他們同時帶來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
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蘇聯，對烏克蘭的視野，也同樣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濾鏡。即便在1944年的敗局中，納粹當局仍然選擇用“加利西亞師”而非“烏克蘭師”的名義、招募西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對抗紅軍，他們仍以舊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的分野來理解烏克蘭，認為“加利西亞”是一個更加文明的概念。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為是否加入該師而發生分裂，那些對德合作派，斷然拒斥蘇聯的政治觀念。
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民族概念的起源，基本來自于精英的宣導與說服。此後，敵對行為就可以“同仇敵愾”的方式，深化民族主義的影響。從民族的視角來看，一部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加入了“納粹陣營”，就意味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成為蘇聯衛國戰爭的敵人，即便曾有700萬烏克蘭人加入紅軍、投入到和納粹德國的戰鬥之中。
對烏克蘭民族長期的懷疑，成為蘇聯後續歷代政權的既定政策。直到1980年代，烏克蘭人仍要在自己的檔案中填報自己及其家人是否曾在德占區居住。
而德國的統治策略，更增加了烏克蘭人犯下“納粹式暴行”的幾率。諸如基輔軍事長官庫爾特·愛伯哈德少將，在兩天內槍殺33761名猶太人的巴比亞爾大屠殺，便得到了當地員警的幫助；而納粹當局的理由就是警惕“蘇維埃的間諜”。
在遊擊戰和民族主義情緒發酵的過程中，仇恨演化為屠殺，野蠻的行為似乎加劇印證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納粹化”的指控。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班德拉的幽靈
二戰的落幕與納粹德國的失敗，重新審定了戰後的民族敘事。以主流的世界輿論看，即便是出於機會主義考量，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同德國當局間的合作，也不應再置入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框架，而只能基於反法西斯的立場加以審判。
瓦圖京元帥才是烏克蘭人民的朋友，而班德拉則是納粹欲孽。儘管班德拉在1941年之後從未回到烏克蘭土地上，以他為名義的那只軍隊也幾乎沒有受到他的實際指揮，“班德拉分子”還是成為了法西斯主義的代言詞。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 YALTA, USSR.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of Great Britain,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mier Joseph Stalin of the USSR (L-R) pictured before the Crimea conference session.
但是，雅爾達秩序未能永遠維繫。蘇聯的解體，使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國家重新贏得獨立。新國家的合法性構建，無法繞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傳統；而新的俄羅斯國家，也將重新定位俄羅斯民族在國族構建中的作用。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訴諸歷史先例，這使得歷史細節將讓位於符號化的政治態度。
2011年，親歐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追授班德拉為烏克蘭英雄，這一行為在西方和俄羅斯都引發軒然大波。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歐美社會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這一符號式人物顯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對於歐美國家而言，避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潮流沉渣泛起，乃是牽涉其內部政治的重要議題；在歐洲多個國家本身受困於極右翼乃至新法西斯主義政黨重新抬頭的議題中，區分班德拉和納粹合作的動機毫無意義。即便是出於機會主義的策略考量，同法西斯和納粹合作仍然是不可容忍的。2018年，美國政府要求烏克蘭國防部不得將援助用於對新納粹組織的武裝，便是這種態度的鮮明表達。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則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班德拉的含義。在他們眼中，烏克蘭民族和白俄羅斯民族的存在是相當存疑的，既然烏克蘭兩次獲得獨立存在的機會，都是因為來自德國的侵略；烏克蘭民族尋求獨立這一事態本身，便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與“帝國主義”或“納粹主義”的勾結。對班德拉的強調，喚回了納粹德國通過鼓動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試圖肢解“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記憶。
而烏克蘭的一部分民族主義者又會認為，如果因為反對納粹主義的理由而全盤否定班德拉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先驅，就是對另一方“侵略者”俄羅斯的屈服。
風聲丨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班德拉的幽靈又被提起？
民族主義如何告別納粹的幽靈？
歷史記憶和現實政治如此糾纏演進，使得極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准軍事組織“亞速營”，成為俄羅斯“去納粹化”的指定目標。
亞速營充斥著極右翼分子，並以反俄作為其使命，從而與歷史上的極右翼敘事重合。在東烏克蘭，俄羅斯支持的極端俄羅斯民族主義武裝和亞速營為代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系統性地違背現代人道主義原則，犯下諸多罪行。
實際上，亞速營的存在所折射出的，更多是今日烏克蘭在國家整合和武裝力量現代化上的無力，後者為寡頭支援的極端組織成立准軍事武裝提供了基礎，而2014年之後的國防壓力，迫使基輔政權大規模吸收民間准軍事武裝充實國防。
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波羅申科政權末期，基輔同亞速營的關係已經瀕臨破裂。至於作為俄語族群出身的猶太人，澤連斯基總統本身更難以和納粹產生瓜葛。在烏克蘭最高拉達中，極右翼的新納粹政黨僅能贏得1個席位；相比之下，極端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族黨，在俄羅斯國家杜馬卻擁有22席。
但民族主義敘說繞不開歷史，“去納粹化”也應當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戰爭、仇恨和族群紛爭，不會讓產生極右翼勢力或曰新納粹勢力的土壤消失，而只會促成更多的極端勢力。
相比之下，烏克蘭族群曾在二戰中於加利西亞和利沃尼亞殺害了6-9萬波蘭人，如今的波蘭共和國卻選擇對烏克蘭難民打開國門。
也許，唯有當現代的民族主義者願意看向未來，而不只是懷念和擁抱過去的時候，與歷史幽靈纏繞的納粹夢魘，才能真正在東歐的土地上被清除殆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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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