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民眾的工作、生活方式與需求已大幅改變，體制卻不能相應調整，造成社會、經濟和政治各個層面的矛盾，經濟發展愈快、民眾所得愈高，矛盾愈激化，全面改革勢在必行。中共十八大及隨後舉行的一中會議，最受矚目兩件事就是：人事調整與改革展望。胡錦濤提出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改革「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可以看出，中共已認知中國必須改革，但不能打破「中國特色」的框架。條條框框限制下如何推動通盤、結構性的改革，是很大的挑戰。

回顧台灣的改革，原本也是在「法統」及「三不政策」框架下的局部改革，後來的「寧靜革命」達成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公民直選，是「內神通外鬼」之效。「內神」是指國民黨威權體制內的本土力量，「外鬼」是指人民的力量。1990年野百合學運是在李登輝與立法院集思會「內神」聯手改革派學生與民進黨「外鬼」才一舉成功。其中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大陸縱然要走西方民主道路也未必適用。

中共從胡耀邦時代的十三大就開始討論政治體制改革，頓挫多年後，「胡溫體制」從十七大開始重啟體制改革的號召與討論。十七大政治報告將「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單列章節。溫家寶總理今年3月在兩會期間不諱言當前社會呈現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汙腐敗等問題。他大聲疾呼，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情深意切，令人動容。

大陸今日體制改革壓力源頭與胡耀邦時代不同，過去改革壓力來自追求經濟發展的自覺，今天改革壓力來自人民。從2000年開始，大陸群體性事件急遽增加、規模擴大，案件數10年增加3倍，參與人數平均每年增長17﹪，2009年共572萬多人參加，平均每200人就有一人參與，比例之高令人震撼。更加嚴肅的是，群體性事件的性質逐漸由中下階層反拆遷、爭權益事件演變為中產階級反汙染、爭環境權、健康權的公共議題運動。群體性事件頻起，與貧富差距擴大、貪汙腐敗惡化、司法不公密切相關，這些問題不解決，就如同胡錦濤報告所言，將「亡黨亡國」。

十八大政治報告列舉7項改革方針，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人大職權改革、協商民主改革、基層民主、法治、行政改革、權力制約和監督。7項改革內容已涵蓋西方政治制度中有關人民權利義務和政府監督機制事項。但如何有效推動及其落實必須建立的法制依然模糊，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以「放權」為例，中共在90年代曾試行動員式民主，包括農村的村委選舉和村民自治，以及城市居委會選舉與居民自治，當時也帶動了一些鄉鎮長的直接選舉，2003年還出現獨立候選人參選基層人大代表，但中央終究還是以「違憲」為由把發展勢頭攔下來，基層民主實驗敗下陣。口號沒有透過法制化落實，改革就是空話。就像財產申報制，確實是打擊貪腐的利器，但沒有法制化就是徒託空言。

不論實施西方式民主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所謂民主就必須包含參政權、基本人權、問責與言論自由等基本元素。參政權與基本人權保障個人受到公正與平等的待遇，問責與言論自由則是防範官員濫權與貪腐最有效的機制。這些權利義務都有賴法律的制定和公正的執法維繫。因此，獨立於政府的立法與司法非常重要。

大陸實施一黨專政，中共的效率與自我更新能力卻令人敬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或可從黨內民主著手，黨內職位開放自由競爭，透過黨內投票決定人事上下。中共除執政外，也要有另一批人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人大與公安、檢察、司法應在黨內各自獨立、相互監督。

政治改革呼喊已久，經濟、社會情勢變遷，改革箭已上弦。十八大會議展現了改革的決心，接著就是行動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