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連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所發表的三篇文章,眼界大開,朱院士的第一篇文章是<降稅救經濟是放屁！>,第二篇是<不能只在院士會議期間尊重學術>,第三篇是<輕稅簡政不能一廂情願.>,朱院士是廟堂黃鐘,我們是市井瓦釜,我們有幸拜讀院士大作,受益良多,那分別是,一不讀朱院士的降稅救經濟是放屁論不知<學術大老.之老大,二不讀院士之<不能只在院士會議期間尊重學術>不知國際級學術地位之如此尊貴,三不讀院士<輕稅簡政不能一廂情願>不知有學問的人之有學問到如此境界,今日總算開了眼界,且讓我們引述朱院士文章中的一些片段以醒耳目,在他的<放屁>高論中,有段<讓我明明白白、斬釘截鐵地這樣說：拉弗曲線只是邏輯概念上的論述，而降稅會使稅收增加也完全沒有實證基礎。業者找歪理為自己降稅做主張可以理解—那是自利。但若哪位學者竟然胡說八道地主張或呼應「降稅救經濟」這種乖論，那麼幾可斷言—那是放屁。如果還有政客要以「降稅救經濟」這劑爛藥去傷害台灣—那是智商太低。無論如何，降稅的結果是—台灣人民遭到遺棄。>文章口氣之大,之霸,令人嚇倒,不過,朱院士也有點牢騷,他在<尊重學術>一文中,提到<最近幾年有學問的人在台灣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其專業意見也常不受尊重，與四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每當某項公共政策發生意見相左時，政府官員常說：「正、反意見有分歧」，卻絲毫沒有能力、沒有意願去分辨這些意見中哪些是正港的大老專業意見，哪些又是野雞大學畢業、專業知識零蛋者的狗屁不通意見。在四十年前「財經六院士」時代，如果官員把大老黃鐘與市井瓦釜並列，然後說「他們意見不一」，以此立論再讓官員裁定：「採用市井無賴之意見」，你想，那些開國際標的財經六院士還有興趣陪著玩嗎？>大老黃鐘與市井瓦釜,各有人生歷練真得差那麼多嗎?凡事講個理.理之下,沒有尊 卑 貴 賤之分.院士尊貴.更應以理服人.怎能以名銜地位恁指稱,異見者是野雞大學畢業、專業知識零蛋者的狗屁不通意見.恥與之為伍呢?下面這段,則更見知識份子的極度傲慢了,<任何財經領域世界最頂尖的學術期刊就只有那麼兩、三種，能夠在頂尖刊物經常發表好文章的學者，就會得到國內外學界的尊敬，也會在相對年輕時贏得「大老」的尊稱。相反地，若是在學術界沒有地位，就算在官場、業界打滾數十年，「一隻豬環遊世界回來還是一隻豬」，終究沒有人會誤將大老稱號戴在他們頭上>。哇! 有學術地位的人竟是如此高貴不可一世,那我們這些在學術界沒有地位的人,王永慶,郭台銘啦!就算在官場、業界打滾數十年，「一隻豬環遊世界回來還是一隻豬」! 哇!在世界頂尖刊物發表幾篇文章竟有如此了不起,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再來,讓我們看看朱院士在<輕稅簡政不能一廂情願>一文中展現的是多麼有學問? <政府收稅，是為了因應其開支。一般而言，製造業所涉實體運輸較多，故更需要種種公路與橋梁的運輸支援。製造業比較會創造汙染，但服務業汙染較少，而汙染防治需要政府支出。製造業有漫長的生產線，勞工條件與誘因較為複雜，勞資糾紛較多，需要政府處理。不論是汙染或勞資爭議，都要用到司法資源，而這也需要國家預算。再以最典型的政府支出國防來看，製造業的關鍵零組件（如ＩＣ晶片）常是兵家必爭，最需要國家的保護，以免落入敵人之手。台灣的竹科戰略位置重要，政府可能要布置種種反飛彈措施保護之。但相對而言，如果開曼群島遭到攻擊，只要銀行帳目有備檔，則完全沒有嚴重後果，故開曼的金融服務業也就不需要國防支出的保護>。<以上討論大概彙整出國家大小、製造業/服務業比重不同，其所對應的政府支出需求就不同>。<與星、港相較，台灣不論就面積、就人口而論，都是「大國」。面對這種不對稱情境，台灣的政府支出就是遠比星港為大。台灣如果真要與星港拚降稅，在支出限制之下，台灣必然落敗>, 朱院士大概自以為如此論述才是所謂有國際專業級的論述,事實上,朱院士恐怕是完全扭曲了馬政府<輕稅簡政>的政策涵義, 朱院士說馬政府的輕稅簡政,<所謂「簡政」就是簡化稅政，減少徵納雙方的困擾>，這是對簡政極簡化的理解,事實上馬政府的簡政,不是只有簡化稅政，減少徵納雙方的困擾這一點點而已,馬政府的政策是,簡政包括組織機關裁併重組瘦身,業務重分劃,行政程序合理簡化,行政電子化革新,將過時不必要的管制鬆綁,公務委外等等減輕政府不必要的負荷,增進行政效果(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然後將這些效果.效益反映到稅徵上.回饋在人民身上.讓人民可以少繳一點稅.而政府效能可以不受影響.甚至增加.所以最近馬政府不但減少企業營所稅.也減少個人綜合所得稅.這才是馬政府輕稅簡政的政策涵義.至於租稅國際競爭.那是牽涉國家經濟戰略的整體環節.不是單從稅務可以衡量的.朱院士把租稅競爭看成單純比降稅.看誰稅率降得低.就是有競爭力.那是誤解.單用低稅只能吸引紙上公司,那根本不是台灣所要競爭爭取的對象,朱院士又用國家的規模大小及服務業製造業的比例組成,來論定台灣降稅競爭,絕拼不過香港新加坡,那是把租稅競爭看成是比租稅降低,是太簡化了租稅競爭的義涵,事實上租稅競爭,包括稅額組成,產業範圍,稽徵法令.程序,政府誠信,官員素質.操守等等,都不只是比稅率低而已,再,租稅競爭,也不是不計成本地在拼降低而已,過去,我們曾提過,在企業實務上產品定價有所謂成本定價法和競爭定價法,成本定價法,是產品根據單位原物料成本+人事成本+營運成本之外再加上預定的利潤,加總之後所定的價格,競爭定價法是產品在計算所有成本之後,沒有先預定一定的利潤額去加總定價,而是先依市場消費者的接受度和競爭者的情勢,去決定一個有競爭優勢的價格,然後依此來定價,競爭定價法的考慮著眼點,就是在計算產製成本之後先把利潤額放下,認為先考慮市場佔有率,先把市場擴大搶過來,把營業額做大,然後再回過頭來,從規模效益再回頭去做管理精進及成本管理的costdown,因為這時市場已有,再來加強做內部管控,只要管理精進一分,costdown一分,利潤就多一分出來,結果總所得因營業額擴大而獲利更多,所以競爭定價並不是不考慮成本而是在成本一定的伸縮range內透過市場量及管理costdown來做掙利的管理操作,道理一樣,我們認為馬政府將營所稅降至17%並不是在與香港新加波拼稅降,而是要讓企業取得足以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地位,而後得以操作管理costdown,政府也可以尋求以<簡政>輕稅,朱院士指馬政府降稅之論點是以「新加坡、香港能、台灣為何不能？」為基礎,這樣的說法乃是表面且因果巔倒,至朱院士提台灣以製造業為主,政府管理成本降不來,事實上,製造業能群聚產業效應強,產業鏈上下游縱深長,政府道路橋樑,環境污染,勞工爭議,司法資源所發生的成本有更多的企業體,例如因製造業所帶動的交通 運輸 倉儲 原物料廠商繳稅,共同分攤,能繳稅分攤者眾多,政府要簡政輕稅,不見得不能為,朱院士不要鐵口斷言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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