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社會研究所，2010-06-04，毛永波／香港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

　宋代米芾的書法分藏兩岸故宮。4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王亞民到台灣商談出版「米芾書法全集」，王亞民是出版出身，現兼任紫禁城出版社社長。台灣故宮允諾在不載具名的前提下同意合作。

　故宮合作展覽、出版等凡涉及簽約的事項都有名稱問題，北京故宮期望沿用成例。也就是1992年，雙方藉由香港和台灣的出版社為中介，合作出版《國寶薈萃》(註)，第一次使用台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並列的名稱，以地點回避國名問題。但台灣故宮此次不同意任何省略「國立」的具名。米芾全集署名也許只寫作者名號。

　1992年的合作之後，台灣經過了幾度政權更替，選舉熾熱，涉及兩岸的話題高度敏感，故宮是文化的代表，也是政治的符號，而政治是現實的。現在大家既然合作，那就相信智慧吧。

(註)〈十多年前兩岸故宮合作出版《國寶薈萃》的回憶〉

作者：陳萬雄，現任聯合出版（集團）總裁，曾多年擔任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總經理、總編輯。

臺北故宮博物院為籌展一個大型清代宮廷展覽，洽商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出包括雍正畫像、雍正書畫作品等珍貴文物作配合在臺北展出，這令我想起兩岸關係解凍之初的近20年前，我經手策劃，促成北京和臺北兩故宮，成功合作了《國寶薈萃》兩卷大型畫冊的舊事。

《國寶薈萃》的出版，據我所知至今仍然是兩岸故宮合作最早和唯一的一次。雖然是涓滴之事，卻關涉兩岸出版和文化交流初啟之種種，似值得一記。

1988年，同出一源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已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商務印書館接上頭，開始往來並開展業務合作。

當時主持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是已故的張連生總經理。香港和臺灣商務印書館，既是同源也是優勢互補，業務自始即合作無間。

當時考慮到1992年將是商務印書館建館95周年，為紀念和促進兩館進一步的合作，所以議定共同策劃合作出版事宜。

1981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曾得北京故宮的合作，出版了一部大型藝術畫冊《國寶》，不僅中文版在海外大為暢銷，而且陸續出版了英、德和日等好幾種外文版。

《國寶》一書所選的藝術品，只限北京故宮。港臺商務印書館既有此共同出版的意向，我遂提議如能促成北京和臺北兩故宮的合作，集兩故宮最珍貴的藝術藏品，出版一大型藝術畫冊，無疑是很有出版價值和歷史文化意義的。

得張連生先生的認可，香港和臺灣兩商務印書館遂朝著這項出版計畫展開工作。當時兩岸關係雖已解凍，但各種禁忌和障礙很多，能否成事仍是未知數。

幸好，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故宮，臺灣商務印書館與臺北故宮，早有良好合作關係，是我們兩家商務印書館展開兩地故宮這項合作的重要基礎。

對如何開展兩地故宮的遊說，臺灣方面我不大清楚。北京故宮方面幾經說明，終獲首肯。在當時，這樣的合作不容易，所以我們努力嘗試。

合作意向既定，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實際執行編輯出版工作。過程不容易，也不必詳述。困難主要在兩方面，一是維護兩故宮相對公平的原則；二是整個編輯出版過程，香港商務印書館並不能直接操辦，要經中間的轉折。

不說中間過程，在最後編輯完成快將付印前，尚有幾個問題。記得在提印前的一個晚上，好幾個小時，我躺在家中客廳裏，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等候反復商討解決。該晚，我分別向北京、臺北通了六回電話。最後一切談定落實，近兩年策劃和工作才真正抵定。

這些問題包括：北京、臺北故宮畫冊上署名次序如何？我們想出了署名左右豎排，無所謂先後。兩故宮兩位主編副院長各自的序言如何安排？我們想出了上下冊序文分別轉換前後。封面幸有兩個，兩故宮文物中可各選一件。幸好四方面出於對中華文化弘揚的信念，對對方真誠的尊重，雖困難重重，仍能一一互諒，終於合作成功。

這《國寶薈萃》，各精挑細選75件，共150件文物，是兩故宮藏品萬里挑一的，真是藝術珍品中之珍品，國寶中之國寶。

兩故宮除了自選最好藏品外，尚要考慮對方同類藏品上的比量。所以《國寶薈萃》確是49年以來原故宮藏品第一次最完整最高級文物藝術向讀者的展示。

書出版後，兩故宮都相當重視。在北京故宮曾舉辦出版慶祝會，臺灣張連生先生為此專程到京。同樣書出版後不久，乘到臺灣參加一年一度的書展，由張連生先生代聯繫，我要到臺灣故宮拜候並表示道謝之意。

那天，來到臺北故宮，一進入院大門，臺北故宮職員已在迎接，並表示時任院長的秦孝儀先生正在大會客廳等候雲。甫坐下，秦先生就說：“你們兩個商務印書館這次做了很好的事。我們大家都不需做統戰的，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自己人不用統戰，統戰是對外的。”一見面秦先生就說這番話，我確有點意外。秦先生和臺北故宮所以對我們的拜訪如斯客氣和親睦，因緣於臺灣商務印書館外，也是出於對我們誠意和認真弘揚中華文化藝術的努力的一種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