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你不升級－浙江︰我來了！

昨日的台灣第一已經由浙江商人取代；今日的台灣第一也在浙江遭遇到非常對手。如台商統一與康師傅遇到的「娃哈哈」，明基手機遇到的「波導」，都來自浙江。光是浙江一個省，就擠進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排名第十九，直追第十二名的台灣，超越第二十四名的中國。

浙江悍在哪裡？為何敢說：我來了。

天下雜誌303 2004/7/15

文／陳良榕　　攝影／劉國泰

在印度首都德里最大的零售市場，夾在小販的叫賣聲和食物香氣裡，幾個來自台灣的訪客正好奇地尋找明基、大霸等台灣手機品牌的蹤跡。首先出現的，竟然是一個寫著藍黃「Bird」字樣的手機展示櫃。「波導？」台灣的訪客不可置信地喊了出來。

「印度？我們兩年前就去了，」坐在浙江寧波剛蓋好的波導園區裡，寧波波導常務副總經理戴茂余驕傲地說。波導是中國最大的手機公司。

在浙江最南部的城市溫州城郊的工業區，大虎打火機工廠戴著棉質手套的年輕工人，迅速地裝配各式各樣的打火機。來自湖北的領班柯勇軍，拿起一個鮮紅的打火機按下，「怦！」噴出豔紅色的火焰。這種特製燃料的火焰溫度高達八百度，專門用來點雪茄。「歐洲就是要這種，」他說。

群山環繞的溫州有超過七百家打火機工廠，佔據世界七○％的市場。靠著台灣四分之一不到的工資水平，他們十年間逼得日本、韓國，還有台灣紛紛退出打火機工業。連同皮鞋、低壓電器等其他同樣以代工製造群聚，創造出的大大小小「溫州第一」，已在世界舞台上，逐漸取代昨日的「台灣第一」。

浙江的競爭力，早已引起世界矚目。深受台灣朝野重視的瑞士洛桑國際發展管理學院（IMD）所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去年首度將「浙江」以「區域經濟」的名義列入排名，是中國唯一列入全球競爭力評比的省分。IMD特別強調，是從「這個經濟體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力來看，沒有任何政治意涵。」

浙江的全球競爭力年年呈現跳躍式的提升。剛出爐的二○○四年世界競爭力報告裡，浙江從去年的三十八名，一舉竄升到第十九名，直追第十二名的台灣。

在海外，浙江已漸漸演化成一股可與台灣匹敵的力量。而在中國境內，他們早已是市場霸主。

台灣的統一、明基等企業，打算以中國市場打造國際品牌再進軍世界時，都得先過浙江人這一關。

當今年明基終於實現多年夢想，將「BenQ」品牌手機，以與當地公司合作的方式進軍中國市場時，被明基董事長李焜耀稱為「地頭蛇」的寧波波導，早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稱霸中國市場。數千名營銷員在農村鋪設出來的嚴密管道，讓波導一年賣出近一千兩百萬支手機，將摩托羅拉和諾基亞都甩在後頭。

而在飲料業，台商統一與康師傅，早就與浙江企業短兵相接。杭州的娃哈哈已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不但稱霸瓶裝水、果奶市場，連在難度最高的可樂市場，市佔率都直逼百事可樂。

浙江到底悍在哪裡？首先，在計劃經濟思惟依舊濃厚的中國，海爾、聯想、中國石化等都是國有或是國家重點扶植的企業，而廣東、江蘇一帶的製造業，則以台灣、香港等外國投資為主。

‧ 中國首富就是浙江人

唯有浙江，是一切靠自己，而且成果斐然。二○○三年，浙江省個體、私營經濟，在工業產值、銷售額、出口創匯額等三項重要指標，已經連續六年居全中國第一。而在工商聯會公布的中國民企五百強裡，娃哈哈、波導、萬向等浙江企業佔了一八八家，也是全國首位。

也因此，浙江富豪冠於全中國。二○○三年《Forbes》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前十名就有三個來自浙江。最有名的自然是中國首富，今年三十二歲的網易創辦人丁磊，他是寧波人。

雖然大企業、大富豪讓浙江看來光鮮亮麗。但就如同台灣的製造業主力，其實是鴻海、廣達以外的中小型製造業。「浙江製造」的核心，還是遍布全浙江金華、台州、溫州等各地大大小小上百個製造業群聚。這些群聚以台灣過去「家庭即工廠」的方式，幾乎是一村一產品，從耶誕飾品、水晶球，到拉鍊、電器開關等無所不做。

想了解「浙江製造」的奧義，就要到杭州南部不到兩百公里的義烏瞧瞧，這裡是「浙江製造」的集散地。

被丘陵包圍的義烏縣，是全世界最大的日常用品批發市場。沒去過的人，很難想像它的規模。基本上，整個縣城就是一個大商場，共有三萬五千個攤位。七年前蓋起的篁園市場雖還熱鬧，明年就要拆除。嶄新的福田國際商貿城才完工不久，第二期工程已經開始施工。而且全部一萬五千個攤位已經招商完畢。

「甚麼都有，只要說得出來，義烏就買得到，」一位七年前就到義烏做貿易的台商說。各國貿易商在商店街穿梭，一臉大鬍子的回教商人最為醒目，韓國、美國甚至來自台灣的買主也不時可見。

今年五十四歲的紐約僑商盧義理，也到義烏採買。看圍巾、披肩都把樣品疊在一起排列整齊，旁邊放張商販的名片，用數位相機拍下來充當產品型錄。「一個月三千件，趕得出來嗎？」他問商販主人。

盧義理見證了「台灣製造」與「浙江製造」的消長。三年前他幾乎所有商品都向台南、彰化的紡織廠採買，但現在義烏已經佔了三分之一強。產品水準的快速提升是主因，他指著攤位上掛的花色鮮豔的圍巾說明，三年前這類「高檔次」的產品，根本不可能在義烏看到。「義烏一出來，台灣就沒法做了，」盧義理說，他正遊說台灣的供應商遷到義烏來。

義烏商場的起源，在於文革時代義烏地方政府大膽地發放「副業許可證」，使得窮苦的農民得以突破計劃經濟的封鎖，挑著當地盛產的紅糖到外地交易商品。「縣黨委書記完全擱了烏紗帽的，」福田國際商貿城一位副總經理說。

文革期間，義烏曾有七千多副糖擔外出交易的高峰。而溫州、台州等其他落後縣市，也是如此。根據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指出，在那段動盪的歲月裡，地小人稠的浙江共湧出二十萬大軍，躲躲藏藏地在全中國各地討生活。

‧ 地方政府行事符合企業需求

歷史上這段追逐市場的冒險歲月，正是浙江競爭力的緣起。費孝通分析，浙江經濟的「溫州模式」與江蘇經濟的「蘇南模式」最大不同，在於浙江由商販傳統出發，以市場引導製造。

浙江政府也扮演輔助角色。在那段動盪的歲月裡，浙江商人的衝勁不斷撞擊封閉的體制，處處先政府一步，逼著政府在修正中步步向前進。

一九九一年，當娃哈哈總裁宗慶後打算購併有二千名員工的杭州罐頭廠時，在當時保守的氣候，遭遇到原先國有企業的老幹部以及輿論的激烈反彈，「人家感覺我們在搞資本主義復辟，」宗慶後回憶。

但在浙江省委書記、省長都表態支持後，反對聲浪平息了。當時政府基於一個務實的理由，工人都快沒活幹了，讓給集資企業經營沒有損失。起步時得以迅速擴大量產規模，這是娃哈哈創業最關鍵的轉捩點。「不然就是半路夭折，」宗慶後淡淡地說。

一九九二年時，剛拿到西南交通大學碩士不到一年的徐立華，端著一份中文傳呼機的可行性報告，在中國各地尋找投資人，卻處處碰壁時，寧波奉化縣政府扮演起創投的角色，讓徐立華團隊技術入股。這項在中國首開風氣之先的大膽舉動，也使得十年後波導成為年產量超過一千萬支手機的中國第一大廠。如今，卻仍飲水思源，留在偏僻的奉化。

「浙江的政府定位比較符合市場，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大學教過經濟的戴茂余解釋，也因此浙江與大陸普遍政府過度干預的狀況不同，「政府本來就該這樣定位」。

‧ 好勝爭鋒打造浙江競爭力

從上海到杭州，會先經過杭州市郊的蕭山區。這裡一大片的尖塔式建築，塔上還有一根尖銳的避雷針，配上紅、綠鮮豔的屋瓦，與其他地方簡樸的浙派民居明顯不同。「好像歐洲喔！」初到杭州的遊客忍不住讚嘆。

但真正理由卻令人聽了忍不住笑，原來當地居民是為了「好勝」。到杭州兩年的台商齊必強解釋，蕭山多是農民居住，蓋新樓時便爭先比高。兩層農舍加個尖塔，插根避雷針，就變成四樓高度。你加高我也加高，久而久之，家家戶戶都有尖塔。

這樣的好勝心，卻是浙江旺盛競爭力的由來。從國家競爭力報告看來，浙江能勝過日本、德國等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不在國民生產毛額、出口淨值這些實際的「戰績」。浙江的強項在未來潛力。最具代表性的是「社會的價值觀支持『競爭』」這項指標，還拿到所有參與評比的六十個國家及區域中的第一名。

「浙江省本身是個養不活自己的地方，」宗慶後解釋。有句描寫浙江的俗語，「七山一水兩分田」。要求生存就要動腦筋了，所以浙江人比較勤奮，接受外來東西比較快。「因為要求生存嘛，」宗慶後說。

‧ 溫州是中國資本主義發源地

浙江的競爭力是怎麼來的？「從溫州擴散出來的，」浙江康達汽車董事長陳偉民解釋，他是個活生生的例子。陳偉民是杭州臨安人，原先在政府工作，娶了溫州老婆後，回婆家被小舅子勤做生意的活躍生命力所感染，所以陳偉民也「下海」投身民營企業。

溫州善於取利，其來有自。「永嘉」是溫州的古名。北邊陡峭的雁蕩山，使得溫州隔絕於富庶的江南。這樣的邊緣性格孕育出和儒家唱反調的永嘉學派。一群南宋學者，在這裡努力為富國強兵尋找理論基礎。他們主張「利義並行」，認為揮汗勞動賺取物質財富是件光榮的事，和傳統瞧不起商人的儒家大不相同。

由於有著資本主義血統，溫州人做起生意來精力充沛，連台商也討不到便宜。「溫州台商是弱勢團體，因為溫州人太厲害了，」溫州台商協會副會長陳欽樂說。溫州人更在各大陸城市投資房地產，大獲其利。

如果到溫州最具代表性的工廠大虎打火機去看看。這裡不但注塑、超音波電焊的機具都是溫州製造，連最關鍵的零組件「壓電陶瓷」都開發出來，突破日本人的掌握。「我們溫州做這東西是一條龍，」大虎打火機董事長周大虎得意地說。

周大虎解釋，溫州稱霸打火機產業的主因，在於該產業特性是，「有一定技術含量，又是勞動密集。」

‧ 溫州仿冒猶如二十年前台灣

同樣的話也出現在二十年前的《天下雜誌》。一九八四年，當時整流二極體產量世界第一的麗正電子副總經理說明，該產業能在台灣做到世界第一，是因為「有點技術，但用上大量勞力。」（麗正現已遷廠至大陸，地點正是浙北的嘉興。）該期《天下雜誌》封面故事正是「台灣第一」。

而二十年前讓台灣最為頭痛的仿冒問題，也隨著製造大國的封號一起轉移到中國來。溫州更是其中佼佼者。溫州貨向來享有劣質的惡名，不少溫州廠家甚至不敢在產品印上「溫州製造」。「中國人的東西在國外叫不得，溫州貨在國內叫不得，」周大虎感慨地說。

甚至連中國最大的民營汽車廠，年產量超過八萬台的台州吉利汽車，製造過程也是一味地土法煉鋼。組裝時草率到連零件都沒有編號，根本不可能提供售後服務，讓專業人士看了心驚。「嚇壞了，趕緊就跑了，」一位台灣資深汽車界人士說，他要到吉利工作不到一個星期。

仿冒劣質的亂象，其實藏著隱憂。以溫州為主的浙江傳統製造業，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危機。根據統計，浙江受過高等教育的只有全人口的五％，甚至低於中國平均。面臨加入ＷＴＯ後的挑戰時，當初的先進者優勢已經不在。

這時北浙江接下經濟發展的棒子。「高學歷創業」的新一代企業家，十年間在杭州、寧波等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波導為例，徐立華、戴茂余等領導團隊，清一色四十歲上下，擁有碩士學位。

他們正是文革後接受完整教育的第一代。正如二十年前，台灣戰後第一代大學畢業生苗豐強、柯文昌、施振榮等人崛起一般。這些科技創業家的樸實風格也和華碩、宏碁神似，在寧波鎮的波導園區停車場，看不到一台雙Ｂ豪華車。戴茂余回老家杭州，至今都是自己開車三小時路程。

中國最國際化的本土公司不在上海，而是杭州的中國最大商務網站阿里巴巴。現在這裡，有超過一百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網商」註冊。

創辦人馬雲，是中國最善於向外國募資的企業家。主要因為馬雲曾是外語老師，英語很好，而且「present起來很有激情，很符合老外喜歡的模式，」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曼路說。

今年春天阿里巴巴又收到來自軟體銀行、富達投顧等總計八千兩百萬美元的創投基金，這是中國網路公司史上最大的募資規模，將用來推出中國版的「電子海灣」（ebay）。

‧ 浙江擁抱世界第一長橋

去年夏天開始，從寧波灣開始延伸出一座宏偉地基，全長三十六公里的世界第一長橋--杭州灣大橋開始施工。五年後，將連接上海與寧波，到時候大幅度縮減浙江和中國第一大城市的距離。

這座橋具有象徵性的意義，浙江將更進一步融入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體系，告別過去二十年自立更生、土法煉鋼的生活。新浙江的未來，也勢必成為台灣未來最大的威脅。

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杭州灣大橋一一八億人民幣的造價中，竟有超過一半來自民間資金，是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股份制」公共建設。代表這套「政府出面，民間出錢」的模式，已經從溫州的鐵路、機場開始，逐漸在浙江甚至全中國發揚光大。

當中國年年都要竭力說服美國、歐盟的貿易官員，中國是個「市場經濟」，以避免出口產品被課反傾銷稅的同時，未來逐漸向「浙江模式」傾斜，只怕是不得不的選擇。「中國如果要發展，不要管太多，」政大社會系副教授劉雅靈說。

當浙江崛起，而中國愈來愈像浙江。這樣的新中國，對台灣，對於全球的均勢，都將帶來愈來愈大的影響。

天下雜誌303 2004/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