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出什麼樣的總統，代表台灣人的素質；如何選出的過程，對其他國家的民主法治的發展有示範的作用。
政黨提名什麼樣的候選人，代表該政黨支持者的素質；政黨如何提出候選人，可以看看該政黨的制度是否能在民主的制度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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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對民主政治有直接的批評：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富人遊戲”，金錢政治貫穿美國選舉、立法、施政的所有環節，實際上限制了民眾的參政權利，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已經轉變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而大企業、少數富人以及利益集團出手更加闊綽，成為選舉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些所謂“民意代表”成功當選後，往往為其背後的金主服務，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為普通民眾發聲。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人認為美國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美國國會”。
這些批評，無論正確與否，它是中國審查一個民主政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的標準
郭台銘是富人，郭台銘想當總統，但是在上一次2020年的總統選舉，台灣就已經證明了首富想當總統也要參加初選，而初選不過，富人連總統候選人的位置也買不了。
事實上，支持郭台銘的民意代表，例如陳玉珍，你很難把她跟「為金主服務」聯想在一起。
中國對美式民主的批評，無法適用在台灣上。
台灣民主政治的危機，來自其他的地方，這是鄭永年在2012年《台灣民主與中國的政治發展》的看法：
但不幸的是，台灣的民主往往和台灣的統獨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台灣的「獨立」往往成為政治人物操縱選舉的主軸。這個局面在很多年裡一直影響著人們，尤其是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作一個客觀的認知。自李登輝和陳水扁把台灣民主和獨立運動捆綁起來之後，至少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化的認識趨向於負面。除了中國的自由派繼續對台灣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儘管也認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獨關聯在一起這樣一個事實。
鄭永年過去的看法十分正確，過去幾十年，對台灣民主政治正常發展的最大阻礙之一，就是台獨運動附在民主運動上，產生破壞台灣團結的不當動員。
鄭永年最近幾年被認為是習近平的國師。近年來，上述的「觀察」轉換成中國攻擊台灣民主政治的武器。如果台灣民主成功，勢必造成對中國造成影響，誣衊所有台灣政治人物都是「台獨」份子，特別是對中國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讓他們「被台獨」就可以降低他們對中國的影響。真正台獨份子，被一般大陸民眾漠視與反對，不可能有什麼影響，這也包括一部分支持一中各表的馬英九們。
馬英九的「一中各表」基礎放在「憲法一中」，而憲法一中的法理，來自老蔣的法統，這種和中國共產黨爭正統的思維，怎麼可能被中國接受？老蔣根本就是被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用掃帚打到台灣的。這種思維讓年輕的馬英九當年提出國大代表的「大陸代表制」，也在國大選總統的時候，提出「委任選舉制」一輩子，一輩子都無法看通「主權在民」這種淺顯的道理。
鄭永年過去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對中國有參考價值：
今天台灣民主的質量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建設有關聯。先經濟發展，後社會建設，然後再民主化，這個過程是所有優質民主必須要經歷的。
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進程中的腐敗。就選舉民主來說，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國家，和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但是，這兩種民主的質量絕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質民主，而後者更多的則是優質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和一塊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張選票。不難觀察到，在低收入國家，選舉過程中往往買票現象嚴重。在中國的地方選舉中，這種現像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萬美元的時候，很難買得動選票
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在蔣經國先生時期，已經開始確立一整套社會保護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製度。社會制度建設在把產業工人轉化成為中產階級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有社會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有勞動工資的提高，這使得台灣在很短的時間裡，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同時，台灣政府也大力推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經濟結構上保障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所有這一些，都使得台灣能夠避免歐洲式的長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促成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民主化的和平進展。
有了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有效的社會制度，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說儘管民主先發生在西方，並不是說民主只屬於西方。任何社會一旦其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其人民必然會產生政治參與的要求。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鄭永年近年的看法的改變，卻很容易把他和「為金主服務」聯想在一起。不過他的思考被中國當局接受，這是2016《蔡英文與台灣的未來》，不論正確與否，這也是中國審查是否接受台式民主的標準：
民主為什麼影響了台灣的發展？台灣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民主會對台灣的未來怎麼樣？民主不見得一定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但台灣的民主的確是這樣。首先，民主在台灣是怎樣演變的？台灣是怎樣的一種民主？儘管台灣已經實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但它到底是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其實，台灣不見得有西方式的民主，因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大家都是用一黨制的腦袋搞多黨制的東西，還是相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一方勝了就把對方往死裡打的文化，而沒有妥協文化。台灣的民主已經簡化為選票，這個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再者，台灣還是“名嘴政治”，大家就是整天地說，搞得整個社會太泛政治化、泛民主化。
所以有人把台灣的民主比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確實有點類似。台灣民主不是像西方民主那樣是通過大家的妥協，達到共識，台灣民主是為了分化社會，政治人物不惜一切成本地分化社會，只要拿到選票就可以了。以前陳水扁搞族群政治，強調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分，要構建一個台灣的nation state, 儘管台灣人如果真的要搞nation state，那麼不應該是他們，而是由台灣的土著人做主。在塑造話語方面，台灣一直在搞激進的理想主義，搞分化。在統獨問題上，更是這樣。
台灣民主化以後，在政治形式上向西方學，但在本質上，做不到像西方那樣。當然，我們要肯定，台灣的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在民主化以後進步得非常快，像台灣的健保制度，民主化發生以後沒幾年就發展為世界上最好的健保制度之一。不過，沒過幾年基本也是藉債度日。在很大程度上，台灣民主變為純分配政治，就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說的，民主政治變成了福利的拍賣會。這在台灣就發生了。好的民主政治，在生產和分配之間要實現平衡，但台灣在生產方面沒人管，企業家出走，人才出走。台灣的人才出走問題很厲害。
台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越民主化就越地方化。以前兩蔣時代台灣的精英是高度國際化的，現在台灣精英越來越地方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蔡英文還是會很努力，但人們對台灣的經濟還是持悲觀的看法。大餅越來越小，但是分配卻不能減。所以，儘管蔡英文的演講大部分還是講台灣的事務，但她是不是還是想回到台灣的生產政治，而不光是分配政治呢？從台灣的政治生態看，她很難回得去。她是搞運動政治出身的，要安撫她的支持力量，要繼續做好社會保障。但如果經濟大餅不做大的話，這些都很麻煩。
從2024年總統大選，最後提名侯友宜作為候選人，就可以看出中國國民黨無法避免地方化的影響，最後選出的總統只有安撫作用，無法把餅做大，慢慢掉入鄭永年所說的【希臘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