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不，嚴格說來在所謂近代「日本國」或「大日本帝國」形成的過程之中，此種「上下一心」或是「幫兇」「爪耙仔」的現象便一直存在，且隨著戰爭不利──「芒果乾」的加強而一步步地惡化。走過台灣白色恐怖與國民威權統治年代的人，一定對此記憶猶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甘心為虎作倀──而且還不是有償地協助，而是心甘情願地扮演「細胞」「小警總」的角色？

只能從意識形態裡找答案。在協助威權、助長獨裁的過程中，「熱心民眾」「愛國民眾」一定得到了些成就感，一些類似海洛英或腦內啡的東西。是的，「快感」與「情緒報償」一定扮演了某種重要的角色。

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戰爭》引了文人清澤例的日記。他在1943年6月19日寫道：

「現在，於世間具勢力者，不是混蛋就是就便是投機分子。」他於同年9月12日的日記中並流露出「現下最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對於低劣之議論無法給與任何批判的這件事情。那會讓輿論愈加墮落下去」的痛恨之情。在借權力之虎威而盡是低劣或似瘋狂狀的文章氾濫的昭和一〇年代的日本，有形的實際損害暫且不談，僅就心理上的觀點來說，應該說其是個令人無法忍受、極不愉快的時代，即使說那時整個日本在某個意思上是陷入精神錯亂狀態的時代。(引文終)

當統治者將輿論風向──藉由「低劣之議論」導向一方時，大部分的草其實是不想抵抗的──他們會飛快地轉向，然後開始譴責那幾顆少數還「膽敢」挺立逆風的樹。

二戰日本的「欽定」風向便是芒果乾，而具體的實施便落實在媒體的管制與學校上。新聞出版界鼓吹「聖戰」「八紘一宇」「大東亞建設」等，新聞報紙只報導「無敵皇軍」的「大戰果」，在看見真實和聽到直言之機會被剝奪的客觀情況下，「國民大眾變成擁有熱心協助戰爭之情感的事情，誠屬不可避免。特別是學校中之軍國主義教育成功的情形，能夠培育出年少國民為了具有最為純真地、為了完成戰爭而獻身之情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家永語)

但警察與憲兵的監督有時而窮；是誰能協助統治者，達成監視攝影機一般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監控呢？

家永先生說：

社會大眾之中，剛好在軍隊，農民出身的下級軍士官或老兵，能將從在「地方」時期被欺凌之境遇所蓄積下來的抑鬱情感，透過位於具微小支配權力之位置，傾吐出氣於新兵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同樣地，有些人一當上鄰里會班長、警防團員或退伍軍人分會長等「協助戰爭」的地位，就叱咤一般市民，擺特權架子來發揮下級軍士官性質的優越意識……

在社會之全體正好轉變成與軍隊同樣狀態之戰爭時期，軍隊的內務班式的秩序回流至市民之間，那時可以看見到處湧現出下級軍士官式的「愛國者」。而其中之大多數是小商店的店主、市鎮工廠的廠長、小自耕農、區公所公務員等。他們雖然處於不得不對支配權力或上流社會人士具有自卑感之境遇，但平常就在小單位之中的天皇體制內位於主管、家長之地位，這些情形，亦是他們之所以會欣然地承擔推進軍國主義之下級軍士官式、立於前頭搖旗之任務的客觀性條件。

如此看來，對於戰爭，透過多數國民的積極性協助而推動進行的這一方面，是難以否定其存在的；我們雖然可以說：根本上乃是依據權力所操縱後之結果……但是由於權力之強制，而就會被逼迫至非出自本心之戰爭上面的事情，卻也未必能說得通，不是嗎?(引文終)

一般人民，就這樣一面被這種「愛國者」叱咤咒罵推搡著，一面走入了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而戰的地獄。

這種廉價簡單的「愛國」方式──只要跟著黨或政府的風向，去挑揀他人言詞中的隻字片語，然後加以「你竟然敢用/敢講這個詞」的潑糞，進而彰顯自己的優越性，不就是聲討「成都人」的那些網氓的心理狀態？

只是「大東亞聖戰」的名目，換成了「本土政權保衛戰」的名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