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偵辦阿扁國務機要費過程，衍生扁嫂、兒女、女婿等人偽證案，日昨經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然回顧我國刑事制度沿革，本案不僅說明檢察官訊問證人「威權擅斷」，更凸顯檢察機關偵查法庭仿如「違章建築」。

一九三二年，我國制訂「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行政部部長（法務部），監督最高法院所設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一九五三年經監察院認有違憲之虞聲請司法院解釋，一九六○年大法官釋字八十六號解釋認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可是，當年「戡亂戒嚴」行政權獨大，「遲至」一九八○年立法院方依大法官意旨修正「法院組織法」。同一時期，亦廢除審判法庭檢察官與法官同座的「席位配置」，以維持法官獨立審判的客觀地位。

再者，一九九五年有關檢察官「羈押職權」的法律爭議，當時於司法院新設的憲法法庭，「法務部長」馬英九力戰「立法委員」張俊雄，大法官仍毅然決然宣告「違憲」，認為檢察官「上命下從」與法官「獨立審判」迥不相侔（釋字三九二號）。迄今，司法院大法官仍依本項論理，分別宣告檢察官不得擅自搜索、扣押（釋字六二七號）、通訊監聽（釋字六三一號）、限制辯護（釋字六五四號）等強制處分的實施。同時，今日為釐清法官與檢察官的權責分際，審判法庭也改採「ㄇ」字型基本架構，並使被告與辯護人同坐，貫徹法官公平審判的訴訟理念。

換言之，對照上述訴訟法理、法庭配置之演進，現行檢察官於偵查時，證人虛偽陳述之偽證處罰，乃延續「民國肇始」檢察官、法官你儂我儂、職權不分之糾問斷案。再者，檢察官於「偵查庭」秘密不公開並高倨法壇，仿如停留「戒嚴時期」法庭審訊，法官、檢察官並肩而坐、高高在上的舊式思維。

我國今年五月正式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規定接受「檢察訊問」不能等同證人，「檢訊筆錄」亦非當為證據。因此，本案「檢告證人」，司法實務「眾人皆醉」不思刑事思潮演進，當事人不免應勞煩大法官，依「國際公約」普世價值進行「正當程序」論辯，解決相關憲法疑義及檢察機關違章配置。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