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現代的民主體制國家,政務官是要對自己提出的政策負責,為自己的理性負責,但沒必要把從政無限上綱到政治是他的生命,甚至是一整國人民之生命那麼偉大,這樣極端的價值,與個人價值的極端化,基本上是一種反民主的思維,並不值得提倡, 二,學者入閣,發現整體環境,讓自己的政策理想無法實現,自己也無力去改變整個環境而急流勇退,讓閣揆可以另擇高明,這也是一種擔當,總比那種成天清談闊論.長袖飛舞.不務實事而卻尸位素餐者,要正直坦誠的太多, 三, 清談誤國,多言只會擾亂心智,治國需要一步一腳印,江內閣要改組,其實最需要的就是把那些經常高談闊論.整天批東評西,不務實事者搬走,讓內閣早日回到行動內閣的本色, 四,台灣還有多少自由化的空間?其實看看美商對於台灣投資環境的評估報告或看看工總的262項建言,就可以明瞭台灣的投資環境還有多少有形無形障礙需要排除?需要制度鬆綁?光簽一個兩岸服貿協議,反對開放的聲浪就那麼大,你說台灣離經貿自由化的程度還有多遠?還有多少要努力自由化的空間?社論中質疑經濟自由化與增進台灣競爭力的關係,可笑的是旺旺中時,前不久還為反<反媒體壟斷>的立法.,大喊要自由化,是自由化.非自由化,隨便都可以講,恣意倡反調,何患無辭?一個報社的社論淪落至此即成呻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