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摄影师羅攀，羅攀是电影《老炮儿》和《烈日灼心》的摄影，之前合作过一次。在冯小刚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创意的摄影师。两人在江西婺源看景，羅攀提出用圆形構圖的设想，他一听觉得有意思，便想嘗試一下。于是，把看景的照片全部裁成了圆形，发现效果果然不一樣。 

"很多原本没有意思的鏡頭，一下就变得有意思了。"向《凤凰周刊》回憶起当时的情形，羅攀还是難掩興奮。第二天，他们所有的取景都按圆形来构图，"感觉特别棒，我把每张图都往中國畫的特質上靠，冯导说，能不能把江南的部分都拍成圆，后来就确定了下来，凡是在江南部分都是圆的。" 

放眼世界电影史，圆形的构图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它不只是在正常画面上加一个圆形遮罩这么简单，它的构图规律和叙事方式都另有一套系统，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摸索的。 

冯小刚说："我是用拍处女作的心态来拍这部作品，抛弃所有的经验和习惯，像一个新导演一样重新学习。"每次布景完毕，准备工作就绪，他和罗攀两人都要站在一旁商量，是不是又回到了习惯的老路上，是不是一切太正常了？如果是，就必须推倒重来。 

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了圆形构图的一些特质，比如，要达到中国风情画的古典意境，需要画面更具有透视效果和平面感，因此，只能用25mm和35mm的镜头，绝对不能用长焦，"长焦会有窥视感，这是要避免的"。 

在镜头的移动上，不能摇移，也不能俯仰拍摄，而是镜头跟着人横移，"人动我动，人停我停，刻意不强调镜头的存在，就像展开一幅中国的卷轴画。"罗攀介绍说。再比如用光，进光要平，因为国画没有太大的光影反差，没有日景和夜景的区别，所以只打小灯，小反差，接近人的视觉效果；画面要多留白，能带上天空就一定带上，这也是中国画的特色。 

饰演马文彬市长的演员张嘉译，向《凤凰周刊》谈起拍摄的感受，"圆形画面让我很震撼，我遇到一个新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我们能想象人在圆形画面中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拍起来有很大难度。有些时候，冯导要求一场戏用很简洁的镜头把它完成，需要演员整场戏拿下，他对演员的要求很严格。"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逆着潮流再出發

然而，这部戏的突破不止是形式上的，更是题材上的。上一次以民告官为题材的国产电影，可能要追溯到1992年张艺谋執導的《秋菊打官司》，这部低成本电影，同樣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眾多奖项。 

冯小刚不想重复前人的路，再去拍一個博同情的農村婦女，而是借用女主人公李雪莲带出一系列的官場人物，反映一个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过渡期的中國生態。他要用喜剧的方式来講一樁辛酸的事，他甚至不認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而只是觉得它很荒謬，而這朵荒謬之花又是長在轉型期的特殊土壤之上。 

這樣一个题材無疑是犯忌的，故而難免有所妥协。他在回憶錄《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曾说，"一部處處需要妥协的影片，即便拍出来，也失去了应有的意義。"但為了讓这部片子能顺利出来，还是做了一定的修改。所幸的是，电影局最终同意放行。 

冯小刚对此非常感激，对记者谈道，"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審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担当，要把你'槍斃'是很容易的事。" 

他甚至公開感谢國家廣電总局电影局局长。11月7日晚，他和李安、贾樟柯导演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对谈，他在舞台上称，"这样的电影能够上映，其实电影局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压力。我非常感谢（张）宏森局长，他能够看到作品導演的一片初心，我由衷地说，我非常尊敬他们。现在都說'勇于擔當'，其實这就是一份擔當。" 

电影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同之处则在于具体尺度和分级标准。冯小刚早年是以賀歲片打響名號的，而之所以走上賀歲片的道路，也"得益于"前面連續三部影片被斃，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商业电影的道路，这才有了後來的"冯氏喜剧"和"冯氏幽默"。 

当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憑藉文藝片在國際上频獲大奖的时候，冯小刚在商业电影的路上不亦乐乎，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同时，却难以获得学院派和影评人的认可。 

在《大片时代：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的作者秋原看来，"野路子"出身的冯小刚，在一開始就處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没有学院派的正經名分，早年经常被當作外人看待；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师承情面和裙带关系，既得不到来自师长和师哥师姐们的照顾，也得不到来自上级的垂青。" 

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早年的奮鬥過程是一段相当坎坷的經歷。但他的謙虛、客氣、禮貌、周全，讓他很快進入了当时影视剧的顶级圈子，並且如鱼得水。 

张嘉译跟冯小刚认识多年，问及对冯小刚的印象，他赞赏有加："他是很直爽的人，爱憎分明，也很仗义，只要是他能顧及到的地方，一定会替你想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饰演法官王公道的演员大鹏，也给出了同样的評價，他对本刊说道，"冯小刚导演是一个很柔軟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他的公開發言，以及偶爾说出的一些犀利观点，但其實那反映出他是一个很真實的人，这种真實来自于内心的柔軟和對事情的敏感。他甚至可以在監視器前，因為我们的一段情感戲而感動流淚。" 

近年来，当许多导演都在朝着商业电影的道路狂奔的时候，冯小刚却朝着反方向杀了回去。陸續推出了《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這樣的作品。 

冯小刚说，"我跟大家走了相反的两条路，大家都在拍文艺片的时候，我在拍商業片，當所有人都在按計算器算錢的時候，我又掉轉頭来，逆着這個潮流走了回去。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可能有一種直覺不能太隨大流。" 

當國產片票房不斷刷新紀錄，破十億元票房的影片多次出现，冯小刚似乎不为所動，"现在年輕導演起来都挺猛的，也不缺一個冯小刚，但是在另一條路上缺我。" 

他曾自稱並不是那種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您也别往那上面架我"。但摄影师羅攀發現其實不然，"他對中國社會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雖然以前拍的是喜剧，但他一点也不搞笑，也不逗樂，他像手術刀一樣解剖这个社会，只是不是用批评的方式来揭示醜惡，而是用喜劇的方式指出来。" 

冯小刚自己说，"做喜剧的人往往特别纠结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他依然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無論是民族災難，還是個人不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做"顺心而為"的電影

凤凰周刊：《我不是潘金莲》是顺心而为的作品，但因為题材的敏感性，可能還是需要做一些妥协吧？ 

冯小刚：我想媒体对中国电影的处境是了解的，在这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帮助。审查部门放行这部电影，包括《一九四二》，他们承担了很大风险，可能很多人会对审查有微词，但是我回头细想，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擔當，要把你"槍斃"是很容易的事，是零风险的。讓你上，但同时又不能捅了大簍子，就必然要求做一定的修改，事情要做好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我们中国人说"中庸之道"，觉得它是一个消極的词，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積極的词，它是一个能把事情做成的方式，没有人是可以讓别人全部妥协，自己不做妥协的。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也注意多往喜剧上靠。其实，導演要说的话是通过电影去呈现的，在電影之外滔滔不绝地阐释，是影评人该做的事，而不是导演该做的。 

电影呈现给大家是什麼樣的，就是什麼樣的，不由导演的爭辯或注解，来改變大家对它的印象，說多了往往還適得其反。我其實不太喜欢看一个导演去说自己的电影，那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吗？我们看不出好壞吗？但是，导演往往又被宣傳这件事绑架，不得不说，尤其像这类题材的影片又要顧左右而言他，讀起来也没有太大營養價值，这是我很矛盾的地方。拒绝采访有違職業道德道德，接受采访又谈不深入。 

凤凰周刊：你说這是一次任性的作品，你的得失心還有那麽重吗？ 

冯小刚：不能说完全没有，说没有那一定是假话。我觉得这和年龄、經歷有關係，得失心肯定不像过去那么重，但是不会没有，如果电影拍完了，所有人都在骂你，心里肯定还是不痛快，只是可能不痛快的程度輕一点。如果大家都说好，也不会像過去那麽忘乎所以。 

凤凰周刊：能够对结果看得更淡一点了？

冯小刚："稍微"淡一点，可以這麼想：好或不好又能怎麼着？關鍵是來自内心对作品的評價，自己覺得這個東西是不錯的，或者說是有点心虚的，甚至是有很大不足的，这個才是重要的。所謂"自知之明"吧。

记者/徐伟

本文節選自《冯小刚：電影該方，還是該圓》，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3期，总第5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