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研院院士 余英時 是今年美國國會所頒 「克魯吉獎」得獎人。老同學渙凝兄將余英時領獎演說全文以電郵傳寄同窗。不敢有負美意﹐斯有《 敢言「余英時得獎感言」一番》之文。 )

渙凝兄忒謙了﹗

雖然之前我在報上已讀到余英時得獎演說﹐但在台灣「去中國化」氛圍裡﹐渙凝兄不特注意到這則新聞﹕《余英時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是要透過他「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引余英時得獎演說用語)」 而獲頒有諾貝爾人文學術獎之稱的「克魯吉獎」》﹐渙凝兄還以電郵傳遞余英時得獎演說全文﹐這樣的見識與用心﹐若渙凝兄猶自言無插嘴餘地﹐那是要叫我慚愧閉嘴別多說了。

不過慚愧之餘﹐不讓渙凝兄白用心﹐ 還是要回一番話。 ( 離渙凝兄發件時間已3週﹐近有事羈身﹐未及時開閱電郵﹐積數十則矣。 )

余英時學養涵深﹐得獎當然是一種有形的肯定﹐但余英時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感﹐以及因這一份使命感而數十年如一日擺上全部心力﹐以求中華文化傳承永續的精神﹐是與其師錢穆及中華歷代先賢一而貫之的﹐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超然於得獎與否之外的。

1990年，余英時在得知其師錢穆過世後，寫紀念作一篇〈猶記風吹水上鱗〉，述師生在香港新亞書院為學互動往事﹐讀之淚下。茲引一段﹕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那年錢穆是才40餘歲的「青壯年」﹐眼見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鋪天蓋地而來﹐人人歡迎﹐台灣或亦將不免。錢穆有感於中華文化道統滅絕之危﹐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竟隻身辦起「新亞書院」﹐隻身要「為往聖繼絕學」。

這錢穆玩笑可開大了﹗知道「新亞書院」是多大的院嗎﹖依余英時親見之狀﹐就是在九龍貧民窟租來的四間簡陋教室。余英時就是第一個報名入學的學生﹐筆試﹑口試都是錢穆一人包辦。錢獨自住校﹐連床都沒有。余﹑錢隔海分住港﹑九﹐所以錢生病了﹐就睡在地上﹐無人知曉﹐只想讀王陽明的文集﹐若非適余往視﹐錢病亡故亦無人知。

我們不時聽到某某殷商當年如何以1000元﹑10000元艱辛創業致富的故事﹐感動不已。一代大儒﹐病臥於地﹐或歿於獨孤﹐而異想天開﹐竟思隻手扶5000年中華文化大廈之將傾﹐其心志之堅﹐其氣節之偉﹐比於艱辛致富何如﹖所以我說讀之淚下。

同時我馬上還想到以前讀到明儒學案中的吳與弼﹐他住居鄉間﹐連皇帝數下詔禮聘亦不應﹐但求講學明道﹐窮到「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又想到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有一次敲朋友家的門﹐朋友開門﹐只見陶淵明站都站不穩﹐話都說不清楚﹐因為窮到餓到好幾天沒吃飯了。

中華歷代不少知識分子﹐只追求所謂聖賢之道與氣節﹐寧願放棄功名利祿﹐這種人生哲學﹐不但在現在是很不識時務的﹐在當時更是不識時務的﹐要惹殺身之禍的﹐常常把自己弄到窮乏困蹇﹐不知所終。以現代人的價值觀念﹐可以批評這些古人的地方恐怕不少﹐比如像陶淵明「安貧」安到妻兒凍餒﹐你我幹不幹﹖那麼多的「殺身成仁」有無必要﹖不但自身成仁﹐家屬也要取義。以人權觀念論﹐「殺身成仁」是否「殺生成仁」﹖「殺生」尚有「仁」乎﹖

可以有太多的爭辯﹐但也因為中華讀書人對中華文化道統的執著﹐雖然 世界歷史上不少其他高度燦爛的文明消失不見了﹐唯有中華民族即使數度亡國於強大異族﹐而其文化悠久連續到今﹐所以我要在所寫《李登輝的文化醬缸》一文中引錢穆所說的 「一個人若活到九十歲﹐一定少不了有人要問他的養生之道﹔中國文化存在五千年之久﹐豈無優點﹖」

所以我在 《李登輝的文化醬缸》一文中說﹐沒有一個民族或文化是有絕對優劣的。 余英時在演說中強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我個人非常信服這一點。

我一向常在與友朋的討論中說﹐古今中西文化中最高尚優美與最低俗惡劣的部分是雷同的﹐存在久暫﹑暴露多寡而已。有較大分歧不同的﹐是最高與最低兩極之間因時地而生的變異。我想我所謂的「最」的部分﹐就是 余英時所謂的「 基本 」部分。只不過余英時不強調 「最」 「基本」的「惡劣」部分。「惡劣」部分就是「醜陋的美國人」﹑「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中國人」．．．這些書裡看到的「醜陋」。

余英時 在 < 猶 記 風吹水上 鱗 > 裡談及老師錢穆對他這個學生的深遠影響：

「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

錢穆沒有開玩笑。錢﹑余師生一種學術生命的共振，使 余英時 不僅接續了錢穆的道傳，更邁進一個中西文化觀照的新境界。錢穆另一學生嚴耕望曾說：「（錢）先生門人長於學術思想史，各有貢獻者甚多， 余英時 顯最傑出。」

李敖較余英時年輕5歲﹐常在所寫書中提到沒有碰到可以啟發他的師長﹐所以他中學退學自修﹐台大研究所也退學。但李敖在做學生時期﹐還有幸趕得上時間﹐得曾與胡適通信論學﹐還曾至錢穆家中論學﹐還曾與殷海光亦師亦友論學﹐雖然李敖對三人都有批判。

李敖長你我近一輩﹐他在台灣唸高中﹑大學時﹐雖說「神州陸沉」﹐中華文明與人民生活遭5000年空前未有之變局 ( 後之文化大革命慘劫﹐雖不能之前預估必有﹐然今回顧之餘﹐豈可謂必無﹖ ) ﹐東渡台灣或逃於海外之知識菁英學人﹐花果飄零﹐然終勝於無﹐李敖雖批評他們﹐但李敖﹑余英時那一輩﹐猶得親炙胡﹑錢﹑殷這些思想前輩人物﹐就算不以為師﹐思想可相激蕩﹐不絕如縷﹐尚可接文化餘緒 。

等到你我進入大學時﹐思想前輩人物﹐花果飄零進而為花果凋零﹐去世了﹑老了﹐再加政治氣氛的壓縮﹐變成沒有聲音了﹐整個台灣成了「文化沙漠」。我當時感到所受的思想文化教育是極貧血﹑空乏的。

現在中國大陸大量印行各類中華文化古籍﹐註釋詳盡﹐是好的一面。但著書立說者﹐有時讓人很擔憂﹐書裡常常說著一個很普通沒什麼高深道理的論點時﹐好端端就硬生生地「根據毛澤東思想﹑根據社會主義」起來。

幾年前﹐我去中國大陸某城市旅遊﹐台灣的一位教授朋友托我代訪因為開學術會議而相識的一位當地有名教授。在旅店會面時﹐承送著作2本。回來後讀不下去﹐因為裡面也是好端端就硬生生地「根據毛澤東思想﹑根據社會主義」起來。這位教授還是「政治異議分子」呢﹗不是「政治異議分子」的著書立說﹐會更怎麼流利地「根據毛澤東思想﹑根據社會主義」起來﹗

我心裡並無責難於那位「政治異議分子」教授。他告訴我﹐受他這位父親牽連﹐他兒女成份不好﹐都不能唸大學﹗我聽他講說時﹐心裡非常非常難過﹗你我孩子因為你我而被迫不能讀書的話﹐你我感覺如何﹖可見﹐「政治異議分子」教授著書立說﹐好端端就硬生生地「根據毛澤東思想﹑根據社會主義」起來﹐是他心甘情願的嗎﹖

中國大陸光是廣印古籍﹐是不能做到余英時所謂回歸中華文化 主流之「道」的 。文化大革命的「歌聲魅影」不散﹐中國大陸的人民即使心裡有很多「言論」﹐但沒有說出來的「自由」。

而在台灣﹐雖說有法定的「自由」﹐卻毫無有料的「言論」。在「愛台灣」﹑「去中國化」的反智政治掛帥下﹐職司教育的部長可以把地圖橫著看﹐就說台灣是世界的中心﹐不問這樣何地不可稱中心﹐遑論這樣的中心又有什麼意義。

自中華文化5000年歷史角度言﹐我沒有擔心中華文化趨向衰敗的理由。可是我一想到﹐當余英時﹑李敖這一輩「大師」也終於離開人生舞台後（我個人認為﹐像余秋雨的那類暢銷著作﹐在思想性上﹐是絕無法與余英時﹑李敖並論的）﹐我不禁慚愧自思﹕華人之中﹐孰欲﹑孰能「為往聖繼絕學」呢﹖是否可能要如余英時回答媒體詢問時所說的得獎主因﹕「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 而 由美國國會圖書館繼續通過頒授「克魯吉獎」來鼓勵將來的西方人士「發揚中華文化」呢﹖

渙凝兄以美稱相呼﹐我當然知道是渙凝兄的風趣﹐但以實論﹐在吳與弼﹑胡適﹑錢穆﹑殷海光﹑余英時﹑李敖這一代一代為中華文化鞠躬盡瘁的「大師」光輝下﹐個人淺薄末學﹐如前文所述﹐自思慚愧難當之不及﹐是連開玩笑地向渙凝兄做個謙虛回應說「受之有愧」四個字﹐都是絕對沒有資格謙虛﹑絕對沒有資格說的。