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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舟：关于对台决策思维战略调整
2009年12月22日 13:22中国台湾网
30年前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近期刊载长期致力于台海和平发展战略
实现国家统一理论创新与对台工作战略调整 李逸舟 一、对台工作需要全面反思 1.近几年，一直有同志主张对台政策应有总体性调整的“大手笔”、“大智慧”。这也是本文作者参与对台研究多年来念兹在兹、始终一贯的思想。但是，
2.我们面临的调整，必须对台湾问题的各项内外基本因素溯本清源，全面反思，穿透表象，把握实质。这里仅先以李登辉当政以来我们经历过的台湾历次“总统”选举为例。1990年台湾依旧法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当时阵势依然强大的国民党“非主流派”由林洋 港、蒋纬国出马挑战李登辉，我们发表了“权威人士谈话”予以配合
3.为什么对抗大陆可以成为在台湾克敌制胜的武器呢？为什么一些台湾民众反感和敌视大陆呢？为什么原已成为民进党选举“票房毒药”、原已迫使民进党
二、对台工作亟待理论创新 1.当提出并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对台工作在各方面各领域都有许多可供遵循的原则、主张和做法，但却没有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真正可以解释现实、昭示未来的统一理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缺乏表明对事物认识的不足，表明还没有把握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盲目的，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动应付见招拆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甚至会着力越大，离目标越远。 2.十多年的对台工作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积累了足够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珍贵的是，我们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包含
作者相信，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也必将实现理论创新的当口。这一创新的理论，将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发展，也将因其对“三大任务”之一的国家统一大业的突出贡献而载入史册。 三、1986:正确认识台湾与两岸关系的钥匙 1.1986年，历史在台湾“拐了个弯”。发生在这一年台湾政治社会领域的一系列事件，决定了此后至今整个台湾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也预示出两岸关
2.这一年的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光明前途”的主题案。几日后，已安装心脏起搏器、自感来日无多的蒋经国下令成
3.这一年9月28日，民进党不顾当局开放党禁的措施尚在研拟之中，于台北违禁宣告成立。势力庞大的国民党元老派和军警系统愤懑至极，力主镇压。蒋
4.这一年的前两天(1985年12月30日)，台“外交部长”公开宣示:如果大陆以“中国北京”名称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台湾就同意使用“中国台
5.如今要“返归宪政”，自然要“终止勘乱”，但马上遭遇的问题是如何为中共重新定位，这无疑又牵涉到“法统”与一个中国的问题。对于一个中国，以
7.由于我们当时的对台工作还更多地是局限于一种小范围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台湾正在发生的西方式民主及其趋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心理准备，由于我们对台湾人民在独特的历史遭遇中形成的心理性格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关怀，由于我们对台湾本省人、对“台独”存有过度的紧张与疑虑，由于“开放探亲”以后接触到的多是台湾的大陆籍人士而我们又与他们存有天然的关联与亲近感，也由于当时改革开放事业还起步不久尚未具有后来这样的辉煌与成就等等，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受到了这样那样的误导，对事物作出了不同的判断。1990年台湾“总统”选举时我们发表的那份“权威人士谈话”，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1.以上可见，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个中国”成为新形势下需要两岸来协商处理、共同维系的问题。但在我们来说，一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取得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绝对优势，很难转过弯来在“唯一合法政府”之外对对方有所包容与妥协；二是“一国两制”的初始内容作为既定的目标，核心就是要台湾当局接受地方政府地位，任何其他的要求与考虑都与这个目标不相容。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导致后来在此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 2.十多年来围绕一个中国的斗争无处不在，贯穿始终，代表性的回合:1993 年台湾突破我限制加入APEC，并第一次参加当年于西雅图举行的年会；会中我出于在国际上破除“两个中国”印象、为台湾明确定位的考虑，改变了惯常“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法，发表声明重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结果是台湾代表江丙坤(现为国民党副主席)专门召开记者会，第一次公开喊出阶段性“两个中国”……在这期间贯穿着的两岸数不清的言词激辩中，台湾方面既说过统，也说过独，但其中最直白也最能体现台湾方面意思的，是现任高雄市长、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的谢长廷在今年选举前的一句话:“对等就是最重要的原则。你是一个国家，那我就是一个国家，你说你是政府，那我也就是政府”。 3.“九二共识”问题其实也是如此。当年经过我们的努力，双方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不加讨论的共识，促成了世所瞩目的“汪辜会谈”。在这过程中，我采取两岸与国际“内外有别”、分开处理的办法，在国际上继续坚持“唯一合法政府”并继续打击台湾方面的活动。其后出现李登辉访美事件，两岸政治上陷入僵局；我坚持“两会”复谈的前提是台湾方面回到一个中国立场上来，台湾则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所以我又明确表明“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歪曲”。 4.应该认识到，在以和平方式追求统一、两岸要接触、要谈判的过程中，台湾就一个中国问题与我展开斗争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蒋家也搞两个中国，只是同样未能成功。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联合国恢复席位的时候。 5.十多年来的激烈斗争中，台湾方面由坚持一个中国到“特殊两国论”、再到“一边一国”等等，形式有不同，实质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他们无数次表明的所谓“尊严”与“平等”(或对等)。十多年斗争反复证明的其实也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不打算接续1949年的国共内战通过战争把“中华民国”彻底消灭，那么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就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否则只能迫使对方离一个中国越来越远，直至“台独”(能不能实现是另外的问题)。 党中央关于一个中国“新三句”的表述，已经正式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这是十多年对台工作最宝贵的经验与结晶，内涵丰富，前景远大，得来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发挥，切切不可浪费，特别是不应在一般的宣传中使它萎缩成一个仅仅针对台独与“两个中国”的狭窄概念。 6.受当年苏东剧变与国际格局重组的鼓舞，台湾与我在国际上展开激烈争斗。一条线索是围绕扩大与围堵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另一条线索是台湾竭力挤入政府间国际组织，先后突破我限制加入了亚银、APEC、WTO等国际经济文化组织；经过SARS一役，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总体上，国际上的涉台斗争本身有其极限所在:以边际方法看，假设我最终有能力把台湾现有二十几个“邦交国”打掉，但台湾则完全可以把最后一个若干万人口的微型小国统统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并不能真正切断台湾同外部世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因而一个与二十几个对他们来说其实已无本质性的差别。未来的调整，必须找到一种我们既不会失控、台湾多数民众又可以接受的办法。 五、“统独”矛盾的表象与实质 1.受地域人口比例、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历史文化传统及发展趋势以及地理环境等等基本因素制约，台独根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台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具有现实的危险，那就是大陆本身出现大的问题而自顾不暇；但中国正处于整个历史循环中全面复兴的上升阶段，生命力与内聚力空前强盛，对台湾的影响力与涵盖力日益扩大。在作者看来，即使台湾哪天真的宣布独立，也仍然只能是表示与我对抗的一句空话；作者唯一担忧的，是那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在群情舆论下被迫中断了现代化建设。 2.台湾独不了，其实连李登辉那样的极端台独分子也心知肚明。2003年4月5日李登辉为一群台独分子讲课，大放厥词大谈急独，但当有人私下问他对大陆太刺激会不会引来危险时，李称:中国要统一还早，台湾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负了(中央社当日电)。其他如陈水扁声称“一个中国原本不是问题”、谢长廷在陈水扁初次上台后所称高雄厦门为“一国两市”、民进党“立委”陈昭南建议废除“台独纲领”等等，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台湾名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则干脆将岛内“统独”斗争称之为骗人的“伪议题”，还说国民党太正经、不会骗。李敖近似狂狷的言论，其实也透露出相当的真理。 3.特别是我与“瑙鲁”建交、“非典”期间两岸在国际上的斗争等等，极大地加深了岛内民众对我的敌视与仇恨，成为陈水扁依靠与我对抗获取胜选的社会基础。 4.所谓“文化台独”、“渐进台独”不足为惧。与改几个街道名称等等相比，真正要“去中国化”，恐怕得所有台湾人不讲中国话、不写中国字、改变最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这即使行得通，恐怕也得几代人的时程。有一种看法说得好:与大陆地理上靠得太近，是台独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5.不少论者为了凸显台独的复杂性，常常将台独的根源追溯到日本统治的“皇民化”，或者是战后国际上曾经出现过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这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台湾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及国民党数十年的白色恐怖、经历了两岸关系数十年的僵持对抗之后，再以这些理由来解释台独，就失去了起码的说服力，甚至无异于回避矛盾与推卸责任了。 6.这次台湾选举前夕，作者曾对有关同志讲过两句话:……如果泛蓝真的上台，我们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同泛蓝就一个中国问题进行妥善的“对接”，要绝对避免泛蓝上台后我们又一步步走到批判“连宋”搞分裂搞台独的地步；甚至极而言之:如果泛蓝上台，由于他们毕竟还在讲统一，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提什么，我们都要认定他们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关键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三通就三通，该谈判就谈判，因为大格局、大趋势在我们手中，他们说什么提什么其实都不具有根本的意义。今天作者再补充一点:这个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对民进党也适用。 六、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 1.这里所指台湾人，先讲在岛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不论就血缘、地域还是历史、文化而言，台湾人无疑就是中国人。但由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台湾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二重心理结构，对祖国中央政府存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恩怨情仇。了解并解开台湾人这一历史情结，仍然是我们争取民心、“激活”台湾人中国认同的关键所在，也是两岸关系能否缓和稳定、和平统一能否逐步达成的关键所在。 2.世纪初:被母亲抛弃的无奈。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为求自保割弃台湾。当时岛内军民哭天抢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将他们抛弃于东洋。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极力撇清同岛内抗日军民的关系，甚至将逃脱到福建沿海的抗日领袖绑交日本人杀头(如简大狮)，他们被迫自行组织奋起抗日。其中短暂出现过的“台湾民主国”，因无“国”可依被迫宣布独立(已没有资格自称中国人)，但仍以“永清”为年号，明示“永向大清”心志。 3.世纪中:回归后的双重幻灭。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台湾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中国身为“五大国”之一，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观与期待，“全岛鼓乐，数月不绝”，“我们终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国人了！”民族主义达到高潮。可惜的是，他们迎接来的“国军”远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而是一支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惨胜”的部队，同时弥漫于中国大陆的封建、腐败、官僚、特权也跟着接收大员涌入台湾；国民党接收人员在台湾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谓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之类)，而生居于此地的台湾人却由于不受信任、许多人已不识中文不懂国语等原因，继续处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台湾人于日本统治时期生长出的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渴望，至此双重破灭。 4.世纪末:“民主”业已实现，“民族”再临抉择。这是继半个世纪前民族主义理想破灭后，台湾人再一次直接面对祖国，进行再一次抉择。不同的是，上一次开始时是带着欣喜无条件地回归祖国怀抱，这次则多了一项“对等与尊严”的坚持。与上一次相同的是，作为祖国一方的言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他们的进退取舍。而在全局战略上占据的主动，则使我们能够对十分在意祖国态度的台湾人展现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新世纪是一个乐观的世纪。在历史的长线上，我们听到了两岸融合的深沉脚步。 5.台湾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两岸关系和统一问题上有主要以下几种心态。 一是弃儿心结。如同一个孤儿，被母亲抛弃，之后经过自己艰难挣扎长大了，而且出息了；这时候谈到认祖归宗，他很自然会抱持一种可认可不认、可归可不归的态度。在此情况下，要真正促其回归就须在两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断其不归的后路，同时必须以亲情感化，以母爱滋润，甚至某种程度上让他以一种自主自愿、荣归故里的姿态回家。如只是声色俱厉说你必须回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则必然导致其心理逆反。从历史的总体脉络看，是祖国有负于台湾人民，而不是台湾人民有负于祖国。祖国有责任帮助台湾人民尽早卸下台独的包袱。 二是强烈的“出头天”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两岸关系现实上，就是认为“一国两制”是对台湾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强烈执着于“尊严与平等”，突出表现是许多人可以接受血缘、历史、文化及未来的中国，但对目前“政治”的一个中国则不愿承认(因为“中国”在国际现实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 三是明显的西方制度认同。台湾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陆未来诱人的发展前景。但是，他们在根本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还是认同西方的模式，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大陆将来也会走上那条道路。体现在两岸关系取向上，就是希望两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后再谈统一(即所谓“未来的一个中国”)，现阶段则两岸“分治”。这是“维持现状”成为所谓台湾“主流民意”的深层社会基础。 七、美国因素 1.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改此前不久刚刚宣布的“袖手政策”，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所以有所谓“袖手政策”，是当时一方面看到蒋介石集团已经扶持不起，另一方面一度认为中共可能只是“民族主义者”而非苏联式的“真正共产主义者”，从而对我外交政策走向产生幻想与期待，公开承认台湾问题是一种“严格的中国责任”，美国将袖手不再介入。这实际是表示美国将接受我解放台湾的现实。朝战爆发后，美国认为苏联已开始全面操纵东亚“赤化”的战略，同时看到我“一面倒”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所以180度转弯改称“台湾地位未定”。这一做法曾被毛主席讥称为“5月的杜鲁门反对1月的杜鲁门”。这表明，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最高原则，其对两岸是否统一的考虑取决于对其整体战略是否有利，并没有先验的、绝对不变的立场。 2.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度欣喜若狂，多方努力想挤进联合国联军参战，企图顺势借助国际势力一举收复大陆。美国为避免战争无限制扩大而予以坚决拒绝。后来美军进驻台湾进行所谓“协防”，首先也是出于台湾的需要。“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要想真正排除美国的影响，必须从台湾内部釜底抽薪，消除台湾自身借助外力与我对抗的内在需要。内外因素如果主次颠倒，我们就会不断地受制于美国，近年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八、两岸关系中的基本矛盾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1.以前，我们曾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结果是十年“文革”造成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倒退，代价极其惨痛。我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经验表明，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矛盾与运行规律，历来是解决问题、不断前进的首要前提。十多年的情况表明，对台工作也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认识上解决这一问题。 2.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被软禁半个世纪之久的张学良获得自由。当时各方面都想通过努力让张回大陆访问，以图在两岸人员往来刚刚开始之际产生轰动效应，甚至促使两岸接触和谈。当时作者就断言:张不可能回来。因为在他完全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公开接受媒体的采访中，作者听到了他讲的一句话:“当时蒋委员长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我就是主张打日本；当然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主张不一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逻辑是，“西安事变”打破了他们的战略部署，使中共得以“坐大”并导致最后江山易色。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从被打败后从来就没有认输，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所讲的关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至今仍没有彻底结束。我们当时期望蒋经国接受“一国两制”，真可谓是缘木求鱼。 3.发展到现在，国际上开始将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看作世界经济的“双引擎”之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识到台湾的前途在大陆，大势不可逆转。国民党(以及广大台湾民众)现在及今后的基本取向就是“等”，等到大陆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统”。连宋在选举前都声称统一要留给子孙后代来完成，充分反映这已成为共识。 4.上述国民党及台湾大多数民众所秉持的统一观，其趋向不因民进党的上台而改变。固然，民进党现在有“台独党纲”的取向，但国际上一个中国的格局不可更改，两岸总体实力对比与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岛内进一步发展对两岸三通的要求不容回避，这都将迫使民进党作出进一步的转型。时间在我们一边，主动在我们手上。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在思想上进行这种认定: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是中国终将统一的趋势和要求与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焕发出适合于大陆的生命力与发展前景，我们在发展道路与发展水平两方面都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大陆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与完善后，终将使两岸统一水到渠成。 5.十多年两岸间的互动与斗争充分表明，现阶段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与这一格局在局部范围内的不完整性、也即“中华民国”在中国主体范围不存在但又确实真实存在于中国局部地域之间的矛盾。漠视对方的客观存在、试图回避或者抹杀这一矛盾，是十多年来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两岸政治关系迟滞不前的直接原因。客观地面对并妥善地处理这一矛盾，是解构两岸关系对抗局面的关键所在，并将极大地化解两岸关系中统独斗争的因素，为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九、融合——两岸和平统一的唯一道路 1.这些年来两岸互动中出现的种种情况不断表明，“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必须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以为对台工作开辟新的道路，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2.不同的性质与内涵，决定两岸统一终将按其本质的规定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经历不同于香港的统一路程。因此，对香港“示范”作用不宜过度期待与夸大。 3.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反复宣传介绍“一国两制”构想时，曾有岛内外舆论建议两岸走“融合”的道路。经过南巡讲话、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几次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跨跃，两岸总体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入世”与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为标志，对台工作已经具备再一次战略调整的基础，使我们可以采取更进取也更有效的姿态，把两岸关系推进到一个经济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从经济实务到经济制度、从法律法制到民主政治建设、从发展道路到发展程度诸方面各领域，逐步把台湾吸纳包容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发展中融合，经融合而统一。 4.三通后将首先导致两岸经济的一体化，逐步实现经济的统一；其次将导致社会的融合，当台湾人从台北到上海与台北到高雄一样感觉两岸成为一体的时候，将逐步实现社会的统一；然后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全面进步的进程，最终逐步实现两岸政治的统一。 十、全面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A、首先应当在对台研究队伍中进行充分自由的、广泛深入的论辩与思想激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法律领域、甚至对政治体制的问题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问题也应该在基本判断、重要政策上进行各种重大不同意见之间的充分交流与相互探讨。 B、目前社会群众对两岸关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各种议论越来越多，对台部门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重。涉台宣传工作有必要让人民更多地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了解台湾历史与现实社会情况的复杂性，认识统一的长期性与现阶段并非面临着非统即独的选择。从宏观上看，对台工作势必将由政府运作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演进为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 2.关于一个中国原则问题 A、“一国两制”的与时俱进。(1)建议在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讲话中，逐步更新内涵，扩大容纳空间。(2)或发挥以往关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的主张，进一步表示“只要双方以一个中国为目标，那么即使台湾方面对一国两制的模式有不同的意见与主张，也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优先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大力促进两岸共同繁荣进步，使统一在发展过程中水到渠成”。 B、一个中国“新三句”的落实。(1)可以对“新三句”作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说“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不仅是指两岸在地理上、血缘上、文化上同属一个中国，同时也包含现阶段分别存在于两岸的政治现实以及台湾方面在国际社会一定范围内代表中国的现实。从两岸的整体现实出发，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找到统一前双方共同支撑与维护一个中国的适当形式。(2)以汪道涵当年对一个中国的86字表述为基础进行表述。(3)以上述精神为基础,还可以有其他更多表述。 C、“一中各表”与“宪法一中”的适度肯定。目前台湾当局回到当初国民党“一中各表”的提法已比较困难，但再使用各种具有隐约统一意味的概念则不无可能，由于陈水扁已经申明“修宪”不碰触“领土主权”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出现时不妨予以适度肯定以资引导，甚至可以视同以某种方式回到了“九二共识”，以恢复两会商谈。 3.关于外交上的安排(“外交休兵”) (1)经过多年斗争，涉台外交斗争大局稳固。总体上看，继续打掉台湾现存22个“邦交国”已无实质意义，而且极易招致台湾民众对我反感与敌视。最好的办法是经过有关渠道沟通后维持在这个水平，要求台不再谋求新的“邦交”，我则不再对其“挖墙脚”。(2)从以往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情况看，台湾最终进入世界卫生组织不可避免。在台湾方面态度有所改变后，可经过沟通由我主动在世卫组织提出动议，允许台湾以适当身份参加(这是一个重大机遇，不可轻忽)。 (3) 两岸关系缓和并在商谈、三通等有一定进展后，可允许台湾官方人员以“台北领导人”、“台北立法机关负责人”、“台北经济部长”等等名义出访。 4.关于“三通”问题 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不以政治分歧影响两岸经济交流的精神，只要对方不是讲“国与国”，能通则通，能早通就不晚通，能通就好。 5.请我领导人择机向台湾人民发表重要政策性谈话 在营造充分的条件与气氛后进行。要点为:(1)对台湾人民近代以来包括在战后回归后特殊历史背景下长期遭受的苦难与不幸，表达祖国人民的慰问与关怀。(2)从台湾人民创造“四小龙”经济奇迹与大陆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两条线索，指明两岸合作、共创民族复兴大业的巨大潜力与光明前景。(3)阐明前文所述一个中国的精神，宣示两岸在发展中走向融合的统一道路。(4)希望台湾人民不分省籍，相互包容，一切向前看，共同维护台湾的稳定发展，为台湾和中国的总体现代化继续做出贡献。(5)呼吁两岸商谈，只要谈起来，一切好商量，包括妥善解决台湾在国际间如何活动等重要议题。(6)表明我有信心有决心在和平方式下以发展和融合逐步迈向统一。 6.以上各项仅为基本精神，具体细节尚非常复杂，有待条件具备后由职能部门详加推敲。 十一、结束语 当这篇文字可以收笔的时候，作者感到片刻的轻松；但随之而来依然是难以抛却的沉重。笼罩在两岸关系中的层层迷雾实在是太深太重了，我们大概还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来凝聚相应的思想洞察力与认识穿透力，甚至不排除要经过两岸间一次更大的冲突后才能达成。 如果说，以往十数年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早已被作者的思维逻辑所涵盖、所前瞻；作者相信，在并不需多久的将来，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将继续印证作者今天所言不谬。作者由衷希望，未来的印证，对我们来说能够属于正面，而不再来自于负面。 ＊2000年、2004年两次台湾“总统”选举后，本文作者曾分别以《两岸关系总批判》、《实现国家统一理论创新与对台工作战略调整》为题，对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作出总体分析并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参考，受到高度重视。文中所述史实及对台海局势演进过程的分析，对深入学习领会2005年胡锦涛“四点意见”以来中央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具有参考意义。原文35000字，这里撷取其中重要段落与核心论断刊发，供关心两岸关系问题的读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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