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從《商君書》中找到什麼治國之道

《習近平用典》一書收入習近平引用的明朝首輔張居正的名言「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讀過《商君書》的人，都知道這句話源于商鞅的思想，是著名的「商鞅難題」。

習近平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寫的文章，沒有點名地引用了商鞅的「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的名句，並解釋說，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引用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這句古語。新華社專門發文解讀，讚揚商鞅改革令國家富強起來。

二零一七年，中國再度上演一九九六年排演的話劇《商鞅》。話劇將商鞅打造成「忠於國家，利於人民，打擊權貴，為奴隸尋求解放的民族英雄」。話劇中，商鞅臨被處死前還公開反抗天命，稱「商君雖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敗；商君雖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後，秦王朝一統天下！」

習近平崇拜商鞅，但以他的文化水準，未必讀得懂《商君書》，他最多能讀懂御用文人幫他翻譯的白話本。習近平說的「法」，不是法治之法，而是法家之法；不是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所說的「公正裁判」、「義務對等」、「契約應該履行」、「損害應予賠償」等具有「普遍性」的、「合乎人性和社會秩序的要求」的法律價值和原則，而是商鞅所說的「以法賞罰之，以術操控之，以勢威嚇之」的、專門對付老百姓的嚴刑峻法。

要瞭解習近平為何崇拜商鞅，為何喜歡引用《商君書》，就需要先來瞭解商鞅（商君）為何許人也，《商君書》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相當負面，「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記載，商鞅「少好刑名之學」，看到秦孝公的求賢詔後就去秦國，受到秦孝公重用，通過變法讓秦國崛起為帶有法西斯色彩的軍事強國，為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帝制時代，《商君書》是天下第一禁書，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讀到。因為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君主治國手段的厚黑權謀從原則目標到細枝末節，全都闡述得頭頭是道，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讀《論語》根本無法治天下，讀《商君書》則人人都可以當皇帝，難怪皇帝不准其他人讀。那麼，習近平能從《商君書》中找到什麼治國之道？

毛澤東晚年的最後一搏：評法批儒

習近平學毛澤東，毛澤東學商鞅，所以習近平直接學商鞅。

毛澤東晚年的最後一搏是發起「評法批儒」運動，高舉秦始皇和商鞅，也就高舉自己、捍衛文革。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毛的權威受到沉重打擊——既然毛是神，為何連接班人都選不好？毛的身體日漸衰殘，不願死後被鞭屍，故而奮起一搏。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痛斥毛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這觸了毛的痛處。毛一定要為暴秦正名，也為自己的專制合法性正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開會說：「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會見楊振寧時說：「我們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八月五日，毛對江青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發錢光培的《讀「商君書」》一文，介紹《商君書》如何批評儒家思想，並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加以分析，稱「商鞅變法一開始，就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革新派和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頑固派之間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七五年八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傑給毛澤東寫信，談到報刊上對韓愈全部否定，但細讀韓愈文章，發現韓愈頌揚管仲、商鞅，與儒家思想不合，傾向法家，應在文學史上給韓愈一定地位。一九七六年年二月，毛澤東寫信答覆說：「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這是毛去世前給外界的最後一封信。而這場名為「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直到七個月之後毛死掉才告終。

一般民眾無法理解「評法批儒」幕後的玄妙。學者趙越勝指出，「評法批儒」運動的實質，是毛試圖重振文革的旗鼓。將林彪與孔子捆綁在一起批判實在是匪夷所思，「批林批孔」的背後玄機是警告周恩來不要借批林而批左，翻文革的案；而「評法批儒」運動中，對儒法兩家的評判，反映出毛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取捨。在毛的心目中，講仁愛寬恕的儒家，是反動的；講強君弱民，以權術酷法治人的法家，是先進的。天下苦秦久矣，而毛決心延續天下的苦難。

一本《商君書》，習近平將其作為建立取代美國的中華秩序的「武林秘笈」。（湯森路透)

當時，在海外的新儒家人物如唐君毅等人撰文反對毛的批儒，他們不明白，評法批儒不過是毛開展黨內鬥爭的一個手段，更不明白毛的法家，是西方化的法家，是馬基雅維利主義通過列寧式的政黨模式，摻上中國式的權謀，即毛所謂的馬克思加秦始皇。

毛澤東確實是「兩頭真」，其晚年與青年時代的價值觀高度一致。青年時代，毛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獲得滿分。毛在文章中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歎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歎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毛更讚美商鞅說：「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一生的所作所為，實踐了商鞅「辱民，貧民，弱民」的「三民主義」。毛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商鞅主義者。

所謂「辱民」，是讓百姓們屈辱的生活，沒有自尊和思考，沒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嚴」，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毛讓人民互相檢舉揭發，這一個運動你檢舉我，下一個運動我檢舉你，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為敵，大家都不是人。人人都寫檢討書、悔過書、認罪書，「改造思想」、「轉變世界觀」，留下書面證據存檔，人人都有汙點被官家掌握。

所謂「貧民」，是讓百姓生活在赤貧之中，除了生存必須之外，沒有任何富餘的糧食和財產。商鞅取消商業，把土地沒收為公家財產，人民作為耕田者是為政府打工。毛澤東更將人民的衣食住行，統一由官家管起來，吃大食堂，統購統銷，發糧票布票，除了國家，沒有任何管道和辦法搞到生存必須品。而且，沒有商業，私有財產不受保障，不論怎麼苦幹，人民總也富不起來。

所謂「弱民」，是不能讓人民強大，特別是不能在思想和精神上自由與獨立。培根說得好，「知識就是力量」，如果人民只是，就有了力量，君王的末日就到了。唯有缺乏安全感的民眾，才會對君主產生強烈的依附感。毛時代，民眾一窮二白，自願為奴，不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為毛澤東服務。「弱民」或「愚民」是共產黨的統治的秘訣。

鮑鵬山：商鞅是闖入中華的人間魔鬼！

中國不是沒有明白人。潛心研究先秦諸子數十年的學者鮑鵬山，雖然擁有體制內的身份，可以在央視「百家講壇」講《水滸傳》，卻不能講《商君書》，因為他對商鞅的看法與習近平截然對立。他痛斥說，「商鞅是闖入中華的人間魔鬼！」更坦言：「在中國歷史上，居然有這樣的一種政治主張，有這樣的一種政治能力，並且這種政治主張、政治能力在中國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得到非常廣泛的、長時間的使用，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悲劇性的事情。」

鮑鵬山分析說，《商君書》為「商鞅變法」提供了理論支柱，也是秦統一六國的理論基石。《商君書》有五大要點：第一，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儒家讓君子充當道德模範，讓君子帶小人，社會往上走；商鞅的思想則相反，他要以奸治民，用現代說法就是「痞子為王」、「特務治國」。

第二，一教，就是國家只有一種教育。統治者不是不讓人民不受教育，而是讓人民只能受一種教育，只能接受一種定論。教育由官府全面壟斷，不許民間有「私學」，教育是官家的洗腦工具，而不是開啟民智的視窗。

第三，剝奪個人資產，造成無恆產、無恆心的原子化的社會。這樣，所有人都必須靠國家吃飯，在國家之外，既找不到工作機會，也無法從事生產活動。勞動者本人淪為國家的資產和國家的奴隸。

第四，辱民、貧民、弱民，以利於君主統治。商鞅將國家的強弱與人民的強弱對立起來：國家必須強大，人民必須卑弱；若人民自強，國家就衰落。商鞅想方設法讓人民處於愚蠢、孱弱、窮困的境況中，君王就可以如臂使指地驅使和控制人民。

第五，殺力，即發動戰爭。戰爭對統治者有兩個好處：首先，率先發動戰爭，使戰爭在別國國土上打，既破壞別國的經濟，又殺死別國的有生力量；其次，戰爭讓本國豪強之民成為炮灰，剩下的全是聽話的民眾。毛澤東將國民黨投降軍隊送入韓戰的絞肉機消滅掉，就是受其啟發。

總而言之，《商君書》最關鍵的思路是：國家只要一種民，即生產與戰爭的機器。老百姓平常是農民，為國家生產糧食；一旦有戰爭，就上戰場，全民皆兵。這就是商鞅所說的「耕戰之民」。國民只做一件事，就是「農戰」。

商鞅提出了一種早熟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比馬克思和希特勒早了差不多兩千年。鮑鵬山認為，經過商鞅改造的秦國成為「虎狼之師」，在七國之爭中取得最後勝利。六國失敗了，六國老百姓也失敗了，但秦國的老百姓成功了嗎？秦國本國的老百姓最慘，「什伍連坐，輕罪重刑，戰陷即全家為奴」。劉邦攻入鹹陽，召集秦國老百姓，講了六個字，「父老苦秦久矣」。這一句話讓秦國百姓個個熱淚盈眶。

從史料中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裡拴著人頭。《商君書》之《境內第十九》是士兵獎勵細則。該細則以人頭數量作為獎賞標準：「其戰……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統計，秦國成功動員其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而古羅馬共和國僅僅百分之一，希臘人僅僅百分之五。有人從《史記》中統計，秦國名將白起的軍隊用斬殺、活埋、沉水等方式消滅了敵軍一百五十萬人。鮑鵬山感歎說：「後代眾多無知者，盲目跟著卑鄙無恥者吹噓統一大業，說什麼春秋戰亂，人民受害；沒有見到學者出來統計，到底是統一殺人多，還是分封制殺人多？」他進一步質疑說：「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秦國的統一偉績，它的強盛，它的許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麼『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什麼『促進生產力』，從不思考當朝人民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們有過一個什麼悲慘的血淚時代。」鮑鵬山批評和反駁的「某些人」，包括習近平及其御用文人，所以他的這些言論在中國被禁了。

法家不是法治，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統治術。（湯森路透)

秦暉：「編戶齊民」的法家之制

更深入地揭示商鞅和法家的黑暗與邪惡的，是歷史學者秦暉。秦暉曾被《南方週末》評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南方週末》如此評價說：「秦暉是我們時代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讀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識』的名言，考慮到他小學畢業後，接著就是『鬧革命』、插隊下鄉達十二年之久的失學生涯，這一點更難能可貴。秦暉的研究更新了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認識。他有許多創造性的見解和研究成果。他對許多時事問題、現象的評論，都以此為出發點，新鮮、雄辯、嚴謹而且犀利。」

秦暉在《實現了大國崛起的秦朝如何對付老百姓》一文中指出，古代中國，在秦朝統一六國時期，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軍事強國，而且在人口數量和領土擴張方面表現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秦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韓非，以他們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國的理論基礎。法家明確地說過：秦國的強大，是以百姓的軟弱作為條件的。「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關鍵，商鞅在《商君書》有篇文章題目是《弱民》，公然宣稱「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對百姓的蔑視毫不掩飾，他說：「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須先征服百姓；想要打敗強敵，首先要打敗人民。他又說：「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法家認為，為了治民，統治者絕對不能心慈手軟。

秦暉分析說，從商鞅到韓非這些強秦理論家，從來不去論證君王要怎麼做人民才會擁護之。他們認為，君王為什麼要讓人民擁護呢？君王是要讓人民害怕，讓人民不能反抗，讓人民絕對服從。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中國的歷代專制王朝都崇尚這種政治哲學，所以中國不可能出現英國的《大憲章》。

秦暉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與其說是「儒道互補」，不如說是尊儒表像下的「法、道互補」更確切。這是傳統吏治積弊的文化根源。其特徵是：以追求專制權力為中心，在強權之下唱高調、說假話。強權不及之處，則痞風大盛，道德失范，幾成叢林狀態。法道互補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傳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故事的結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後死在自己制定的制度上。在秦國內部鬥爭中失勢後，商鞅倉皇出逃，跑到一個地方想住旅店。旅店老闆說，你要拿出官府的證明來，才能入住。商鞅說，我要住店，你怎麼不接待呢？老闆說，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沒有官府的特許是不能亂走的。商鞅長歎一聲，沒想到親手制定的法令卻害了自己。商鞅全家被公開處決，他本人受了五馬分屍的酷刑。成語「作法自斃」就是用來形容商鞅的下場。

秦暉用以古諷今的方式告誡癡迷《商君書》、隔絕於現代文明的習近平說：「強國，固然是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國民所追求的目標，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一個核心價值觀，可以既不是強國，也不是大國，但一定要是現代化國家。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就是，人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沒錯！但是，國家興亡，匹夫先要有權，有權才能有責。權責需要對應。」習近平當然聽不進去這樣的逆耳忠言，一路走到黑，走向商鞅或者秦始皇的命運。

王飛淩：法家專制的「天下帝國」秩序

《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一書的作者王飛淩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他的這一著作受到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高度評價：「作者觀點的陳述和論證是如此的周全徹底，極為高超，任何想要談論中國模式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憑藉其啟迪性和創新性的論點，本書是瞭解和研究中國模式之意義和影響的理想讀物。」王飛淩使用的「中華秩序」這個概念，比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韌性威權等更準確地描述出中國的本質——中華秩序就是秦漢秩序。

王飛淩的「中華秩序」這個概念比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韌性威權等說法更準確地描述了中國的本質。

王飛淩指出，秦帝國是東亞第一個「天下帝國」或「世界帝國」，它的出現是原本作為列國之一的秦國實施法家變革後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先秦列國都實行過以爭霸為目標的變革，但唯有秦國將此種激進變革堅持到底——雖然商鞅本人及其思想傳人韓非、李斯等人都在權力鬥爭中「不得好死」，但他們的思想在現實政治中得以實踐。商鞅式的政權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宏大事業，把一個地處邊陲、落後而弱小的秦國，打造成超級大國和霸主，進而消滅六國，建立了東亞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具有某種普世性的帝國。

一本《紅樓夢》，人人解讀各不同。魯迅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一本《商君書》，同樣也是如此，讀者從各自所愛來各取所需。習近平企圖建立代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中華秩序」，《商君書》便成了他的一本「武林秘笈」；王飛淩則從《商君書》冷酷而粗率的文字中，發現了這個強有力的威權-極權政體所信奉的關鍵法則：「使用各種殘酷的武力、詭計（包括發展秘密線人），誘發出人們的貪婪和恐懼，以碾碎、征服、剝奪和操縱民眾，同時摧毀和銷蝕所有的社會政治組織（除了帝國等級制度本身）和道德倫理（除了對帝國的忠誠）；以故意剝奪、壓制、虐待甚至奴役人民的方式，發展、動員和集中所有資源，以無限擴大國家力量、尤其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軍事力量；利用各種資源聘請專家人才，包括積極招募和收編外國人，甚至對手；不惜以金錢收買腐蝕，使用詐術離間、甚至謀殺手段，無情摧毀所有的國家內外敵對勢力。」這個愚民、牧民的法家政治手冊駭人而有效，在現實政治鬥爭層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這些法則，正是毛澤東和習近平的真正信仰，作為共產黨員的他們，花在研究此類古書上的時間和精力遠遠多於馬列著作。

學者趙園在《非常年代》一書中指出，文革興起，流行的是民眾之間互相揭發舉報與「自我批判」（「自汙」、「自誣」）。「請罪」的對象本應是神袛，文革中則是「黨和毛主席」。趙園評論說：「日常性的檢查、思想彙報之類……不一定大砍大殺，只消一點一點地雕琢，令你就範，使你失卻了自主思考、表達的能力。這種細密的功夫，應當算作當代中國的發明，雖有傳統淵源，卻更是『創造』，或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能及。」而她所說的「傳統淵源」，當然就是《商君書》、《韓非子》之類的法家思想。

法家當然跟法治無關，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統治術。從二零零二年張藝謀謳歌秦始皇的電影《天下》問世，到二零零八年胡錦濤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享受「萬國來朝」的榮耀，再到二零一九年習近平在中共建政七十週年的閱兵大典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神情，如此一路走來，商鞅和秦始皇終於取代了馬克思和列寧成為中共帝國的神主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WKI: 《商君書》，又稱《商子》，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在《漢書》中錄有二十九篇，但現在僅存二十四篇（另有兩篇有目無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實在商鞅死後，說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書中保留了商鞅法家思想遺著，並記錄了商鞅的言行，約為戰國末年商鞅後學編成。《韓非子》與司馬遷都曾提到過這部書。

成書研考[編輯]

• 《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認為它的思想內容和商鞅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相符合。
•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 班固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

《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五卷。現有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存目無文，第二十一篇有錄無文，實存二十四篇。《商君書》有嚴可均斠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群書治要》卷三十六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二十四篇半。

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四庫提要》)。《商君書》中《更法》、《錯法》、《徠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庫提要》雲「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思想內容[編輯]

《商君書》著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 《更法》篇第一 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 「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鞅認為改革和訂立新法不可以顧慮群眾的想法，當權者只要謹記法令的目的是為了愛護人民即可。
  • 「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這兩種人的才能只足夠守法和當官，不具備先見之明，因此不能和他們討論改革和訂立新法。

• 《墾令》篇第二 提及開墾荒地的各種法規條文，總共二十條。
  • 整頓吏治，使官員不得侵犯農民的私利，於是農民利益受到保障又有空閒的時間(免受官司騷擾)，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依照糧食產量去征稅，統一法則使官員不敢違反，於是年長的人民不會對君主和官員有所不滿，就會致力於務農；年輕的人民則模仿年長者，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國家不受外國的影響去決定升官晉爵，那麼人民就會輕視學問而重視生產；輕視學問令人民不會去外國交流，使國家免受危險；國家安全而人民重視生產，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那些依附豪門的食客不事生產，損害農業。因此要按食客的數目加重稅收，使遊手好閒的人沒法混飯吃；於是他們就會去務農，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禁止僱用奴隸，那麼富裕的家庭也無法不勞而食，生性懶惰的人也被迫從事勞動，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加重對奢侈品的征稅，減少人民的驕縱浪費，令他們更專心務農，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用重刑和連坐法，使人民不敢犯罪；社會沒有犯罪，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農戰》篇第三 商鞅認為富國強兵的關鍵在於重視農業和戰爭，本篇論述國家應以何種政策引導人民專心從事農業和戰爭。
  • 君主勉勵人民靠的是賞賜官職爵位；國家安定富強靠的是農戰。因此國家按農戰的功勞去分封官爵就會富強，相反就會貧弱。
  • 人民見到獲得官爵只能通過農戰，就會變得純樸而專注農戰；人民見到可以迴避農戰去獲得官爵，就人人都不會用心參與農戰。
  • 君主設立法制，按農戰的功勞去任免官爵，人民就不會浪費時間尋找其他加官進爵的方法，於是農戰就能良好地執行；君主按自己的判斷，推測那些人有智慧可以當官，人民就會盡力裝扮出充滿學問的模樣去迷惑君主，於是君主受到迷惑，農戰就會荒廢。
  • 儒家推崇詩書、儒仕喜好辯論，君主任用這些人當官，人民就有樣學樣，紛紛逃避農戰而去學詩書辯論，於是國家積貧積弱就無可避免了。
  • 農戰艱辛而辯論輕鬆，因此一千人之中即使只有一人能靠辯論去獲得官爵，則人民都會放棄農戰而從事辯論。所以國家務必統一全國法制，令所有人都只能靠農戰去獲得官爵。
  • 國家之所以危險，君主之所以擔憂，是因為糧食不足或者敵國侵犯。能夠解除國家危險的是農戰而不是辯論。因此國家要禁止人民學習無用的學問，讓人民集中時間和精力從事有益的事業。

• 《去彊》篇第四 論削除不聽從政令的的人民，具體手段包括「貧治」、刑罰、農戰、法治等等。
  • 「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書·去彊》。國家把以對善人的寬大來治理奸惡的人民，國家必然陷入動亂，衰落。而如果國家以對付惡人的謹慎來治理善民，國家就可以穩定強大。
  • 「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國家富裕而用貧窮的方法去治理，叫雙重富裕，雙重富裕的國家一定強；國家貧窮而用富裕的方法去治理，叫雙重貧窮，雙重貧窮的國家一定弱。
  •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日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民、商人和官員是國家基本的三種職業。這三種職業會產生六種職業蝨害。國家讓這六種職業蝨害生了根的話，必定會衰弱。
  •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儒家推崇的十種品德，國家有這十種東西，君主即使下令人民去作戰人民也不會服從，這樣國家必定會變得弱小並亡國；國家沒有這十種東西，人民就會服從君主的命令去作戰，這樣國家必定會興盛並稱王稱霸。
  • 「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刑罰重而獎賞輕，那麼君主就會愛護人民，人民也就會為君主拼死效力；刑罰輕而獎賞重，那麼君主就不會愛護人民，人民也就不會為君主拼死效力。
  • 「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彊」。對個性怯弱的人民(佔大多數)施加刑罰，那麼怯弱的人也會有勇氣去作戰；對個性勇敢的人民(佔少數)施加獎賞，那麼勇敢的人更加會拼死作戰。當怯弱的人都有勇氣去作戰，勇敢的人能夠拼死作戰，國家一定會所向無敵，必定會強大。
  • 「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培養出力量的國家如果不將力量用於攻擊他國，那麼積蓄不用的力量會反過來傷害本國，這叫做「自攻」，「自攻」的國家一定弱；生產出力量並用於攻擊他國，叫做「攻敵」，「攻敵」的國家一定強。
  •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使用刑罰能夠令人民不犯罪的話，刑罰就不必經常使用，於是國家就得到治理；使用刑罰卻未能令人民不犯罪，刑罰就要不停地使用，這樣國家一定會混亂。所以說：輕罪也用重罰，於是刑罰就不必經常使用，國家必定強大；重罪重罰而輕罪輕罰，結果犯罪依然不停發生而刑罰也不停使用，這樣國家必定弱小。

• 《說民》篇第五 說民即是論述人民相關的問題，全篇分析如何管治人民能夠令國家富強
  • 「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八者指儒家推崇的八項品德。商鞅認為國家的公益與人民的私利有對立的一面，當人民的力量勝過政策的力量就會使政策失效而公益受損，儒家推崇的品德是增強了人民的力量而令國家受損。
  •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用善良的方法去管治人民，那麼人民就會親近自己的親人，於是就會聯合起來互相隱瞞過失，這樣民眾的力量就會勝過法制；用奸險的方法去管治人民，那麼人民就會服從法制，於是就會互相疏遠並監督他人，這樣法制的力量就會勝過人民。
  • 「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作戰艱辛而用言辭游說他國輕鬆，國家的法制鼓勵人民做困難的事(作戰)，那麼在需要作戰的時候人民也會覺得作戰是輕鬆，於是這樣的國家出一分力量就能得到十分的收穫；國家的法制鼓勵人民做輕鬆的事(游說)，那麼在需要作戰的時候人民就會加倍地覺得作戰艱辛，於是這樣的國家付出十分的力量只會換來百分的損失。
  • 「民貧，則國弱；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彊；富者貧，三官無蝨」。民眾貧窮的話國家就會弱，民眾富貴的話就會放縱並產生蟲害。解決方案是令每個人的貧富不停變換，對貧窮的人用刑罰去推動他參與農戰，藉農戰而變得富裕；對富裕的人用賞賜去誘使他捐獻財富，令他減少財富變得貧窮。貧窮的人變得富貴代表農戰得到執行，國家就會強大；富貴的人變得貧窮，那麼蟲害就得以杜絕。
  • 「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眾有想達成的欲望也有厭惡的事情，欲望有六種(上文所說的六種蝨害)而厭惡的事情有四件(務農、作戰、捐錢和告奸)。國家讓人民順從他們的六種欲望就一定會弱小；能夠讓人民做到四件厭惡的事情就一定會強大。所以，善於治國的王者會在多個方面施行刑罰而只在一個方面(農戰)施行獎賞。在多個方面施行刑罰就能夠制止六淫；賞賜只從農戰給予就能夠實行四難，如此一來國家就能免於腐敗並兵強馬壯了。
  • 「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需要將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下放給人民，使行政效率上升。當一般事務可以交給普通家庭去處理，國家可以稱王稱霸；當一般事務要交給地方官員去處理，國家可以強大；當一般事務要交給君主去處理，國家一定衰弱。
  • 「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承上一個論點，治理有方的國家，最終體現出來的情況是：行政管理實現人民依法自治，不必交由君主或官員去作出決斷。

• 《算地》篇第六 論及了計算土地生產力，計算人口的重要性和方法，也論及了治理人民的方法
  •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君主的憂患是用兵作戰時沒有正確評估自己的實力，以及開墾荒地時沒有正確規劃土地。因此有些國家土地少而民眾多；有些國家土地多而民眾少。民眾多而土地少的國家需要開墾荒地；土地多而民眾少的國家就需要招徠外來的人定居。
  • 「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數，務在壹賞」。土地大而不去開墾，就如同沒有土地一般；人民多而不動用，就如同沒有人民一般。因此，治國之道是盡量開墾以善用所有土地，獎賞要全部集中在農戰上，以善用所有人民去參與作戰。
  •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察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人民生存時就按利益去行事，也會考慮死後的名聲。因此君主治理國家必須考察人民是如何獲得名利。當人民的利益源於土地，那麼人民一定盡力開墾荒地；當獲得名聲的方法是為國作戰，那麼人民就願意捨命作戰。人民盡力開墾荒地，國家的土地就一定不會荒廢；人民願意捨命作戰，國家就一定能夠戰勝敵人。

• 《開塞》篇第七 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種歷史變化的觀點在哲學史上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全篇反覆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治國方法要根據社會體質而有所改變，世上不存在一種適用於任何世代的治國方法。
  • 「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當世人大多愚蠢的時候，有知識的人就可以成為王者；當世人大多有知識時，擁有力量的人才可以成為王者。
  •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至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承上一個論點舉出史例：在古代因為世人要學習神農耕作的知識，因此神農可以成為王者；在商湯、周武王的世代，因為諸侯屈服於他們的武力，所以他們分別可以成為王者。
  •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世」。聖人治國不應效法古人的方法，也不應該遵循現今世人的見解。因為效法古人的方法就沒有顧及現今的需要；遵循現今世人的見解就會受制於社會形勢而難有突破。
  •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古時人民敦厚樸實，現今人民機巧虛偽。因此古代的有效治國方法是先用道德教化，然後再實行管治；而現今的有效治國方法是先用刑罰，然後再實行法治。
  • 「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在犯罪發生之後才對犯罪者施加刑罰，這樣罪行不會消失；等到人民認同的義行發生之後才加以賞賜，這時過錯已經發生了。一個國家，當它的刑罰不能去除罪行而賞賜不能制止過錯，這個國家必定會混亂。所以王者用刑罰禁止犯罪前的行為，這樣大的罪行就不會發生；賞賜用於告發奸邪之人，這樣細小的罪行也不會被遺漏。

• 《壹言》篇第八 壹言指的是統一、專一。本篇再一次強調專注農戰，並論及制度如何結合於管治上。
  •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商鞅強調治國的關鍵在於建立制度和管治方法；處理國務；集中力量做好國家的根本(農戰)。
  • 「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承上一個論點，制度切合時宜，那麼國家的風俗就會得到改善，而人民就會服從制度；管治方法明確，官員就不會做邪惡的行為；國家政務統一，人民就知道如何順應政策並加以實行；集中力量做好國家的根本(農戰)，人民就會喜歡參與農耕和作戰。
  • 「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聖人治國之下，國家能集中力量也能消耗力量。集中了人民的力量卻不轉化，力量就不能發揮；人民為國家發揮了力量卻未能變得富裕，這樣國家就會生亂。因此，治理國家一方面要集中人民的力量以達成富國強兵；另一方面要消耗人民的力量，用於消滅敵人和鼓舞人民。
  • 「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法、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法令不按照人民的實際情況而訂立，就不能做好；管治適合當時的形勢，人民就不會冒犯。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他要做的工作不過是慎重立法、考察時勢以及將人民的心力集中在農戰上。

• 《錯法》篇第九 錯法指的是施行法令。本篇論及施行法令時的要點，包括公平、符合人性的賞罰原則，以君主約束自己服從法制，以達到法治的效果。
  • 「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行賞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古時賢明的君主，施行法制之下人民自然就不做邪惡之事；推行政務之下人材自然就歷練出來；執行賞賜之下兵力自然就強大。這三件事是治國的根本。
  • 「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英明的君主必定只任用和賞賜立下功勞的臣子。賞賜功勞的原則清楚明白，那麼人民就會爭相立功。人民盡力爭相立功之下，國家兵力就一定會強大。
  • 「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人類天生就會有喜歡和討厭的事物，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人民是可以被管治的。君主不可以不了解人民喜歡和討厭的事物，因為這是君主施行賞罰時的根本。

• 《戰法》篇第十 本篇論及戰爭中的各項法則，特別指出戰爭勝負的關鍵在於政治清明。
  • 「凡戰法必本於政。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難故輕死」。任何戰爭策略的根本都在於政治，在政治上佔有優勢，就能使人民不私自爭鬥。人民不私自爭鬥，就不會逞個人的意志而服從君主的意志。所以王者的政治，能夠令人民不敢與自己鄉里的人打鬥，而勇敢地與敵人戰鬥。要讓人民習慣以實力去攻擊敵人的困難的，但王者之政能夠令人民連這種困難的事都做得到，而這樣的人民就能不怕死地作戰。
  • 「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眾，則勝負可先知」。軍隊出動前就要估算敵人的實力。當敵人的政治比我方更清明，就不要和他們作戰；當敵人的糧食比我方多，就不要與敵人陷入持久戰；敵人眾多就不要向他們進攻；敵人一切條件都不及我方時，就要果斷攻擊他們，不要有所猶疑。所以說，用兵的大規律是謹慎，只要小心研究敵人的軍情，那麼戰爭的勝負就能預先知道。
  • 「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稱王天下的軍隊，他們取勝時不會驕傲；落敗時不會怨憤。之所以取勝時不會驕傲，那是因為實力高明，理所當然取得勝利；之所以落敗時不怨憤，是因為了解自己失敗的原因，不會重蹈覆轍。
  • 「若兵敵彊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事必久王」。與敵人相若的敵人作戰，那麼我方將領有才能的話就能獲勝，將領無能的話就會落敗。但若果作戰是經由決策層仔細部署之下發動，那麼我方將領有才能自然能獲勝，即使將領無能也一樣能夠獲勝。國家掌握了克敵制勝的方法，必定會強大已至於稱王天下。若果人民服從君主的統治，那麼國家自然會富強而軍隊作戰必然會得勝，如此一來必定長久稱王天下。

• 《立本》篇第十一 立本指的是確立國家富強的根本，重點在於三項：在和平時期就貫徹法律和軍紀；訂立公正的賞罰制度；激發士兵的鬥志。
  •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任何用兵作戰要取得勝利必須經過三個步驟，先在國內訂立法規，人民習用法規之後形成風俗，風俗穩定下來才確立了制勝的基礎。唯有在國家內徹底做好這三個步驟，才可以向外出兵。
  • 「故恃其眾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軍隊)自恃人多勢眾的，就像用茅草蓋房子，雖然多但不結實；自恃裝備美觀的，叫做浮華取巧，並不實用；自恃虛名美譽的，叫做欺詐虛偽。軍隊只要倚靠了這三種方式任何一種，就會被敵人俘虜擒獲。

• 《靳令》篇第十三 靳令指的是嚴格執行法令。全篇反覆指出辯論、儒家推崇的品德、刑罰太輕、賞罰不公等等均會危害法律的權威性，因此善於治國的君主必須知道如何排除這些危害。
  • 「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而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國家能夠嚴格執行法令，那麼政務就不會被拖延；執法公平的話，官吏就不會作姦犯科。法令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要讓人民用所謂的仁義道德去議論法令的正確性。
  •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任用立下功勞的人當官，人民就會專心立功而少作議論；任用所謂品德良善的當官，人民就會不斷議論甚麼是品德良善(因而不做實事)。
  • 「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家貧窮依然致力於作戰，這樣毒害就會出現於敵國，而本國就不會生出六種蝨害(見第四篇)，這樣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有還不參與戰爭，這樣苟且偷生的事情就會在國家內發生，六種蝨害也會在國內生長，這樣國家必定會變得弱小。
  • 「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國家按人民立下的功勞去任用官爵，人民就會專心立功，於是政務簡明而言論減少，這就叫用政務去除政務，用言論去除言論。國家按六種蝨害去任用官爵，於是人民議論紛紛，官員執行法令是要克服更大阻力，這就叫用政務導致更多政務，用言論導致更多言論。

• 《修權》篇第十四 修權即整治、行使權力。本篇首先指出治國的關鍵在於法制、信任和權力得以正確運用，然後反覆強調公私分明對正確運用法制、信任和權力的重要性。
  •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治理國家靠的是法制、信任和權力。其中法制和信任是由君主與臣下所共同建立和遵守的，而權力則是由君主單方面掌握的，君主失去對權力的絕對掌握就會有危險。
  • 「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君主或臣下不遵守法制，按私自的利益去解釋法制，國家一定會陷入混亂。所以要立法明確確定每個人的職權，使每個人都不以私人的利益而損害法制，這樣國家就能得到治理。
  • 「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制是國家判斷人民功勞的標準。
  • 「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之前的君王明白到不可以信任私議或個人的讚譽去決定賞罰，所以立法清楚確立賞罰的標準，符合規定的就給予賞賜，危害公共利益的就施加懲罰。賞罰的標準由法制確立而不交由私人議論，所以人民就會服從法制而不作爭議。
  •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大多數的臣下都是投君主所好，因此當君主愛好法制，臣下就按法制去服務君主；當君主愛聽信身邊的人私自議論，臣下就會以美言參與議論。所以當君主愛法制，那君主周圍就會充滿正直之士；當君主愛聽信私自議論，那君主周圍就會充滿進讒言的奸臣。
  • 「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法製做到公私分明，那麼即使是心胸狹窄的小人也不會妒嫉賢能的人，能力不足的人也不會妒嫉立下功勞的人(因為標準清楚分明)。
  • 「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而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君主)廢除法制而聽信私下議論，那麼奸臣就會私下賣官去賺取利益，而官吏就會隱瞞民情並漁肉百姓以圖利。

• 《賞刑》篇第十七 本篇重點論及賞賜、刑罰和教化百姓，並提出了賞賜、刑罰和教化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刻意執行，猶如沒有賞罰和教化。
  •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聖人治理國家，必然的做法是統一賞賜、刑罰和教化人民的標準。
  • 「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不論是賞賜、刑罰和教化，最高境界都是最終不必再做賞賜、刑罰和教化。
  • 「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賞賜做得好，軍隊便無敵於天下)於是能掌握天下所有的財富，並以之賞賜給所有立功的人。所以說，(賞賜得法國家的得益必然大於付出)，所以高明的賞賜根本不會昂貴。
  •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統一刑罰，對所有人都平等，令國家不存在不受刑罰規管的社會階級。
  • 「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即使犯法的人在之前立下過功勞或善行，也不可以以此為理由減輕刑罰。
  • 「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使用重的刑罰，並且用連坐法向犯法者的親人問罪，如此一來人民就不敢嘗試犯法。當人民不敢嘗試犯法，國家就不必使用刑罰。
  • 「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都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確立賞賜的唯一標準就是在戰場上立功)，於是正值壯年的人全部專心於作戰立功，連老弱的人都在防守國土時挺身而出，所有人為求功名連戰死都不後悔，生存下來的人互相勸勉大家要努力作戰。(不用國家強調，人民自動提倡和執行專心為國作戰的教化)這就是我所謂的「壹教」了。

• 《畫策》篇第十八 本篇再次強調二個重點觀念，第一是時勢對國家管治有重大影響，君主必須審時度勢；第二是法制營做出來的規範左右了人民的決定，法製得當就可以令人民為國家效力。
  •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戰爭、殺戮和重刑都是人民所不喜歡的事情，但在時勢需要國家使用這些手段時，國家就可以用戰爭、殺戮和重刑以去除它們本身。
  • 「彊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閒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強大國家的人民，父親、兄長和妻子都會送兒子、弟弟和丈夫去從軍當兵，送別的時候說：「沒有取得勝利，就不要回來。」又說：「假如你違反法制和命令，你我都要按刑法處死，鄉里會治我們的罪。你在軍隊中沒有逃走的地方，我在國內也沒有可以搬遷的地方。」
  • 「勢不能為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國家法製得當)使社會形勢不能作奸犯科，那麼連盜跖那樣的都可以信賴；(國家法制失當)使社會形勢容許人民作奸犯科，那麼連伯夷那樣的人都會顯得可疑。
  • 「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聖人明白世事運作的道理，了解世界發展的時勢。因此推行政策一定能治理好國家，出兵作戰一定能使用勇敢的人民，發出命令一定能令人民遵從。

• 《境內》篇第十九 本篇具體說明國家賞罰制度的各項細節，其中包括以下各個方面：
  • 1) 爵位分二十級，每高一級可以擁有多六名奴僕。亦即是公開規定爵位等於社會地位。
  • 2) 任何持有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降級。
  • 3) 爵位只能靠建立軍功去提升，上至將領、下至士兵全部一樣。
  • 4) 對於最低級的士兵，將每五個士兵編成一隊，以連坐法實施約束，任何一人在戰場上逃走則其他隊員都要被處死，但被連坐的人可以用一個敵人的首級換取免罪。士兵取得一個敵人的首級就可以提升爵位一級。
  • 5) 每一次開戰之前，士兵可以自願報名加入敢死隊在最前線衝鋒，賞賜比一般士兵更高，而且即使戰死也可以由族人去繼承爵位。
  • 6) 對於各階級的指揮官，根據其隊伍的人數，法制規定他們分別要交出一定數量的敵人首級，達標的指揮官提升爵位，連續兩次不達標的指揮官則被降低爵位。

• 《弱民》篇第二十 旨在闡述『弱民』與『強國』之間的相對關係。
  • 「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人民弱小國家就會強大，人民強大國家就會弱小，因此治理得道的國家一定要令人民弱小。
  • 「民樸則弱，淫則彊。弱則軌，彊則越志。軌則有用，越志則亂」。人民純樸就會弱小，弱小就會循規蹈矩，循規蹈矩就會對國家有用；人民被放任就會強大，強大就會恣意妄為，恣意妄為就會令社會混亂。
  •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政令做人民所厭惡的事，人民就會弱；政令做人民所喜愛的事，人民就會強。

• 《外內》篇第二十二 本篇強調國家須要在制度上優待戰士和農民，壓制儒士和商人，這樣國家才可以做好農戰。
  • 「故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管理國家時，守備邊境所得的利益全數交給士兵，國內貿易所得的利益全數交給農民，這樣國家才會兵力強大而且富裕。

• 《君臣》篇第二十三 本篇再次強調法制對治國的重要性，君主的權威雖然也重要，但君主的權威也是靠尊重法制去維持，因此法制的地位至高無上。
  • 「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君主下的命令得不到實行，君主的地位就危險了；官職的分配沒有常規，國家就會混亂；法制訂立了但人民卻各自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善行，這樣人民就不會畏懼國家的刑法。相反地，君主地位尊貴，那麼他的命令就得以執行；官員清明，政務就有了常規；法制分明而得到實踐，人民就會畏懼國家的刑法。
  •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英明的君主尊重法制，將守護法制放在個人喜怒之上，不符合法制的言論不聽信；不符合法制的行為不推崇；不符合法制的事情不去做。

• 《禁使》篇第二十四 禁使指的是禁止和使喚。本篇指出實施管治需要禁止人民某些行為(例如犯罪)，也需要使喚人民做某些行為(例如農戰)。然而官員和人民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互相包庇過失。因此君主要製造形勢使官員和人民互相監督和制約，如此才能對人民實施禁止和使喚。
  • 「今恃多官眾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現今的君主治國靠使用眾多官吏，設立丞、監兩種官位去防止官員謀取私利。然而擔任丞和監的人也是會貪圖私利的人，這樣國家怎麼可能禁止官員貪污營私呢？
  • 「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為非焉。故先王貴勢」。(先王)辨別國家的形勢，使官員謀私的道路變得困難。所以說：形勢使罪行難以被隱匿，那麼盜跖那樣的大盜也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先王治國靠的是形勢(而不是官員眾多)。
  • 「今亂國不然，恃多官眾吏。吏雖眾，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監不可」。現令管治混亂的國家，它們自恃官吏多。然而官吏人數再多也是一個共同的利益體，而作為一個共同的利益體是不可能互相監督的。
  • 「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讓官吏(和人民)之間互相利益不同，這就是先王實施連坐法的理由。所以最高境界的治國，夫妻、朋友之間都不能互相包庇、掩蓋犯罪，而這並不會傷害親情，這是因為周圍的群眾不容許他們互相包庇。

• 《慎法》篇第二十五 指謹慎實踐法制。本篇進一步說明法制最重要公平。因此君主要按法制用人，而不可按私人理由去任免官員。
  • 「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善正也。所以為善正者，黨也」。現今世上的國家治理人民都靠任用賢能的人，然而這正是治理之所以混亂的理由。世人所謂的賢者，是善良和正直。然而善良和正直的名聲是靠眾人結黨成群互相吹捧出來的。
  •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譽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習相愛不相阿；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用法制來實行管治，按規定去任用人材。這樣一來互相讚譽他人不能帶來利益，詆譭他人不能造成損害。人民見到互相讚譽他人不能帶來利益，就會形成相愛但不徇私的習慣；見到詆譭他人無法對他造成損害，就會形成即使憎惡也不會貶損他人的習慣。整個社會中，愛人的人不偏私；憎惡他人的人不貶損他人。喜愛和憎惡都有正當的表現，這就是管治的最高境界。

• 《定分》篇第二十六 定分指的是確定名分。本篇指出管治的重點是讓人民通過法制而實行自治，而實行法制、使人民服從法制就要靠確定名分。
  • 「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也，故天下大治也」。(法制明確)於是人民都知道要避免什麼行為。人民知道自行避免禍害而趨向幸福，就能自己管治自己。因此英明的君主通過讓人民自治來完成對天下的治理，於是天下就大治了。

評價[編輯]

秦國部族民風強悍。商鞅為了凝聚國家的實力，不得不提出有效善用民眾力量的辦法，如《商君書》提到的「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書·去彊》、「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

目錄[編輯]

重要版本[編輯]

註疏[編輯]

關於《商君書》的斠釋，有清人嚴可均斠本，近人王時潤《商君書斠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高亨《商君書注譯》等。茲擇要羅列如下：

參考文獻[編輯]

延伸閱讀[編輯]

[在維基數據編輯]

 在維基文庫閱讀本作品原文

 《商子 (四庫全書本)》

 《商子 (四部叢刊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商子部》，出自《古今圖書集成》

外部連結[編輯]

• 尤鋭：〈從「社會工程學」角度再論《商君書》的政治思想〉。
• 《商君書》全文 (中英文對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