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讀了兩篇小文章。一篇是葛劍雄回憶恩師譚其驤先生的文章，一篇是葛氏寫譚其驤與顧詰剛間的交往。

我手邊有一本向孫師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譚其驤主編。他是一生致力於歷史地理學的大學者。在葛式的文章中，感覺這位老先生治學嚴謹、和而不同。他的治學態度也就是他的人生態度：絕不苟且！

我相當欣賞這位大師。最讓我佩服的，是他在顧詰剛死後，閉口不談他與顧氏間的衝突這一件事。事實上，譚顧二位可謂師生、可謂同事，但兩人對學術的理念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說，非常不合。顧詰剛死後，有人請譚其驤撰文追憶顧氏。他不願意寫，因為兩人曾因編《禹貢》半月刊而有不快，若要寫，勢必寫起這一段，那麼，定會參雜自己主觀對顧氏的評價。因此他這麼對葛劍雄說：「這些事我都告訴你了，將來你可作為歷史寫出來，不必因為我是你老師而說我好話，但千萬要說真話！」

顧詰剛是個大膽假設的人。打從在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中讀到他將夏禹說成一條大毛毛蟲，就對他這個疑古派的史學界前輩沒有太好印象。在葛氏文中讀到的顧詰剛，也不大令人喜歡。然而我要說的是，葛劍雄很了不起，他雖是譚其驤的學生，但他寫的這段歷史，讓我對譚、顧二人都相當感佩。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家啊！真切寫出兩造的想法，讓人對這段歷史有同情的理解。在我心中，真正好的歷史並不會明確標記好人、壞人的。

第二篇文章，誠如題旨：為師者與開風氣者。

顧詰剛為後者，他善於交遊、勇於假設，也具備辦刊物的氣魄與行動力。他認為，要推廣學術，不能只出一流的文章，也要有一些通俗、充雜誌厚度的作品。如果只重品質，寫不出好東西就不出版，一直拖稿，如何辦得起雜誌？有好的作品固然好，卻不可能那麼理想。更不能為堅持此理想，不顧雜誌出版期限的信用。沒有讀者的支持，何來雜誌？而讀者大多都非史學專業，太嚴謹的作品看的人肯定不多。

另一方面，他提到，刊登學生不成熟的作品，對他們也是一種鼓勵，慢慢使其入學術境地。他尤其提到當今中國（指民國初年），必須先打開學術風氣，必須大刀闊斧地做出一番成績來。他指的成績就是出版。即使錯誤百出、作品不成熟，還是要出版，後人自會來修正。他認為他的使命就是為了大開學術風氣。為此，可以小細節他都可以忽略，比方說出版社向他邀稿他卻請別人寫然後掛名；比方說刊登只會阿諛奉承毫無實學卻能為他搞出版事業的人之文章。

譚其驤則不然。他一定要盡己所能，寫出最好的作品。他不贊同重量不重質的出版業，因此禹貢編一編便開始拖刊，而遭到顧氏的責難。顧詰剛也自作主張，幫譚其驤接下《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出版允諾。譚氏只說「寫寫看」，顧氏卻覺得「拿幾學期上課講義湊湊編編即可，何必大規模考證？」然而譚其驤非常有學術原則，不好的作品就是不出，逼得顧氏寫長信「開導」他。

譚氏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不喜歡與人攀關係，也不喜歡做多餘的社交。他是一個性情任真的學者，該說的話絕不婉轉，葛劍雄稱他對自己的原則「老而彌堅」，絕不讓步。不過也因此換來了一些人的不諒解，予他「驕傲」之類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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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呢？兩人的思想我覺得都很好，都是時代需要的人。我並沒有堅持想成為他們兩人中任何一人，只是覺得：原來學術刊物背後也有這些故事，真是不簡單啊！出版業沒有我想的太麼單純美好，理想與現實總是不斷征戰著的。

未來我也想從事出版業的。站在佛法的角度，當然是一定要雙贏：要有好作品、但也要追求速度。我希望我能從事兼顧內容與速度的出版業。雖然太理想化了...但，總要抱持理想吧！在尚未踏出校園大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