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先生說：(軍國主義)日本徹底壓制國民的表現自由，將少數意見做為賣國性的言論加以封殺，而竭盡全力地貫徹那只有非科學性之狂熱信仰的政策。
政策上，此種壓制具體實現在「治安立法」與「公共教育」，以此來統制國民 思想，誘導所謂「全民一心」的假象，使國家走上掌權者所希望之去路。
家永先生慨歎：隨著戰事的惡化，對於國民思想之統制與國民自由運動的鎮壓更加強化，「最後，國民之自由權被壓制至接近於零的地步……無法告知國民真相，亦不能允許自由之批判，此為理所當然之事，但正因如此，它不僅失去抑制戰爭逐步升級之機能，連怎麼也無勝算的事情任誰都明白之後，亦無主張終結戰爭之自由，因此，造成不斷發生無用且無益之犧牲，並將本來就具悲劇性質的日本之命運，逼至大概是人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愚劣、悲慘之極極限的後果。總之，民主之缺乏為戰爭的原因；同時，戰爭之進展愈發促進民主主義之破壞的惡性循環重複。我們可以說，如果依據人民之自由意志來選擇別的道路變成可能的時候，也許能對迴避乃至於削減極限化戰爭之慘禍一事有所助益。」
除了政策上與公權力的壓制，從下而上消除所有對「國策」持否定性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並令御用團體活動至最大限度，這是更有效，更具草根性，更無須統治者弄髒雙手的「便利」之途。
看看以下這段：
1937年夏天，日本政府將《有關處理時局之記事方法》傳達給報紙、雜誌等相關媒體，其上便載有，「不要有損害我國之國家利益或毀損國際威信之類似言論，此事須特別加以自制」，例如「像反戰、反軍性質之言論，或者會招致軍民離間之事項」、「讓對我國之對外國策產生如侵略主義性質疑惑之事項」「介紹外國報導、特別是支那報導之論調時，不應有故意誹謗我國、刊載對我國不利之記事，或接受、肯定此等類似言論，進而有可能讓一般國民誤判事情案件之事項」。
看到「特別是支那報導之論調」的要求，聯想到那些痛詆「膽敢宣傳新疆旅遊」的網紅評論沒？
怎能不讀歷史啊。(我說的不是中國史，是日本史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