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對大躍進中餓死的幾千萬人,而中共諱莫如深僅以三年自然災害輕輕帶過的嘆語. 其實有關大躍進的西方著述不少. 但去年曾任職新華社多年的楊繼繩先生一本良知,多年搜集資料後.終於出版了這兩冊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這裏是一點轉載(應是序言,在下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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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原打算名爲“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爲“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壹是爲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爲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爲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壹個墓碑；第四，在這本書寫到壹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爲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于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爲自己立壹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遇不測，也算是爲了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壹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楊繼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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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曆史健忘症，這是權利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裏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爲了今後原理人禍、黑暗和罪惡。

（壹）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爲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稀水第壹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妳父親餓得不行了，妳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妳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它擡回來的。”

我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夥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裏，我發現壹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稀水稱之爲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壹個淩亂的土坑。沒有狗叫，沒有雞跑，走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們也呆在家裏不出來。灣裏壹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壹顆糧食，沒有壹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壹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手。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壹層幹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壹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裏陡起壹陣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的皮包骨”是這樣的餓恐怖和殘忍！他嘴裏都都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産隊裏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壹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産隊裏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壹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壹人吃。我大口地吃了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裏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壹斤牛肉，也不至于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籃，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裏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理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吃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與自責，我爲什麽不能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爲什麽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與自責無濟于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後就與世長辭了。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于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期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爲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裏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思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壹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龛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壹個大膿包，母親硬是用嘴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壹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寒，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性要求極爲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裏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麽沒注意他，哪知他走了，壹樁樁往事卻在我大腦裏浮現。

1950年，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壹次，壹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去去參加。會場是壹個傾斜的山坡，山坡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壹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壹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壹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都沒有說話有。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回家，狠狠地打了壹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爲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大人的也不都是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爲命。母親剛去世時，我壹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裏唯壹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壹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走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谷壹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于3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麽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了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稀水初中。由于沒有錢交夥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裏到學校20華裏。爲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裏路的麻橋，找了壹間舊房子，開了壹間小茶鋪。這10裏路全是大馬路，爲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鍾的自習。有壹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塌了，差壹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絲毫沒有埋怨政府。我不認爲這和政府有什麽關系，也不認爲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麽關系。我當時對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爲我家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爲父親的死只是我壹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産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麽？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壹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麽，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壹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壹。小學加入少先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壹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爲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青年共産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爲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壹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做爲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也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産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産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爲共産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産主義理想的鼓舞外，還因爲無知。我的家鄉是壹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意外發生的壹些重大事件。有壹次，我聽到壹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壹段經曆，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被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裏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麽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他的。我們那裏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裏。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100多公裏，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裏：月亮月亮跟我走，壹走走到半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壹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壹天的時間，其中壹半路程是崎區的羊腸小徑。有時候壹家幾口坐在自家門前，壹邊喝著自産的粗茶，壹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稭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裏短。愛熱鬧的人們則圍坐在壹起，壹邊乘涼，壹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裏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裏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壹部分人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是帶著壹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産黨取得了政權以後，壹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壹切理論和信息，另壹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准，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壹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産黨政權的正確性；壹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産黨；壹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産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産主義世界觀當作第壹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産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爲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閉塞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産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壹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誰反對這種理想或者與這種理想不壹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外意外，組織灌輸更爲有效。中國共産黨各級組織都有壹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壹批骨幹分子。壹層控制壹層，壹層效忠壹層。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壹的軌道。壹切與共産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淩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産主義。爲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麽？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壹個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的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壹屆的同學，因稱贊壹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壹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壹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于思考，僅17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到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壹位比我高壹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戴上手铐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産生了壹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的那種陡然産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爲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壹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裏，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爲權威，中國共産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經曆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壹點閱曆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處于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壹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壹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壹方面接受勞動教育，壹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饑腸辘辘，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曆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曆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壹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産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甯和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的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壹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當時的人們認爲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裏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壹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東西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産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壹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麽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壹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8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壹起到20多哦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壹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産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衆壹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的壹句話是我震驚：湖北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了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壹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做爲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是怎樣成爲政治權力的“喉舌”的。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锢比過去鬆動了不少，壹些真實的曆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産黨抗日，國民黨壹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壹兩百位將軍爲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于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産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曆史，都是按照共産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壹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欺騙，就産生出壹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曆的1989年北京風波，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壹盡。做爲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做爲學者，我有責任還曆史本來面目，並把曆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我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壹步壹步地弄清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也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爲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爲父親修建壹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麽大官，我爲父親立的墓碑壹定要比那些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的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拆除。

在我心裏的確爲父親修建了壹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壹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裏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爲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爲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爲，在館陶，在濟甯，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滅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迹。正是應了毛澤東的詩句“千樹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壹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于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出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壹次世界大戰死亡壹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壹年就餓死了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非洲、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曆史上所有的災難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曆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曆史記錄，但僅爲1000萬人。從1920年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所著《近代中國災荒年系》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爲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爲，1928年——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壹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年——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災荒私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戴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值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私人成批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的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壹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壹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懼。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壹邊挖，壹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時間就有多起。在信陽的壹些縣裏，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曆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裏，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壹場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于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壹切書刊、報紙，壹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壹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爲了永遠掩蓋這壹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亡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的國內親屬傳出了壹些消息，壹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壹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壹概斥爲“惡毒攻擊"、“造謠汙蔑”。爲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壹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做了極其周密的准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擔任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曆”，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饑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l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有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壹。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爲“出口轉內銷”的産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做爲統壹思想，壓制國內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壹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做了壹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壹種隔靴撓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曆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于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了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曆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壹本書。這不僅是曆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于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壹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曆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爲了牢記曆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壹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甯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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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大躍進和大饑荒 - 丁抒 1996 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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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都是今年的新貨! 尤其這本 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可不是隨手寫的,Richard McGregor 是金融時報前長駐大陸記者.透過多年的訪談整理,有憑有據. 這方面中南海挺背的. 除了禁看(書)之外,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